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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四书大全说》）。以夫之的标准，宋明理学虽然为义理之学，虽超出了训诂“小学”的层次，但仍属于“下学”，而未达到“上达”的层次。而从“上达”的层次去理解“学”与“习”，亦就是从存在论的角度去理解。学习，这是人类所独有的存在方式。动物虽然也有“学习”，但它更多地停留在模仿的层次，因为动物是无法通过第二信号系统来遗传所获得的知识的，而人类却因之而实现了文明的积累与进步，相对于动物而言，人类一来到世间，就是“文明的婴儿”，而动物必须总是从头开始。对于人类的这一存在方式，孔子曾讲“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即意识到学习对于人类存在的意义。当然，学习作为人类的存在方式，又可理解为一种工具或手段，它主要的功能是帮助人类实现物质文明的进步。但我认为，这不是学习的唯一或主要的意蕴所在。学习对人类来说，作为一种存在样式，它的意义不在于学到什么，而在于正学习着（ｂｅｉｎｇｓｔｕｄｙ）。这种存在论意义上的学习行为正是作为知识分子的一个存在特征而在维护学术的客观性中得到证实，它所产生快乐不是一种外在的可以获得某种物质上的满足而来的快乐，而是一种“解题”式的或“理解”式的快乐。而现在摆在孔子面前的不是一道“数”题（有关自然知识方面的题），而是一道社会难题，即如何使春秋社会走上“正道”？欲解此难题，如果不跳出与孔子息息相关的现实生活局限，不能从自身对社会的深切关怀情绪中获得一种平静的学术心态，是不可能成功的。欲此，惟有把自己的学术视野从现实回向历史，这样，在孔子，“学”的含义与“好古”便具有同一性。由于有这样的学习视角，孔子对现实社会的历史学理解确是触及到了某些历史的必然性和客观性因子，而这一点反过来又为孔子的乐观主义人生观奠定了坚厚的基础。
历史观的建立对于孔子人生观的影响主要有两方面。一方面是乐观主义。孔子一生由于有一种深刻的历史使命感，使他对“道”的实现有着坚定不移的信念，加之学术的自足所带来的人生的满足，所以，尽管他一生所遇多难，但他的人生观是达观而积极的。另一方面是悲剧精神。孔子毕竟是一位思想家，有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积极主动的参与意识。但是一旦他逸出学术的殿堂而以“道”为中介而步入社会，把社会的学术关切变为一种现实关切或行动时，矛盾才真正产生。在开始之时，孔子以学者的思路和他在鲁国为政的成功经验得出了一个乐观主义的想法，认为“道”的普遍宏扬似乎是“期月而已可也”的事情，但经过历次的碰壁之后，他才意识到“道”要真正获得物质力量的支持是多么地艰苦，多么地需要耐心，甚至孔子意识到他自己今生的努力也并不会有什么结果，其所作所为其实是一种“知其不可而为之”的使命感所致。这时对孔子来说，最大的精神痛苦莫过于整个社会甚至包括孔子自己的学生如子贡、子路等对自己的不理解和误解（《史记·孔子世家》）。“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这种书斋式的快乐对于一个充满人间情怀的思想家来说毕竟只能短暂的精神慰藉，超出书斋之外则对于“有朋自远方来”的需要就显得更为迫切，从一定意义上说，作为思想家的孔子一生是十分孤独的，这种孤独感以至于时常使孔子发出“知我者其天乎！”的感喟。当此之际，思想家最易陷悲观主义而一蹶不振，或者滑落到世俗主义而同流合污，前者如老庄、隐者，后者如“乡原”。无论是哪种情况，他们在放弃社会承诺的同时也就放弃了对知识和真理的追求，要么认为“学”是祸乱之源而主张“绝圣弃智”，要么认为“学”是达成世俗物质利益的工具而提倡“为人之学”，换言之，对他们来说，学习不再是也不可能是一种快乐之事，而是人生的苦差，不是“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而是“学而时习之，不亦苦乎！”对此，孔子一方面表现出了一种深切的社会同情，另一方面也表现出了激烈的社会批判。他指责子贡以牺牲“道”的完整性和客观性来求得社会的理解与接受乃是目光短浅之举，在孔子看来，虽然现实社会对于“道”的理解是“知音”难觅，但根据三代以来的历史发展趋势，奠基于学术客观性之上的“道”总有被理解和接受的一天，而生活于现实中的“我”就有一种“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必要性。这就是说，孔子视自己的孤独是一种必然的孤独，既如此，则“朋来”便是一种意外的快乐。当然，孔子不乏知音，但这个知音不是某个人，而是一个时代，一个未来的时代。正是从这种大历史观的视野出发，孔子获得了“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力量源泉，而他的孤独感便由此而上升为一种崇高的悲剧精神。在这种悲剧精神的观照下，思想家发出了一种“不容然后见君子”（《史记·孔子世家》）和“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的生命美感，这是一种忧乐圆融的精神境界，是儒家内圣之学的重要维度，它把人生的道德修养与社会历史的使命感有机地结合为一体，从而使得生命的内在充满着张力，而又正是这种生命的美学原则铸就了孔子的思想力度和人格魅力。所以，我认为，《论语》文本编者将《学而》三句作为首章，乃是对孔子最深刻的理解。
总之，《学而》第一，这不仅是一个文本事实，而且也是一个思想史事实，同时更是孔子作为独特的生命的存在事实。当然，这一点也说明：以《论语》文本为载体的孔子思想并不只是孔子个人的思想，毋宁说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群体的思想；孔子作为中国历史上一名伟大的思想家事实上从一开始就是以一种文化形象符号而存在的。也正因为这一点，以《论语》等文本为载体的孔子思想便始终处于一种开放的状态之中，这不仅意味着它欢迎人们去与之对话，同时也意味着那种试图寻找孔子思想“原意”的企图是不可能实现的。对孔子的研究工作，与其说是欲还孔子思想的原貌，还不如说是把孔子从各种不同的历史语境中解放出来，使其与现代社会生活形成一种视域融合并因而从中获得新生。
子曰：“若圣与仁，则吾岂敢！”（《论语·述而》）孔子从未如耶稣、佛陀和其他宗教创始人那样自许拥有权威，掌握真理。他的自谦表明：他不需要膜拜，他只需理解，他不是在“命令”，而是在“说话”。如果说这就是孔子思想的精神实质，我认为，《论语》这一文本确实是反映了这一点，而与之相反的是，中国几千年来的封建社会在不断地给孔子戴上“至圣先师”等桂冠的同时，《论语》作为文本的开放性便因此而窒息掉了，这是孔子的悲哀，也是中国人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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