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这种持理解的态度来构建《论语》文本，为什么一定要把《学而》而不是其它摆在第一的位置呢？这样做的理据何在？我认为，这样做主要是根据孔子对自我的理解。孔子对自我曾作过这样的评价，即“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论语·述而》）。在孔子的这一自我理解中，既表达了一种强烈而明确的角色意识，即孔子首先是把自己看成是一个学者、儒士，而且最终仍是一名学者和士人，又展示孔子人生自我设计的中心环节。儒家自我设计所遵循的模式，用孟子的话来说是“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用《大学》的话讲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简言之就是内圣而外王。在这一自我设计模式中，内圣或修身既是起点，也是终点，既是手段，也是目标。故而内圣之学乃是儒家思想的核心构成部分。但是，从成就“圣人”的角度来要求，内圣仅反映了主体的道德修养水平，如果不走向外王，则只为“独善”而已。但无论内圣还是外王，都离不开“学”，孔子说：“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作为知识分子，虽不能放弃对社会政治的关切，但“学”始终是自己的本份，这就意味着，知识分子对社会问题的关怀有着自己的独到方式。在孔子看来，“士”切入社会的方式应该从维护“道”的崇高性开始，“有道则从，无道则止”这是孔子出仕的原则。而对“道”的崇高性的尊重又有赖于对“学”的客观性的维护，所以，守住了“学”，即守住了“道”；守住了“道”，从而也就在切入社会时不会为“势”所屈服。是故“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论语·卫灵公》）。确实，假如孔子不是把自己始终定位于一个“谋道”的学者，就根本不可能保持学术的自足性，就会把“学”当成一种摄取外在物质利益的工具，而不是把它当成一种知识分子或人的存在方式，“学”就不是“为己”，而是“为人”，如果这样，如何可能体会到“学”“习”的乐趣呢？所以，我认为，“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一句，蕴含了孔子对自己作为一名学者的人生体悟及境界追求。而文本编辑从孔子千言万语中挑出这句作为《论语》文本的首章，不正是对孔子这一自我理解的思想的一种回应么！

第四，更为重要的是，《学而》三句作为一个思想逻辑整体，蕴含了孔子既作为学者同时作为思想家对历史、现实以及未来社会的精神体验，它代表着孔子对人的存在的生命体验的升华，凸现了孔子生命的力度及其人格的魅力。作为一个思想家，生活在“礼崩乐坏”的春秋乱世，却要以学者的情怀和学术的“道”来力挽狂澜，其过程和结局给孔子带来的不是快乐，而且痛楚。但是这种痛楚主要不是肉体上的，而是精神上的，那是一种为世人所不能理解的痛苦，或者说是一种圣人式的寂寞。但是，孔子之所以为孔子，恰恰就在于他超越了这种痛苦和寂寞，实现了一种“悲极生乐”的思想升华，达到了一种“不忧不惧”（《论语·颜渊》）的精神境界。那么，孔子得以实现这种情感超越和精神升华的力量源泉是什么？他是如老庄一样放弃对社会的承诺而寄情于山水自然并从中获得一种“逍遥”式的快乐？还是如后世某些儒生那样遁入空门以完成人生的涅　?芽确实，应该看到的是，对现实社会的“欲入还休”这是中国古代士人所拥有的共同心态，即使是孔子也曾有过“欲居九夷”（《论语·子罕》）和“乘桴浮于海”（《论语·公冶长》）的想法，但从《论语》中我们看到更多的是孔子同这种避世思想的较量与斗争。在这场较量中，孔子虽未必战胜了对手，但却战胜了自己。而孔子所凭借的思想武器正是作为士人的、更充分地体现着人类所独有的存在方式的——学习。过去我们对“学而”一句的理解，往往停留于训诂学的层次，因而未能触及到此章深层的含义所在。王夫之认为，我们读《论语》应该懂得它乃是圣人“彻上彻下语”，“须于此看得下学、上达同中之别，别中之同”（《读四书大全说》）。以夫之的标准，宋明理学虽然为义理之学，虽超出了训诂“小学”的层次，但仍属于“下学”，而未达到“上达”的层次。而从“上达”的层次去理解“学”与“习”，亦就是从存在论的角度去理解。学习，这是人类所独有的存在方式。动物虽然也有“学习”，但它更多地停留在模仿的层次，因为动物是无法通过第二信号系统来遗传所获得的知识的，而人类却因之而实现了文明的积累与进步，相对于动物而言，人类一来到世间，就是“文明的婴儿”，而动物必须总是从头开始。对于人类的这一存在方式，孔子曾讲“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即意识到学习对于人类存在的意义。当然，学习作为人类的存在方式，又可理解为一种工具或手段，它主要的功能是帮助人类实现物质文明的进步。但我认为，这不是学习的唯一或主要的意蕴所在。学习对人类来说，作为一种存在样式，它的意义不在于学到什么，而在于正学习着（ｂｅｉｎｇｓｔｕｄｙ）。这种存在论意义上的学习行为正是作为知识分子的一个存在特征而在维护学术的客观性中得到证实，它所产生快乐不是一种外在的可以获得某种物质上的满足而来的快乐，而是一种“解题”式的或“理解”式的快乐。而现在摆在孔子面前的不是一道“数”题（有关自然知识方面的题），而是一道社会难题，即如何使春秋社会走上“正道”？欲解此难题，如果不跳出与孔子息息相关的现实生活局限，不能从自身对社会的深切关怀情绪中获得一种平静的学术心态，是不可能成功的。欲此，惟有把自己的学术视野从现实回向历史，这样，在孔子，“学”的含义与“好古”便具有同一性。由于有这样的学习视角，孔子对现实社会的历史学理解确是触及到了某些历史的必然性和客观性因子，而这一点反过来又为孔子的乐观主义人生观奠定了坚厚的基础。

历史观的建立对于孔子人生观的影响主要有两方面。一方面是乐观主义。孔子一生由于有一种深刻的历史使命感，使他对“道”的实现有着坚定不移的信念，加之学术的自足所带来的人生的满足，所以，尽管他一生所遇多难，但他的人生观是达观而积极的。另一方面是悲剧精神。孔子毕竟是一位思想家，有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积极主动的参与意识。但是一旦他逸出学术的殿堂而以“道”为中介而步入社会，把社会的学术关切变为一种现实关切或行动时，矛盾才真正产生。在开始之时，孔子以学者的思路和他在鲁国为政的成功经验得出了一个乐观主义的想法，认为“道”的普遍宏扬似乎是“期月而已可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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