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君”，由于国家的巩固与强大即君主之“利”在于老百姓是否富裕，“百姓足，君孰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论语·颜渊》）所以，作为统治者就必须“因民之利而利之”。孔子到卫国，看到卫国人口众多，弟子冉有问曰：“既庶矣，又何加焉？”孔子答曰：“富之”。冉有再问：“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论语·子路》）。由孔子的这一“庶富教”论可知，“富民”是国“利”之所在。而如何才能富民呢？孔子认为作为统治者必须做到：“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论语·学而》）。“使民以时”。即让老百姓按时从事农业生产，此为开源。《左传·桓公六年》有“谓民三时不害，而民和年丰也”之说，所谓“三时”，即春、夏、秋三季，正是农业生产的播种、生长与收获的时期。古代社会因为徭役繁杂，所征不时，经常影响了农业生产。故“使民以时”，这是传统社会统治者是否“爱民”的标志之一，也是一个国家经济是否能得到发展的重要保障。“节用”，即国家在财政开支上尽可能节省，此为节流。孔子反对越礼浪费，但这只是个人的“节用”，而真正的“节用”主要体现在集团消费方面，而集团消费往往是靠赋税来维持的，因此，孔子主张“薄赋税”，他说：“薄赋敛，则民富”（《说苑·政理》），当他的学生冉求聚敛财富时，孔子对冉子说：“君子之行也度于礼，施取其厚，事举其中，敛从其薄。若不度于礼，而贪冒无厌，则虽以田赋，将又不足。……”（《左传·哀公十一年》），冉有不听，孔子便号召学生们“鸣鼓而攻之”（《论语·先进》）。这一思想后来为孟子发展为其“仁政”学说的内容之一，曰：“王如施仁于民众，省刑罚，薄赋敛，深耕易耨。”（《孟子·梁惠王上》）这些都是按自然经济规律办事的具体化要求。

如“士”，由于他作为社会阶层的特殊性，即他是“贵族之末，四民之首”，在经济地位上有着极大的依赖性，这一点既为士的弱点，但未尝不是士的优点，因为，士在经济地位上的无根性恰恰可以使他获得一种认识的客观性前提。孔子认为，“君子谋道不谋食。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论语·卫灵公》）知“道”是士的职业所在，拥有对“道”的知识产权这是士人获得独立社会地位的重要资源。这就是说，士对于社会经济发展的贡献不在于他直接地从事劳动生产——孔子认为士人无须学稼圃之事，他指责樊迟学稼为“小人哉”，而在于他通过向统治者的规劝使之建立起一个信赖社会体系和理性的制度安排，从而减少社会管理成本，间接地促进生产的发展，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管理出效益。我们知道，在自然经济形态之下，生产力的发展除了生产工具这一技术进步因素之外，更重要的是人口因素，人口的多寡及质量往往是衡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之一。所以，对统治者而言，如何有效地组织劳动者从事生产、如何提高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以及如何吸引更多的劳动力，乃是国家政治的核心问题，是为“大道”。孔子认为，要达到这一目标，只有靠德政，他说：“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论语·子路》）确实，如果在上者为政以德，使百姓敬服，积极性得到提高（“用情”），社会的向心力与凝聚力便会得到加强，士又何必一定去学稼圃之事？

再如“民”，孔子虽认为他们是“喻于利”的“小人”，是从事稼圃等农业生产的劳力者，但是，如前所述，“富民”是孔子经济思想的核心。在此，需要指出的是，孔子关于“富民”的思想是与其“教民”思想相联的，这就意味着在孔子看来，“富民”即老百姓的物质文明建设并不是德政的终极目的，民富之后还有“教民”即精神文明建设问题，这与“礼下庶人”的要求是一致的，同时也是对“民”作为“小人”具有成为“大人”或士君子的可能性的肯认。孟子认为：“民无恒产，则无恒心”，物质文明是精神文明的基础，提出要“制民之产”，这应该是孔子的“富而后教”思想的发展，但在孔子，他更重视的是精神文明建设的必要性，即如果只有“富民”而没有“教民”，就会产生“富而骄奢”或“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现象，因此，孔子认为，人不仅要做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而且还应做到“贫而乐”和“富而好礼”（《论语·学而》）。简言之，就是“两个文明”要同步发展。

总之，孔子的富国之道是一种以富民为中心的经济思想，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孔子并没有把“富足”当成国家“强大”的唯一指标，在孔子看来，国家的强大表现在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上，它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即“足食、足兵、民信”，三者之中，孔子认为如果不得已要去其一的话，首先是“去兵”，如果还不得已要去其一的话，孔子选择“去食”，因为：“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论语·颜渊》）由此可见，孔子在经济与道德的关系问题上，坚持了一种经济的道德的本质论，即强调道德是第一性的，道德是目的，而经济只是达成道德目的的手段；且经济的发展也有赖于道德水平的提高。道德可以从分配制度、生产组织和管理以及消费等方面为经济的发展起积极的推动作用。

四、慎战之道

战争是春秋之际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大事之一，也是一个需要经常面对的问题。故此，生活在这个时代的任何思想家包括孔子，都不能不关注军事问题。孔子军事思想的主要观点是：义战与慎战。可从如下几方面来看。

首先，在政治与军事的关系上，孔子认为，军事是政治的表现形式之一，也是政治所不可或缺的工具之一。他说：“有文事必有武备，有武事必有文备。”（《史记·孔子世家》）“文事”即政治如果没有“武备”为后盾，无论是对内还是对外，都不可能真正起到维护社会稳固的作用，但只有“武事”而没有“文备”，也同样不行。相对而言，孔子更重视“文备”对于军事的决定意义。而“文备”的原则就是“和为贵”。孔子反对以战争的方式来解决争端，认为国与国之间应和平共处，在孔子看来，只要一个国家能修德政，就能够对内产生凝聚力，对外产生向慕归化的效应，此所谓“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论语·季氏》），也就根本无须发动战争。所以，孔子特别欣赏管仲，因为他兵不血刃地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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