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教学方法

在教与学实践中，孔子积累了丰富的教与学的经验，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首先，重视师德建设。孔子认为，作为教师，要在教学上取得成功，产生良好的教学效果，必须注重自己的师德建设。（一）要有“诲人不倦”的教学态度。孔子一再称自己是“诲人不倦”者，并以此作为教师的职业道德。而“诲人不倦”实际上是孔子的仁爱精神在教学上的一种反映。因为，一个教师，要做到不厌其烦地教育学生，如果没有对学生的爱这样一种情感的支撑，是不可能的。而教师如果不能做到“诲人不倦”，要想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也是不可能的。孔子说：“爱之，能勿劳乎？忠焉，能勿诲乎？”（《论语·宪问》）“诲人不倦”就是对人忠爱的表现之一。（二）要有“教学相长”的平等精神。在传统教育制度中，“师道尊严”是基本而重要的戒律之一，教师与学生之间在地位上存在着极其不平等的现象，但孔子却主张教学民主，强调“教学相长”。孔子认为，学生并不一定处处不如老师，他说：“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不如今也。”（《论语·子罕》）鼓励学生“当仁不让于师”（《论语·卫灵公》），而作为老师应该“不耻下问”（《论语·公冶长》）。在《论语》中，我们可以看到，孔子与他的学生之间经常地就一些问题进行民主而平等的对话与探讨，如子夏，孔子就说：“起予者，商也！如可与言《诗》已矣。”（《论语·八佾》）而为孔子所特别赞赏的颜回，因为对于先生所言“无所不悦”，所以孔子说“回非助我者也。”（《论语·先进》）再如子路，性情耿直，曾多次对孔子所为表示不满（见《论语·雍也》和《阳货》），对学生的批评，孔子基本上能做到“善言必听”，至于学生们对自己的恭敬之辞，孔子也强调不要盲目高兴，他说：“巽与之言，能无说乎？绎之为贵。”（《论语·子罕》）“绎之”，即对之进行理性地分析。

其次，在教学过程中，要了解教育对象的不同特点，“因材施教”。孔子并未概括出“因材施教”四字，这是二程和朱子从孔子的教育实践中概括出来的，曰：“孔子教人，各因其材。”（《论语集注》）孔子认为，学生的学习心理存在着极大的差异，如在智力方面就存在上智、中智、下愚之间的差异，而对之进行教育时就必须：“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论语·雍也》）“中人”即智力中等水平的学生，这类人是大多数，故对他们的教育方式问题是具有代表性的。孔子认为，对于“中人”当教之以高等的知识，而对于智力在中等以下的水平，则不应教之以较深的学问。之所以要这样做，诚如朱子在《论语集注》中引张敬夫语：“圣人之道，精粗虽无二致，但其施教，则必因其材而笃焉。盖中人以下之质，骤而语之太高，非惟不能以入，且将妄意躐等，而有不切于身之弊，亦终于下而已矣。故就其所及而语之，是乃所以使之切问近思，而渐进于高远也。”再如在性格方面的差异，《论语·先进》所载孔子对子路与冉有的相同问题——“闻斯行诸？”——的不同回答，就很有典型性：

子路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闻斯行之？”冉有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公华西曰：“由也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赤也惑，敢问。”子曰：“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

可见，孔子之所以会有不同的回答，是因为子路的性格直率而且性急，做事有点莽撞，《论语》中孔子对子路有这样的评语：“由也好勇过我”（《公冶长》）、“由也果”（《雍也》）、“子路，行行如也”（《先进》）、“子路有闻，未之能行，唯恐有闻”（《公冶长》），等等，皆说明子路行事急于求成，有欠考虑，所以，要“退之”；而冉有恰恰相反，行事多虑，显得有点畏缩，所以当“进之”。再如在德性方面的差异，或有“仁”之不足者，或有“知”之不足者，或有“勇”之不足，孔子能根据不同的学生的特点，分别给予不同的教导，如关于“仁”的问答，孔子对子贡说的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对颜回说的是“克己复礼为仁”（《论语·颜渊》），对仲弓则说“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论语·颜渊》），答司马牛说的是“其言也　”（《论语·颜渊》），对樊须则说“仁者爱人”（《论语·颜渊》），答子张则说“恭、宽、信、惠、敏”（《论语·阳货》），等等。这些都是孔子依弟子之德性之不同而因材施教的典型事例。此外，孔子还根据学生们不同的学习专长以及志向特点，将学问分为“德行”、“言语”、“政事”和“文学”四科，予以侧重性培养。

再次，在教学过程中，要贯彻学生的主体性原则，进行启发式教学。《论语·述而》载：子曰：“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朱子注曰：“愤者，心求通而意未得”；“悱者，口欲言而未能之貌”；“启，谓开其意”；“发，谓达其辞。”（《论语集注》）这就是说，启发式教学必须以学生的自我思索为前提，所谓“愤悱”，实际上是指学生对于所学知识的一种“前内化”状态，这种状态的特点是对于所学知识能够有所意味，却不可言传之，还未整合到自己原有的知识结构之中，也不能将知识与实际有机地联系起来，还未达到触类旁通、举一反三之境。当此之时，学者之心，有如黎明前的黑暗，而教师的“启发”，就如红日东升，使学者之胸豁然开朗起来。因此，教师之“启发”必待学生之“愤悱”而后行，程子曰：“不待愤悱而发，则知之不坚固；待愤悱而后发，则沛然矣。”（《论语集注》引）需要强调的是，“启发”不仅要以学生的“愤悱”之思为前提，而且还不能以“启发”来代替学生的自我思考。这就是说，教师的启发应该是一种点播式教育方式，诚如孟子所云：“君子引而不发，跃如也。”（《孟子·尽心上》）即君子教导别人应该如射箭一样，拉满了弓，却不发箭，但箭在弦上，有一触即发之势。意即教师在启发学生时，既要给学生以一定的指导，又要给学生的思索留有余地，让学生自己去完成对问题的答案，或者说，启发的目的是为了更进一步地激发学生的思考积极性，使之产生新的“愤悱”之思，然后再予以启发，如此往复，便能够实现知识的不断内化与长进。正因为如此，所以，孔子在强调启发式教育的同时，又强调“举一反三”的重要性，因为，“举一”就是启发，而“反三”则是启发的效果。如果说教师的“举一”不能产生“反三”的效果，从学生方面来说，则是其“愤悱”的程度还不够；而“愤悱”的程度不够，则又说明其学习的主动性还未充分调动起来，对此，孔子说“则不复也”。当然，“举一而不能反三”，也可能与教师的“举一”是否得当有关，所以，作为教师，应该提高自己的启发水平。在这一点上，孔子特别善于启发学生，他的弟子颜回说：“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论语·子罕》）如子贡问《诗经》中的“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是什么意思？孔子只说“绘事后素”。子贡受此启发，有新的体会，说：“礼后乎！”孔子认为“赐也始可与言《诗》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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