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的“有教无类”主张也是孔子“人本”主义教育哲学的反映。孔子把教育的对象扩大到平民老百姓，这亦如他把仁爱的对象扩展至所有的人，是因为在孔子看来，人作为存在无论其社会地位如何，都有着其内在的价值与尊严，都有着不同于动物且优于动物的潜能与可能性，而教育的目的就在于发现人的价值，开掘人的潜能与可能性。孔子说：“性相近也，习相远也”，“性”即先天具有的一种潜能与可能性，而“习”则是这种潜能的后天发挥与实现。而人，无论贵贱高低，在先天的潜能即“性”方面是大致接近的，但由于后天的努力不同，所以潜能的实现程度及表现形式就会有差异，甚至相差很远。而人的这种潜能或人性，在孔子看来，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德性，一是知性。关于前者，孔子虽未如孟子那样明确地指认人性本善，但他涵许了这种可能性，此点在前文中已经论述，此不复述。关于后者，孔子说：“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论语·季氏》）“生而知之”是否存在，这在今天仍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但在孔子所处的时代，要否认这一点，几乎是不可想象的。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孔子虽承认有生而知之，但是他并不强调生而知之，他说：“我非生而知之，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论语·述而》）又说：“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论语·公冶长》）由夫子自道可知，学而知之，不仅是他自己，而且是大多数人获得知识的主要途径与方式，所谓生而知之，在夫子眼中，未尝不可以说是一种逻辑的预设，或为一种“悬格”，即既然人的智力有高下之分，则就应该在逻辑上承认一种最高的智力形态存在，这就是生而知之，至于这种智力形态是否为现实的存在，孔子对此基本上不予讨论。所以，我认为，孔子的“习相远”论，实际上是一种教育学意义上的人道主义思想，即人的差异主要存在于人所受的教育之中。但是，如前所述，教育作为一种权利恰恰不是天生即有的，而是需要争取的，所以，孔子所提倡的“有教无类”，就是为下层平民争取教育权利的一种主张。孔子意识到，要真正做到这一点，并非易事，因为，教育是需要一定的物质条件作支撑的，而下层民众恰恰在这方面存在着不足，所以，孔子一方面主张国家要把“富民”政策作为政治的中心，另一方面又主张教师在收取学费上尽可能地低收费，甚至免费。关于孔子收取“束　”为学费之事，我认为，不应该看作是对平民接受教育的一种财产限制，因为，孔子办学从主观上讲并不是为了发财致富，而是为了推行教化；从事实来看，孔子的教育经费也主要不是来自“束　”的收入，而是靠自己从各诸侯国中得到的礼遇性捐赠以及学生们的自食其力。实际上，“束　”在当时只是算一种“礼物”（非实物学费），是学生见先生的见面礼，即使穷如颜氏父子，也仍可承受起这一负担，足见孔子的办学形式是与其“有教无类”主张相一致的。

此外，有学者认为，孔子的“有教无类”主张有着“教”的宗派限制，即非志于“同道”者，不能入孔子之门[蔡尚思：《孔子思想体系》，第193页]。我认为，这种看法也是不对的。因为，孔子所说的“道不同，不相为谋”（《论语·述而》），只是指一种政见上的志同道合而言，而并不意味着是对教育权利的一种限制。如果因为道不同而被孔子拒绝在学校之门外的话，则恰恰与儒家所追求的教化目标是相矛盾的。再者从事实来看，根据《论语·述而》所载：孔子曾到一个名叫“互乡”的地方，而此地之人“难与言”即很难和他们说话，但孔子还是收受该乡的童子为徒，对此，孔子的门人很不理解。孔子说：“与其进也，不与其退也，唯何甚！人洁以进，与其洁也，不保其往也。”可见，在孔子看来，任何人都有其可称之处，都有着向善的可能性，不能苛人太甚，此所谓“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孔子家语·入官》）。而根据《论语·微子》所载，孔子对于当时的隐者即道家，也曾多次表示“欲与之言”。这些皆表明孔子的教育思想中并没有宗派的限制。

关于“有教无类”的理解，还涉及到对孔子的另一句话的理解问题，这就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论语·泰伯》）按照通常的解释，孔子有一种愚民主义的倾向，或者，“不可使知之”，至少是把“民”排除在教育对象之外，这与“有教无类”是相矛盾的。我认为，孔子此句话的意思，与孟子所谓“行之而不著焉，习矣而不察焉，终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众也。”（《孟子·尽心上》）可以互相发明。这就是说，孔子所谓“使由之”与“使知之”之“之”，所代表的是一种儒家所谓的“道”，而不是指一般的知识，此一点也可以从孔子所强调的“学”是为了“谋道”中得到佐证。而“道”，在孔子的思想体系中，本来就属于“罕言”和“不可得而闻”的对象。之所以如此，原因就在于“道”是一种有关形而上的或超越存有的知识，即“形而上者谓之道”，从教育学的角度来说，这类知识对于学习者而言本身就具有了解的困难性。孔子曾说：“不知命，无以为君子”，可见孔子并非不欲学者们掌握形而上的知识，但是“道”又确实具有老子所说的“不可道”的特征，它需要主体去“悟”方能明白，而悟道者往往又会选择一种“无言”的结局。这一点不独孔子为然，道家和佛家都是如此。当然，对超越或形上学的体悟，并不一定要以知识为铺垫，中国佛教史上有关六祖惠能的故事证明：“识字”并不是成佛的必要条件，但是，不识字也并不意味着他没有受过教育，只是他所接受的教育在形式上不同罢了。所以，《中庸》认为，知“道”有如饮食，“人莫不饮食也，鲜能知味也。”而“民”对于“道”的了解就是如此：百姓日用而不知。朱子在《四书集注》中引程子语曰：“圣人设教，非不欲人家喻而户晓也，然不能使之知，但能使之由之尔。若曰圣人不使民知，则是后世朝四暮三之术也，岂圣人之心乎？”我认为，程子此语，深得夫子之意。因为，孔子既然明确提出“有教无类”，如何可能又主张一种愚民主义呢？孔子在这里只不过是道出一个教育学的事实，即知“道”的困难性，而并非是说“不可以让民知之”，而是“不可能使民知之”也。“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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