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论语》文本的这一特点，其实宋代理学大师程朱早有体会。朱子在《四书集注》中谈到“读论语孟子法”时引程子语曰：“学者须将《论语》中诸弟子问处便作自己问，圣人答处便作今日耳闻，自然有得。虽孔、孟复生，不过以此教人。”可见，《论语》文本的这种对读者的开放性确是《论语》之所以能历代传诵的原因之一。正因为面对这种文本读者可以将自己的生活经验参与其中，这反过来又拓展了文本本身所具有的内涵，从而使儒家思想在孔子以后能获得不断地发展。德国著名的存在主义哲学大师雅斯贝尔斯在评价孔子时曾指出：《论语》虽然断不成篇，“它们是尚未成熟的思想，就如前苏格拉底的某些观点一样，自身虽不完整，但也为后人发展它们提供了众多的可能性。一旦将这些观点系统化之后，思想内容虽丰富了，但是本源的完整性已不复存在。”[雅斯贝尔斯：《苏格拉底、佛陀、孔子和耶稣》，安徽文艺出版社，1991年，第111页]古代儒家义理学派的长足发展及儒家文化的世界化与现代化等，都无不与《论语》文本的这一构成方式有关。

但是，需要指出的是，雅斯贝尔斯把《论语》文本形式的这一特点归诸于孔子思想的欠成熟，这是不正确的。因为，孔子亦如苏格拉底一样，对于“问答”的运用有一种不得不然的自觉，“述而不作”的文化态度规定了思想的表达只可能采取“问答”的方式。而问答式的文本虽然显得有点灵活与零乱，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就缺乏系统性和完整性。事实上，所有孔学研究者都认可这一点，即孔子思想是“一以贯之”的，至于这个“一”即核心是仁还是礼，学术界有不同意见。但在这里，问题是，到底这种“一以贯之”者是通过后人的阐释才构建起来的呢？还是孔子思想中本身即已存在而孔子不愿意直截了当地言说出来呢？我认为，后种情况居多。因为，对于孔子思想系统的要求并是孔子以后才有的事，在孔子在世之时，他的学生曾就这一问题请教过孔子，前述子贡所谓“子如不言，则小子何述焉？”的发问，便反映了孔子门人对于先生思想系统化的愿望。对于学生的这一要求，尽管孔子以“天何言焉”来坚持自己的“无言”论立场，但是，孔子又反复向学生强调“吾道一以贯之”（《论语·里仁》），“子曰：女以予为多学而识之者欤？对曰：然，非欤？曰：非也。予一以贯之。”（《论语·卫灵公》）可见，孔子对于其思想的体系性是有一种明确的意识的。既如此，我们就不能说孔子的思想如前苏格拉底哲学一样是欠成熟的。

然而，这个“一以贯之”的“一”是什么呢？《论语》中未提供直接的答案，笔者认为，关于这一问题的看法，既然历来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那么我们不妨从“仁”、“智”两个角度去考察之。首先看“仁者”的理解。据《论语·里仁》载，子曰：“吾道一以贯之”，但这“一”是什么？孔子并没有说明。而曾子认为“夫子之道，忠恕而已”。曾子的这一理解不能说没有根据，因为，孔子对于“忠恕之道”十分看重，并曾明确解释“忠恕之道”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前者乃“忠”道，后者乃“恕”道。“忠”道提倡有所为，是行为积极的方面，“爱人”为其主要内涵，而“恕”道则提倡有所不为，是行为的消极方面，“克己”为其主要的要求。而“爱人”与“克己”，实为“仁”的两个方面，故“忠恕之道”就是仁道。曾子是“仁者”，故其把孔子的“一以贯之”者理解为“仁”或“忠恕”这是很自然的。其次看“智者”的理解。孔子对子贡讲“一以贯之”是相对于“女以予为多学而识之者欤？”而言的，因此，孔子这里所关注的重心应是“学与思”之间的关系。“多学而识”，是“学”，属感性认识，“一以贯之”，是“思”，为理性提升。“学”是基础，“贯”是升华。比较曾子所理解的“一”，子贡重在“予识”，是认识方法论，而曾子重在“吾道”，是道德本体论。一仁一智，判若分明。当然，这种仁智的分离是孔子所反对的，孔子认为，仁与智是不可分的，二者应彼此发明，互相促进，这一点也贯穿于《论语》文本之中。所以，就此而论，我以为，文本形式上的零乱性并不能否认思想内容上的系统性，更不能说它是孔子哲学思想不成熟的表现，而只应该看作是孔子思想的一个特征。

那么怎样理解《论语》文本形式与“一以贯之”的关系呢？如上所述，孔子的“一以贯之”者是仁智，但仁智不是目的，目的是为了循礼。这就是说，孔子从未把自己的思想局限于“内圣”这一层面，他对“外王”即社会治理的关注始终是其思想的重心之一。从一定意义上说，仁是作为实现礼的一种手段而被提出来的，但因为仁对于礼的遵守又有着决定性意义，所以才被置于孔子思想的核心位置（关于孔子思想的核心范畴到底是什么，在后章中将全面论述）。由于仁的培养属于主体的一种内在的修养活动，道德方法论便成为孔子思想的重要议题之一。孔子认为，欲培养主体的内在仁德，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进行，一是智认，即通过学习、思考和研究，在理论上掌握仁的内涵与实质，对仁予以理性认同，此所谓“先理解后信仰”。另一是体认，即在道德实践过程中理解仁的精神，对仁建立起一种感性认识，此所谓“先信仰后理解”。这两个方面又不可分离，没有体认，仁的理解就会停留在理论的玄说上，会成为“巧言令色”者的玩物；但另一方面，没有智认，体认就无法提高，仁的自觉就无法在更广阔的时空维度上得到延展。所以，孔子认为，对仁的领悟，最根本的要领是“下学而上达”（《论语·宪问》），即走由感性体认到理性智认之路。

孔子对仁在认识论上的这一关注，对《论语》的文本风格形成有重要的影响。一方面，由于强调体认，孔子十分注重仁在实践中的具体运用，他总是从具体的实践主体出发，针对不同的问题，就不同的语境，对仁作不同的阐释，以求尽可能地显现仁这一概念的不同属性层面，如孔子对颜回、仲弓、樊迟、司马牛等人的“问仁”，回答就不尽相同（《论语·颜渊》）。其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樊迟“问仁”。《论语》中载樊迟“问仁”共有三次，而孔子的三次回答是：（１）、“爱人”（《论语·颜渊》）；（２）、“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论语·子路》）（３）、“仁者，先难而后获，可谓仁矣。”（《论语·雍也》）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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