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儒学自孔子始，不仅继承了前轴心时代的文化成果，发展出一套六艺之学，同时也包含了儒者在轴心时代的思想创造，形成社会人生之学或子学，前者发展为汉唐时期的章句训诂之学——经学，后者衍化为宋明时期义理心性之学——理学，而孟子、荀子分别与这两个时期的学术存在密切联系，故学术界有孟子传“道”，荀子传“经”之说。其言云：“孔子定三代之礼，定六经之书，徵文考献，多识前言往行，凡《诗》、《书》六艺之文，皆儒之业也；衍心性之传，明六艺之蕴，成一家之言，集理学之大成，凡《论语》、《孝经》诸书，皆师之业也。曾子、子思、孟子皆成一家者也，是为宋学之祖；子夏、荀子皆传六艺者也，是为汉学之祖。”[14]“汉唐注疏之学，乃荀子之流衍，宋明心性之学，乃孟子之流衍，汉宋之别，亦犹荀孟之别也。”[15]此说以为儒学内部存在“师”与“儒”的区分，“师以贤得民”，“儒以艺得民”（刘向《荀卿新书序》）。凡《诗》、《书》六艺之文，皆儒之业也；衍心性之传，明六艺之蕴，皆师之业。曾子、子思、孟子皆衍心性之传，是宋学之祖；子夏、荀子皆传六艺之文，是汉学之祖。虽有一定道理，但并不准确。实际情况是，孔子不仅传六艺之文，亦明社会人生之道，而“孟子、荀卿之列，咸遵夫子之业，而润色之”（《史记·儒林列传》），故一方面“序《诗》、《书》”，“隆礼仪”，影响了以后的汉唐经学，不过荀子与其关系更为密切；另一方面又弘扬了孔子的社会人生之道，不过孟子主要发展了仁，荀子更多地继承了礼，所以孟子与以后喜言性命天道的宋明理学联系更为直接。这样，孔子思想中的不同倾向，在孟子、荀子那里得到进一步分化，不仅表现为仁学与礼学的对立，还衍化为以后汉学与宋学的分歧。孟子与荀子，如双峰并峙，两军对垒。后世学者从这种对立看儒学，故或尊孟而抑荀，或崇荀而黜孟，孔子承前启后，整全、丰富的思想学说竟分化为不同的派别、门户之争。
（二）儒家道统说引述
儒学自本自根、源远流长，内涵丰厚，其内部不仅有子学、经学之分，也有汉学、宋学的对立，每一学术形态下又有不同之派系，故后世有所谓“道统”说，以对其内容做出判别、衡定、分析。盖一种学术思想，虽极复杂，而不可无一中心，道统即表示一居于中心地位的思想传统。儒家的道统观念由来已久，孔子见夏、殷、周礼之相因，而确信“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论语·为政》）。孟子主张“五百年必有王者出，其间必有名世者”（《孟子·公孙丑下》），并详列由尧、舜经成、汤、文王而至孔子的序列（见《尽心下》末），均表现出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续统意识。不过系统表述道统思想的是唐代中期的韩愈，其《原道》云：
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其文《诗》、《书》、《易》、《春秋》，其法礼乐刑政，其民士农工贾，其位君臣、父子、师友、宾主、昆弟、夫妇……斯道也，何道也？曰：斯吾所谓道也，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16]
韩愈认为儒家道统始于尧舜禹汤，而不是孔子，表明其所理解的儒学乃是全面继承了前轴心时代的文化，而不是始于轴心时代的孔子，无疑是有历史根据的。不过他将荀子排斥在道统之外，认为“轲之死，不得其传焉”，则可能与他对道的理解有关。在韩愈看来，“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仁与义，为定名；道与德，为虚位。……凡吾所谓道德云者，合仁与义言之也，天下之公言也。”故他所谓道的本质内容为仁义，其经典之文献为《诗》、《书》、《易》、《春秋》，其表现于客观社会政治之制度为礼乐刑政，其民有士农工贾。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一脉相传者即此仁义之道，孔子之后，真正发扬仁义者为孟子，孟子死后，荀子虽然与孟子一样，“吐辞为经”，“优入圣域”，[17]“要其归，与孔子异者鲜矣！”[18]但对于仁义，“择焉而不精，语焉而不详”，“大醇而小疵”，故不得不排除于道统之外。韩愈道统说是在“儒门淡薄”的颓势下，辟佛老，明仁义，重新确立儒学的正统地位，故对后世影响甚大，其观点也被同样有弘道意识的理学家所接受。南宋集理学大成者朱熹云：
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此非深知所传者何事，则未易言也。夫孟子之所传者何哉？曰：仁义而已矣。孟子之所谓仁义者何哉？曰：仁，人心也；义，人路也。曰：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如斯而已矣。然则所谓仁义者，又岂外乎此心哉？尧舜之所以为尧舜，以其尽此心之体而已。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传之，以至于孟子，其间相望，有或数百年者，非得口传耳授密相付属也。特此心之体，隐乎百姓日用之间，贤者识其大，不贤者识其小，而体其全且尽，则为得其传耳。虽穷天地，亘万世，而其心之所同然，若合符节。[19]
朱熹认为如果不能真正理解孔孟所传者为仁义，则不容易对其解释、说明韩愈何以主张“轲之死，不得其传”，表明他对韩愈的道统说颇为认同，且深有同感。不过朱熹将仁义进一步落实在“心之体”上，认为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以至于孟子所传者“特此心之体”也。在《中庸章句序》中，朱熹继承了程颐“《中庸》乃孔门传授心法”的思想，将尧舜禹相传之道统具体化为《古文尚书·大禹谟》中的“十六字心传”：“其见于经，则‘允执厥中’者，尧之所以授舜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者，舜之所以授禹也。”“十六字心传”中，“允执厥中”是核心，舜所增人心、道心等三句乃是对此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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