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有教无类”的理解，还涉及到对孔子的另一句话的理解问题，这就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论语·泰伯》）按照通常的解释，孔子有一种愚民主义的倾向，或者，“不可使知之”，至少是把“民”排除在教育对象之外，这与“有教无类”是相矛盾的。我认为，孔子此句话的意思，与孟子所谓“行之而不著焉，习矣而不察焉，终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众也。”（《孟子·尽心上》）可以互相发明。这就是说，孔子所谓“使由之”与“使知之”之“之”，所代表的是一种儒家所谓的“道”，而不是指一般的知识，此一点也可以从孔子所强调的“学”是为了“谋道”中得到佐证。而“道”，在孔子的思想体系中，本来就属于“罕言”和“不可得而闻”的对象。之所以如此，原因就在于“道”是一种有关形而上的或超越存有的知识，即“形而上者谓之道”，从教育学的角度来说，这类知识对于学习者而言本身就具有了解的困难性。孔子曾说：“不知命，无以为君子”，可见孔子并非不欲学者们掌握形而上的知识，但是“道”又确实具有老子所说的“不可道”的特征，它需要主体去“悟”方能明白，而悟道者往往又会选择一种“无言”的结局。这一点不独孔子为然，道家和佛家都是如此。当然，对超越或形上学的体悟，并不一定要以知识为铺垫，中国佛教史上有关六祖惠能的故事证明：“识字”并不是成佛的必要条件，但是，不识字也并不意味着他没有受过教育，只是他所接受的教育在形式上不同罢了。所以，《中庸》认为，知“道”有如饮食，“人莫不饮食也，鲜能知味也。”而“民”对于“道”的了解就是如此：百姓日用而不知。朱子在《四书集注》中引程子语曰：“圣人设教，非不欲人家喻而户晓也，然不能使之知，但能使之由之尔。若曰圣人不使民知，则是后世朝四暮三之术也，岂圣人之心乎？”我认为，程子此语，深得夫子之意。因为，孔子既然明确提出“有教无类”，如何可能又主张一种愚民主义呢？孔子在这里只不过是道出一个教育学的事实，即知“道”的困难性，而并非是说“不可以让民知之”，而是“不可能使民知之”也。“不可以”是一种对知识话语权利的保留，而“不可能”则是说让“民”了解某种知识的困难性。这是两种根本不同的意义指向，不能混为一谈。
三、教学方法
在教与学实践中，孔子积累了丰富的教与学的经验，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首先，重视师德建设。孔子认为，作为教师，要在教学上取得成功，产生良好的教学效果，必须注重自己的师德建设。（一）要有“诲人不倦”的教学态度。孔子一再称自己是“诲人不倦”者，并以此作为教师的职业道德。而“诲人不倦”实际上是孔子的仁爱精神在教学上的一种反映。因为，一个教师，要做到不厌其烦地教育学生，如果没有对学生的爱这样一种情感的支撑，是不可能的。而教师如果不能做到“诲人不倦”，要想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也是不可能的。孔子说：“爱之，能勿劳乎？忠焉，能勿诲乎？”（《论语·宪问》）“诲人不倦”就是对人忠爱的表现之一。（二）要有“教学相长”的平等精神。在传统教育制度中，“师道尊严”是基本而重要的戒律之一，教师与学生之间在地位上存在着极其不平等的现象，但孔子却主张教学民主，强调“教学相长”。孔子认为，学生并不一定处处不如老师，他说：“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不如今也。”（《论语·子罕》）鼓励学生“当仁不让于师”（《论语·卫灵公》），而作为老师应该“不耻下问”（《论语·公冶长》）。在《论语》中，我们可以看到，孔子与他的学生之间经常地就一些问题进行民主而平等的对话与探讨，如子夏，孔子就说：“起予者，商也！如可与言《诗》已矣。”（《论语·八佾》）而为孔子所特别赞赏的颜回，因为对于先生所言“无所不悦”，所以孔子说“回非助我者也。”（《论语·先进》）再如子路，性情耿直，曾多次对孔子所为表示不满（见《论语·雍也》和《阳货》），对学生的批评，孔子基本上能做到“善言必听”，至于学生们对自己的恭敬之辞，孔子也强调不要盲目高兴，他说：“巽与之言，能无说乎？绎之为贵。”（《论语·子罕》）“绎之”，即对之进行理性地分析。
其次，在教学过程中，要了解教育对象的不同特点，“因材施教”。孔子并未概括出“因材施教”四字，这是二程和朱子从孔子的教育实践中概括出来的，曰：“孔子教人，各因其材。”（《论语集注》）孔子认为，学生的学习心理存在着极大的差异，如在智力方面就存在上智、中智、下愚之间的差异，而对之进行教育时就必须：“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论语·雍也》）“中人”即智力中等水平的学生，这类人是大多数，故对他们的教育方式问题是具有代表性的。孔子认为，对于“中人”当教之以高等的知识，而对于智力在中等以下的水平，则不应教之以较深的学问。之所以要这样做，诚如朱子在《论语集注》中引张敬夫语：“圣人之道，精粗虽无二致，但其施教，则必因其材而笃焉。盖中人以下之质，骤而语之太高，非惟不能以入，且将妄意躐等，而有不切于身之弊，亦终于下而已矣。故就其所及而语之，是乃所以使之切问近思，而渐进于高远也。”再如在性格方面的差异，《论语·先进》所载孔子对子路与冉有的相同问题——“闻斯行诸？”——的不同回答，就很有典型性：
子路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闻斯行之？”冉有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公华西曰：“由也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赤也惑，敢问。”子曰：“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
可见，孔子之所以会有不同的回答，是因为子路的性格直率而且性急，做事有点莽撞，《论语》中孔子对子路有这样的评语：“由也好勇过我”（《公冶长》）、“由也果”（《雍也》）、“子路，行行如也”（《先进》）、“子路有闻，未之能行，唯恐有闻”（《公冶长》），等等，皆说明子路行事急于求成，有欠考虑，所以，要“退之”；而冉有恰恰相反，行事多虑，显得有点畏缩，所以当“进之”。再如在德性方面的差异，或有“仁”之不足者，或有“知”之不足者，或有“勇”之不足，孔子能根据不同的学生的特点，分别给予不同的教导，如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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