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将孔子作为林彪的政治搭挡与思想伴侣并非只是政治和思想上的动机，一直以学习毛泽东著作^出现在公众面前的林彪住处，人们发现了肯定孔子、孟子的言论。特别是“克己复礼”等等，于是，1973年8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经毛泽东批发的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杨荣国的文章《孔子——顽固地维护奴隶制的思想家》。9月8日至11日，国务院教科组召开了“全国教育系统批孔座谈会”，接着报刊上便出现了许多“批孔”的文章。与此同时，江青等人指示北大、清华成立了专门的“大批判组”，并编辑“林彪与孔孟之道”的材料， 1974年1月《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作为中共中央一号文件被转发到全党，“批林批孔”运动便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起来。

而在1974年4月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写的《孔丘其人》一文，用通俗的笔法，将当时对于孔子的基本观点做了具体的描述。文章一开头写道：“孔丘其人，顽固凶狠却又十分虚弱，阴险狡诈而又极端腐朽。这是他所代表的没落奴隶主阶级的本性，也是一切行将灭亡的反动阶级代表人物的共同特点。今天，彻底揭露孔丘的反动面目，对于识别王明、刘少奇、林彪这一类政治骗子，反击开倒车、搞复辟的逆流，很有意义。”

接着又以从五个方面来“深入揭批”。（1）开历史倒车的复辟狂；（2）虚伪狡猾的政治骗子；（3）凶狠残暴的大恶霸；（4）不学无术的寄生虫；（5）到处碰壁的丧家狗。

虽然无论是思想动机还是政治目的，“文化大革命”时期和新文化运动时期相比，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如果说陈独秀将尊孔和复辟结合起来，是为了反对那种试图运用传统的思想资源阻碍对于西方政治制度的引入的话，文革期间所谓的“复辟”是试图复“资本主义”之辟还是复“封建主义”之辟就值得追问了，但这些问题将不拟在本文展开，本文所关注的则是梁漱溟对于将孔子描述为“复辟”、“保守”的愤怒，如果站在“从道不从君”的儒家立场，那么梁漱溟的确是最具有儒家的风范的。

一，梁漱溟：“我们今天应当如何评价孔子”

在前揭《孔丘其人》一文中，对于孔子与复辟之间是这样描述的：“孔丘出身的没落奴隶主贵族家庭，在这个社会大变革中急剧地衰落下来。他的祖先原是宋国的大贵族，后来搬到鲁国。到他父亲郰叔纥一死，孔家就更加日益没落。孔老二从小接受奴隶主阶级的反动教育，年轻时就走上了维护和复辟奴隶制的反动道路。阶级的衰败和家庭的没落，更使他顽固地、狂热地为恢复被夺去的“天堂”而斗争。‘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就是孔丘终生的复辟梦想。它的集中表现，便是一条‘克己复礼’的反动政治路线。 ……孔丘这个家伙对于往日奴隶主阶级的旧制度、旧秩序、旧文化十分怀念，对于当时大好的革命形势刻骨仇恨，满脑子反革命复仇思想。看到烽烟滚滚的奴隶起义，孔老二破口大骂是‘强盗’和‘祸害’，恨不得斩尽杀绝。郑国奴隶主在一次镇压奴隶起义时，杀害了全部参加起义的奴隶，他听到后狂叫‘杀得好！’（《左传·昭公二十年》）孔丘的‘克己复礼’，就是奴隶主屠杀有理，奴隶造反无理，他完全是奴隶解放的死对头！”[6]

根据梁漱溟的自述和别的传记或史料的记载，他所最不能接受的便是将孔子视为“奴隶制度”的维护者和主张“复辟”的人。1973年10月，批林批孔运动开始，在持续的学习过程中，许多人已经开始按照杨荣国等人的观点，将孔子说成是“顽固地维护奴隶制”的“开历史倒车”的阴谋家。对此梁漱溟始终没有表态。 1973年12月24日，政协召开批林批孔的学习会。会议刚开始，有人就警告梁漱溟：“对政治问题保持沉默，本身就是一种态度，这里面有一个感情问题。”说与不说都无法过关的梁漱溟只好表态：“此时此地我没有好多话好说。毛主席说过，允许保留不同意见。我对当前批林批孔运动持保留态度。至于如何评价孔子，我有话要说，我准备专门写篇文章。但我的文章不能公开发表，怕有碍当前的运动。”性格耿直的梁漱溟说：“今天我们应当如何评价孔子？我们，是指今天的中国人。如何评价孔子，就是回头看过去，看孔子在中国文化史上的贡献……孔子本人已不会说话，不会申诉，大权掌握在我们手里，由我们判断，就要负责，要多考虑，而不要不负责任，考虑太少，因而抬高了他、贬低了他。这与孔子无损，与我们则不好，没有尽到责任。”[7]

显然，梁先生并非是一定想成为运动的对立面，或许他明白成为对立面的滋味。因此他想以保持沉默的态度来应对，但当他听说江青在首都体育馆召开的批林批孔会议中，顺便批判了梁先生，说“梁漱溟何许人也。”因此性格倔强的梁先生便决定将自己的态度说出来，1974年2月22至25日，梁先生用了两个半天约8小时的时间作了《今天我们应该如何评价孔子》的长篇发言。这篇发言首先就明确提出对于批林批孔中许多观念的异议。其立足点有两条，首先是认为中国社会发展有其特殊性，不适合用五阶段论来简单地划分，这是梁文的重点所在，也是他为孔子辩护的基本依据。“目前批孔运动中一般流行意见，我多半不能同意。即如认为孔子护卫奴隶制之说，便不合事实。其说殆误于社会发展史分划五阶段为世界通例子，而不知其不可泥执。”[8]

由于批评者一般会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语句作为正当性的根据，所以梁先生只能以其治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认为马克思所提出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理论，恰好证明了中国社会发展的特殊路向。这也暗合梁先生所谓文化发展的“三路向”的立论。“马克思主义的伟大精神就在其破除一切教条主义。凡执着于社会发展史五阶段说者，无见于中国社会历史发展属于马克思所谓亚细亚生产方式者，不可能于中国社会文化有认识，不可能懂得什么是孔孟之道。于此而言批判孔孟，只能是卤莽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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