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君子”，作为一种人材类型，还涉及到其内在知识结构问题。而这一问题实际上又与孔子的教育内容有关。《史记·孔子世家》载：“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又，“孔子以四教：文、行、忠、信。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所慎：斋、战、疾。子罕言利与命与仁。不愤不启，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弗复也。”由司马迁所记来看，孔子教学的主要内容实际上包括三个方面。一是知识方面，它既包括“六经”中《诗》、《书》、《礼》、《乐》，还包括“六艺”中“射”、“御”、“书”、“数”等技能。一是道德修养教育、政治理论教育，如“四教”中的“行”、“忠”、“信”、“四绝”、“三慎”。三是哲学教育，属于形上学层次，为“明道”之学，包括孔子所“罕言”的命、仁等。

从《论语》所载来看，“六艺”中，孔子谈得最多的是“礼教”、“诗教”和“乐教”。关于“礼教”，孔子之重视自不待言，前文中多所论说，此不复言。于此，只指出一点，即墨家对于周礼之繁琐的批评：“今孔子盛容饰，繁登降之礼，趋详之节，累世不能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墨子·非儒》）我认为，墨家对孔子的这一批评，确是中的之语。因为，单从学习的角度来说，如果礼仪的繁琐达到如斯之至，则将耗费学子太多的精力，也容易使学者产生厌烦情绪。

“诗”是春秋时期政治和外交场合中的不可或缺的工具之一，对于诗教的功能，孔子曾说：“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可见，学《诗》在孔子看来除了可以掌握知识，培养情操之外，还有着道德教化的功能。所以，孔子主张，学《诗》最重要的是掌握《诗》的本质蕴含，而《诗》的本质，孔子认为是：“《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并根据这一精神，孔子还对《诗》进行了删节。孔子反对对《诗》的死记硬背，他说：“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论语·子路》）

关于“乐教”，孔子曾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刘宝楠《论语正义》说：“乐以治性，故能成性，成性亦修身也。”故“成于乐”是指通过音乐的审美活动来完成修身的任务。而乐与诗本为一体，孔子所选之诗，分为“风”、“雅”、“颂”三个部分，也是按乐的性质来划分的。对于音乐，孔子除了重视其形式之美外，更重视其内容的健康有益，他说：“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论语·阳货》）乐可以反映出一个人的情操与品质。是故，孔子既反对当时的贵族中的僭越礼乐之风，如季孙氏八佾舞于庭，孔子闻之，曰：“是可忍，孰不可忍！”（《论语·八佾》）又反对当时流行民间的“郑卫之间”，认为“郑声淫”，有伤风化，故要“放郑声”（《论语·卫灵公》）。孔子花了许多的精力去“正乐”，“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论语·子罕》）孔子最欣赏古乐，“子谓《韶》尽美矣，尽善矣；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论语·八佾》）除了评乐之外，孔子又经常与弟子们一起习乐，“子与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后和之。”（《论语·述而》），并以乐来表达他对弟子们行事处世的看法，如《论语·阳货》：“孺悲欲见孔子，孔子辞以疾。将命者出户，取瑟而歌，使之闻之。”再如《论语·先进》：“子曰：‘由之瑟奚为于丘之门？’门人不敬子路。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于室也’”。

“书教”也为孔子所重视。《论语·述而》：“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论语》中孔子曾三次引《书》为说明自己的思想主张。至于“射”，孔子曾说：“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论语·八佾》）；又，据传，孔子射艺很高，曾射于矍相之圃，“观者如堵”（《礼记·射义》）。于“御”，孔子周游列国，樊须为之御，当时有人讥笑孔子“博学而无所成名”，孔子便对学生说：“吾执御矣。”（《论语·子罕》）可见孔子是有专长的。总之，从孔子的教学内容来看，孔子欲培养的人材，其知识面是相当宽的，并不限于某一学科领域，如果说“数”是古代自然科学的代表的话，我们甚至可以认为孔子所培养的人材，并不是一种“文学之士”的“专才”，而是文理兼备的“全才”，孔子曾说：“君子不器”（《论语·为政》），这是对通才教育的肯定。

当然，学习知识并不是为学的终极目的。因为，孔子所欲培养的人材是“君子”，而成就“君子”，则必须通过道德教育方能。如果说“四教”中的“文教”相当于前述的知识教育的话，则“行”、“忠”、“信”及“四绝”、“三慎”等都是属于孔子道德教育的内容。所谓“行”，躬行也。我认为，“行教”是指知识的具体的运用问题。因为，“文教”所学到的知识毕竟还属于一种书面知识，当然，在这些知识的学习过程中，也存在实践问题。但这种“实践”实际上只相当于一种“实验”性的实践，是在一定的程序操作下并可以预知结果状态下的一种学习方式，这种学习方式也就相当于孔子所说的“践迹”（《论语·先进》）。我们知道，“实验”或“践迹”总是带有典型性质，而现实生活的实际却是特殊性占多，因此，如何将课堂上所学的知识运用于具体的实践活动中，这是古今中外教育的一大问题。孔子十分重视“行教”，认为“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论语·颜渊》）“博学于文”是指“文教”，而“约之以礼”则是“行教”；孔子甚至认为，“行教”在学习上优先于“文教”，他主张：“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论语·学而》）其弟子子夏说：“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论语·学而》）子夏所说之“学”，实际上就是“行教”，而这种“行教”又体现于“尽人伦”之中，诚如游氏曰：“三代之学，皆所以明人伦也。能是四者，则于人伦厚矣。学之为道，何以加此？”（《论语集注》引）“人伦”是人之所不能逃乎其外的一种伦理义务，是每个人每天都要与之交道的各种社会关系，故人伦之道作为一种规范性知识，它本身就是一种实践性知识。在三代宗法一体化社会结构形态下，三代之学，确是一种“明人伦”之学。故子夏所言“未学”之“学”，是可能的。但是，如果将知识扩展至“人伦”之外呢？如自然科学知识？则“行”学的局限性就显而易见了。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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