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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次回答，“爱人”就十分抽象，而后面两则比较具体。且，据记载，对于抽象的“爱人”，樊迟确实未能理解透彻，只好再问“智”，但孔子的回答仍较抽象，樊迟“未达”，于是樊迟只好求教于子夏。而子夏则以历史人物的故事来说明“举直错诸枉”的道理。看来，樊迟对子夏的话也未必理解了。最后，樊迟自认迟钝，于儒学理论难有切会，便想老老实实地向孔子学习一些“稼圃”之术，但却为孔子斥责为“小人”（《论语·子路》）。由樊迟“问仁”可知，仁确是孔子思想中一个难以理解的概念，欲掌握它的内涵与实质，看来仅停留于抽象的理论层面是无法做到的，必须理论联系实际才行。所以，我认为，儒家思想作为一种实践理性它所关注的问题不是“仁是什么？”，而是“什么是仁？”，前者的答案是“定义”，后者的答案则是“说明”，正如清代学者章学诚所说，孔子言理，“未尝离事而言理”（《文史通义·易教上》），吾以为，孔子言仁，多是即事而言仁，强调的是“践仁而知仁”这样一种认知途径。既然孔子对于其思想的阐述有自己的考虑——这种考虑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孔子对“读者”的理解能力关注，是对其理论是否能获得物质力量的关注，这就使得孔子很自觉地把“问答”当作自己思想的表达方式来运用。所以，我认为，在文本中所体现的思想表达上的零乱性，毋宁说是一种实践的丰富性，因为，不同的实践主体，有不同的需要，具有不同的理解问题的能力，因材施教，这是由实践本身的多样性所决定的。而《论语》这一文本形式恰恰反映了孔子思想的这一特征。
对思想进行理论化的系统构建是现代哲学家们的一种十分自觉的行为，我们总以为这是一种思想成熟的标志，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又何尝不是一种思想保守的表征。因为，思想家通过一种理论化的系统构建，实际上是想将话语的阐释权力控制或掌握在自己的手中，是想成为社会实践运动的发号施令者，所以，现代哲学家最缺乏的恰恰是对读者的尊重、对实践的尊重。当然，这样说并不意味着笔者主张要“回到孔子”，也并不意味着要贬低理论化、系统化的构建努力，更不意味着要将理论庸俗化（即使孔子，对于那种将理论庸俗化的倾向也是十分不满的，称此种做法乃“志不远矣”），而是认为《论语》的这一文本形式确与孔子思想之间存在一种内在的关联，可以视为儒家理论联系实际的一个典范，它对于现代哲学的构建具有一定的借鉴或参考价值。
四、 “《学而》第一”
既然孔子的思想有着“一以贯之”的体系性，那么如何在《论语》文本中体现这种体系性便成了文本编辑者的首要问题。今本《论语》共有２０篇，其中第一篇为《学而》，最后一篇为《尧曰》，这一文本结构是否体现了孔子“一以贯之”的思想体系呢？关于这一问题，我想以“《学而》何以第一？”为例来对之作些考察。根据朱熹的看法，《论语》文本的这一结构体现了文本编辑者对孔子思想的逻辑理解，如朱子认为，《学而》之所以为书之首篇，“故所记多务本之意，乃入道之本门，积德之基也。”（《论语集注》）与朱子的看法不同，今人大多认为，《论语》的篇章次第与结构纯粹是编纂者的随意之作，并无将孔子的言论按一定的原则进行编排的意思在内，因而《论语》作为反映孔子思想的一个文本，只能算是对孔子言行的一种杂录。对此，笔者更愿意站在朱子的立场，反对今人对《论语》文本的这种理解。
首先，《论语》作为先秦儒生对于孔子思想的一种文本共识，是不同派别之间经过争论的产物，作为孔子的学生，他们不可能对“夫子言行”的辑录采取一种随意的态度。我们知道，孔子是中国古代第一位史料学大家，三代文献的传世与孔子对古籍的搜集整理是分不开的。而孔子在整理史籍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整套的史料整理的原则与方法，《史记·儒林列传》称：“孔子闵王路废而邪道兴，于是论次《诗》《书》，修起《礼》《乐》。”从表面上看，孔子的“论次”与“修起”古籍之术，基本上依“述而不作”的原则来进行的，但是，“述”什么？怎样“述”？则是有一定的原则与方法的。譬如编纂《诗》，孔子便是以“思无邪”为思想标准而对其进行取舍；修《春秋》则以“为尊贤者讳”为标准而进行笔削。在教学中，孔子一方面将这些编纂原则与方法教授给学生，另一方面又组织学生参与编纂工作。鉴此，我们很难设想受过孔子编纂学训练的孔子学生会对自己先生的言行录采取一种轻率的态度而将材料胡乱编在一起了事。更何况孔子在世时对于自己的思想的体系性问题作过明确的肯认，即“吾道一以贯之”，这是《论语》文本编辑者所必须认真考虑的一个“命令”，他们怎么可能不对文本的编辑采取慎重的态度呢？所以，我认为，尽管《论语》未必系统而科学地再现了孔子思想的体系，但力图做到这一点的努力却是无可怀疑的。我们不能以自己对孔子思想体系的理解以及由此而认为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论语》文本去要求古人，这样做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
其次，《学而》是否为原初《论语》中的第一章呢？关于这一问题，可以从两方面看。一方面，今本《论语》源自于西汉的《张侯论》，据载，安昌侯张禹初受《鲁论》于夏侯建、王阳，后又受《齐论》于庸谭。汉元帝时，张禹授太子以《论语》，其本为张禹根据《齐论》和《鲁论》而合编的改订本，《隋书·经籍志》载：张侯“后遂合而考之，删其烦惑，除去《齐论》《问王》、《知道》二篇，从《鲁论》二十篇为定，号《张侯论》”。据邢疏云：“《鲁论语》者，即今所行篇次也。”据此，可以肯定的是，《学而》第一是原本《论语》的篇次。至于《齐论》与《古论》的首章是否为《学而》，由于史料的缺佚已不得而知，何晏《论语集解序》说：《古论》“篇次不与《鲁论》同”，皇侃《论语义疏序》说：“《古论》篇次，以《乡党》为第二，《雍也》为第三；内倒错不可具说。”皇疏未说《学而》是否为第一的问题，但却将不同于《鲁论》篇次的第二、第三篇提出来，可能是因为《古论》第一篇与《鲁论》同，否则不会不提。而且，从汉代学者对三《论》的态度中也可窥得到某些信息。汉代学术风气十分重视训诂，按照这一学风，三《论》中应以《古论》最具信史资格，而今古文之争也一直是汉代学术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但是，汉代学者对于三《论》的学术地位还是将《鲁论》摆在首位，包括以汉学名世的大学者郑玄也极推崇《鲁论》，如其作《论语注》是“就《鲁论》、张、包、周之篇章，考之齐、古，为之注焉。”既然《张侯论》是以《鲁论》为篮本，并考之以《齐论》等，其学术价值是不容低估的，且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张禹虽身处权贵，但被时人目为“佞臣”，所以，其所编之《论语》若非有较强的学术客观性，是不可能得到当时学术界和思想界的认同的。
另一方面，从先秦至两汉，存在着把《学而》作为首章的文本共识。今人钱仲联先生认为：“以《学而》为首篇，见孔子教育学的总纲。以《尧曰》为末篇，见孔子政治学的总纲。故儒学大师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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