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才也是德政的内容之一。任何政治都有选才的问题，而问题关键不在于要不要选才，而在于选什么样的人才去担当政治的重任，孔子认为，“才难，不其然乎？”（《论语·泰伯》）所以，要重视举才。（１）应“举贤才”（《论语·子路》）；（２）应“举直才”，哀公问曰：“何为则民服？”孔子曰：“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论语·为政》）即把正直的人放在邪恶的人之上，百姓就全信服，否则，民不服。（３）应“举逸民”，“逸民”者即被主流政治所遗落的人才，孔子说：“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天下之民心归焉。”（《论语·尧曰》）

由上可知，孔子的为政之道是以“道之以德”和“齐之以礼”为两翼，兼涉“内圣”和“外王”两个层面，其中“内圣”即统治者的主体道德修养是基础，而“外王”即客观的规范是形式，在具体的运用上突出了“礼之用，和为贵”这一具有中庸之道性质的方法论原则，在价值取向上具有民本主义的色彩。需要指出的是，孔子的为政之道作为一种政治治理模式是一种很典型的德治主义，而德治主义所强调的主要是统治者的道德修养问题，而非政治治理结构和制度安排问题，所以，这种德治主义无疑是一种人治主义，故孔子说：君主既可以“一言兴邦”，又可以“一言丧邦”，不可不慎其言（《论语·子路》）。

二、“无讼”主义

孔子的法律观主要有两个层面。一是法哲学层面；另一是法律技术操作层面。相对而言，孔子更重视前者。

先看孔子的法哲学思想。法哲学的首要问题是法律所追求的终极目的或法的理想问题。现代法理学一般将正义实现作为法律的根本目的，而所谓正义又分为实质正义和程序正义。无论何种正义，都是一种必须依赖法律这一工具方能存在的正义。换言之，现代法哲学的正义观是一种工具理性意义上的正义，脱离了法律这一工具便无正义可言。若以此法学理念去观照孔子的法律思想，就会发现，孔子所推崇的“王道”政治理想，虽然也是以“正直”为特征，即《尚书·洪范》所谓“王道正直”，但是，这种“正直”主要不是依靠法律而是依靠道德而实现的，孔子并不反对法治，但他认为，法治必须以德治为基础，法治的最终目的是法律的消亡，这就是孔子所谓的“无讼”。他说：“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论语·颜渊》）何谓“无讼”？简言之，就是没有诉讼。孔子认为，一个社会如果没有诉讼，这便是一个理想的社会。法律虽然是为解决争端而设，但法律的最终目的就是要使社会没有争端。

然而，一个没有争端或“无讼”的社会是如何可能的呢？孔子所处的时代恰恰是一个争端激烈的时代，这种激烈程度以至达到“父子相讼”的地步，如前述叶公告诉孔子有关父亲“攘羊”而儿子“证之”一事，就非常具有典型意义。因为，它意味着这个社会为了利益的争端而陷入到了不顾亲情的地步。而要解决社会的纷争，没有法律是不行的。如前所述，孔子主张“君子怀刑”（《论语·里仁》）；再如《孔子家语·刑政》载：“圣人之治化也，必刑政相参焉；大上以德教民，而以礼齐之；其次以政焉导民，以刑禁之，刑不刑也；化之弗变，伤义以败俗，于是乎用刑矣。”再根据《左传·昭公二十年》所载：“郑子产有疾，谓子大叔曰：‘我死，子必为政。唯有德者能以宽服民，其次莫如猛。……’疾数月而卒。大叔为政，不忍猛而宽。郑国多盗，取人于萑苻之泽。大叔悔之……兴徒兵以攻萑苻之盗，尽杀之。”对此，孔子评论曰：“善哉！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由上可知，孔子对于德政的限度也是有着清醒的意识的。其中为孔子所特别称赞的政治家子产就已意识到“唯有德者能以宽服民”，或许子产考虑到大叔在道德上难以有这种归化效应，所以告诉他“其次莫如猛”这一政治要诀。而大叔为政，果真经历一个“先宽后猛”的过程，孔子对此作了充分地肯定，这说明孔子并不是一个道德政治的理想主义者，而是一个道德政治的现实主义者，孔子未曾放弃过对法律的社会政治功能的承诺。

但是，在孔子看来，刑法之“猛”的功能只是为补道德之“宽”的功能不足，即“政宽则民慢”，而“猛”本身亦有其缺点：一是孔子在《论语·为政》中的著名论断，即“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这就是说，刑法之“猛”作为一种政治暴力工具虽可以使人们的行为不致失范，但是并不能真正使人们的内心也不失范，虽可以使人们“不敢”为恶，但并不能使人无为恶之心。一是“猛则民残”。残者，心性残忍之谓，因为，刑治的严厉一方面虽使人畏服，但另一方面也使人产生一种不讲人情的“酷吏”心态。所以，孔子认为须“道之以德”和济之以“宽”。所谓“宽”，也就是一种道德教化，孔子说：“夫如是，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亲之。”（《论语·季氏》）“文德”是相对于“刑德”或“武德”而言的，“修文德”可以使“远人”“亲服”；前述《论语·颜渊》所载季康子问政时，季氏主张“杀无道以就有道”，孔子就认为：“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孔子的这一判断可能主要是根据季康子的德性而下，但也是说明德政的重要性；又，前述《论语·尧曰》中孔子的“屏四恶”，其中之一便是“不教而杀谓之虐”，这说明刑法之治必须以“教”为前提，而如果“教”得好的话，根本就无须有“杀”，孔子说：“善人为邦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论语·子路》）

“讼”作为法治的必要程序之一，体现了控辩双方为保护自己的权利而进行的斗争。孔子说：“听讼，吾犹人也。”意即他跟其他人一样，会站在司法公正的立场，充分地听取双方的陈述，尽可能地维护法律的正义地位。但是，打官司在中国传统文化看来，毕竟不是一件好事，早在《易经·讼卦》里面，就有所谓“讼。有孚窒，惕中吉，终凶。”之说，意即打官司，“孚”即人的诚信之心就会窒息，如果内心还有惕怵之心，则可以获得“吉”，即可以赢得官司，但是，打官司终究不是一件好事，所以“终凶”。故《易·讼卦彖辞》曰：“讼不可成”（不可成就事物），“讼不可长”（不可滋长诉讼之风）。可见，“讼”的最主要的缺点就在于“有孚窒”，这是常情。打官司时，诉讼双方是否诚实、讲真话，这是问题的关键，所以在西方的法律程序中，出庭作证的证人必须手按《圣经》宣誓来保证自己所说的话是“真实的”，这实际上是想运用宗教道德的戒律来保证证人言词的真实性，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证人所说的话是否是“真实的”，只有他自己知道，除此之外，就只有“天知道”或“上帝知道”。在中国传统社会里，“天命”担当了人们的终极关怀，孔子强调要“畏天命”，意即人们只有有所“畏”才会对自己的言行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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