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哲学产生问题，问答具有哲学的生成意义，《论语》的文本风格作为孔子思想的一种表现形式实际上同时也是孔子哲学思想的产生方式之一。如上所述，“问”，在孔子看来，是一种致知的途径，但孔子的作“答”却往往是“因材施教”，不拘一格。同为孔子的学生，问的是同一个问题，有时甚至是同一个人在不同的场景下问同一个问题，孔子所作的回答也不尽相同，这种现象在《论语》这一文本中是十分普遍的。即以“仁”为例，《论语》中孔子对于仁的说明就有近百次之多，但每次阐释不完全一致，使得仁的内涵与外延宽泛不定，模糊不清，有的定义甚至还可以作相互对立的理解，如“克己复礼为仁”与“仁者爱人”两个命题，完全可以作出截然相反的解释。对于文本中的这种现象，应该怎样理解呢？笔者认为，孔子对于问题的回答或阐释，都是处在一定的场景，针对不同的人，从不同的角度出发的，而在《论语》的文本构成中，恰恰是把许多的对话场景或语境给省略掉了。这一做法不管是否是儒学后生的有意所为，无疑给读者对文本的理解增添了许多困难，使得要完整而系统地再现孔子思想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不过，换一个角度来看，文本的这种做法，未尝没有深意。因为，它可以使文本中的对话含义超出具体场景的限制，而获得较为普遍的适应范围，使思想能在更广阔的时空中得到延伸与扩展。换言之，文本通过这种对场景的省略处理，使文本中的问答就不只是发生于孔子与他的学生之间，而且也发生于孔子与后来的所有文本的阅读者之间，从而在数量上大大地拓展了文本的读者群，以至于不仅是中国人而且在全球化的今日世界里所有的人都有可能成为其中的一员。而且，也只有这样的文本，才可能给读者的想象力留下极为广阔的思维空间；也只有这样的文本，才可能吸引读者积极主动地参与文本中的对话，参与对孔子思想的凝思与体悟，并在这一过程中不断地再构新的文本。
关于《论语》文本的这一特点，其实宋代理学大师程朱早有体会。朱子在《四书集注》中谈到“读论语孟子法”时引程子语曰：“学者须将《论语》中诸弟子问处便作自己问，圣人答处便作今日耳闻，自然有得。虽孔、孟复生，不过以此教人。”可见，《论语》文本的这种对读者的开放性确是《论语》之所以能历代传诵的原因之一。正因为面对这种文本读者可以将自己的生活经验参与其中，这反过来又拓展了文本本身所具有的内涵，从而使儒家思想在孔子以后能获得不断地发展。德国著名的存在主义哲学大师雅斯贝尔斯在评价孔子时曾指出：《论语》虽然断不成篇，“它们是尚未成熟的思想，就如前苏格拉底的某些观点一样，自身虽不完整，但也为后人发展它们提供了众多的可能性。一旦将这些观点系统化之后，思想内容虽丰富了，但是本源的完整性已不复存在。”[雅斯贝尔斯：《苏格拉底、佛陀、孔子和耶稣》，安徽文艺出版社，1991年，第111页]古代儒家义理学派的长足发展及儒家文化的世界化与现代化等，都无不与《论语》文本的这一构成方式有关。
但是，需要指出的是，雅斯贝尔斯把《论语》文本形式的这一特点归诸于孔子思想的欠成熟，这是不正确的。因为，孔子亦如苏格拉底一样，对于“问答”的运用有一种不得不然的自觉，“述而不作”的文化态度规定了思想的表达只可能采取“问答”的方式。而问答式的文本虽然显得有点灵活与零乱，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就缺乏系统性和完整性。事实上，所有孔学研究者都认可这一点，即孔子思想是“一以贯之”的，至于这个“一”即核心是仁还是礼，学术界有不同意见。但在这里，问题是，到底这种“一以贯之”者是通过后人的阐释才构建起来的呢？还是孔子思想中本身即已存在而孔子不愿意直截了当地言说出来呢？我认为，后种情况居多。因为，对于孔子思想系统的要求并是孔子以后才有的事，在孔子在世之时，他的学生曾就这一问题请教过孔子，前述子贡所谓“子如不言，则小子何述焉？”的发问，便反映了孔子门人对于先生思想系统化的愿望。对于学生的这一要求，尽管孔子以“天何言焉”来坚持自己的“无言”论立场，但是，孔子又反复向学生强调“吾道一以贯之”（《论语·里仁》），“子曰：女以予为多学而识之者欤？对曰：然，非欤？曰：非也。予一以贯之。”（《论语·卫灵公》）可见，孔子对于其思想的体系性是有一种明确的意识的。既如此，我们就不能说孔子的思想如前苏格拉底哲学一样是欠成熟的。
然而，这个“一以贯之”的“一”是什么呢？《论语》中未提供直接的答案，笔者认为，关于这一问题的看法，既然历来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那么我们不妨从“仁”、“智”两个角度去考察之。首先看“仁者”的理解。据《论语·里仁》载，子曰：“吾道一以贯之”，但这“一”是什么？孔子并没有说明。而曾子认为“夫子之道，忠恕而已”。曾子的这一理解不能说没有根据，因为，孔子对于“忠恕之道”十分看重，并曾明确解释“忠恕之道”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前者乃“忠”道，后者乃“恕”道。“忠”道提倡有所为，是行为积极的方面，“爱人”为其主要内涵，而“恕”道则提倡有所不为，是行为的消极方面，“克己”为其主要的要求。而“爱人”与“克己”，实为“仁”的两个方面，故“忠恕之道”就是仁道。曾子是“仁者”，故其把孔子的“一以贯之”者理解为“仁”或“忠恕”这是很自然的。其次看“智者”的理解。孔子对子贡讲“一以贯之”是相对于“女以予为多学而识之者欤？”而言的，因此，孔子这里所关注的重心应是“学与思”之间的关系。“多学而识”，是“学”，属感性认识，“一以贯之”，是“思”，为理性提升。“学”是基础，“贯”是升华。比较曾子所理解的“一”，子贡重在“予识”，是认识方法论，而曾子重在“吾道”，是道德本体论。一仁一智，判若分明。当然，这种仁智的分离是孔子所反对的，孔子认为，仁与智是不可分的，二者应彼此发明，互相促进，这一点也贯穿于《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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