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9] 牟宗三：《政道与治道》，台湾学生书局1991年增订版，第18～19页。

[40] 梁漱溟：《梁漱溟全集》第三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03～104页；第115页。

[41] 参见拙文：《孟子“四端”说的形成及其理论意义》，《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刊》第1辑，2001年。

[42] 参见拙文：《简帛〈五行〉新探》，《孔子研究》2002年第5期。

[43] 参见拙文：《竹简〈穷达以时〉与早期儒家天人观》，《哲学研究》2003年第4期。

[44] 康有为：《万木草堂口说·礼运》,《康有为全集》第2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317页。

[45] 参见拙文：《竹简〈性自命出〉与〈孟子〉“天下之言性”章》，《中国哲学史》2004年第4期。

[46] 钱大昕：《荀子笺释跋》，载王先谦《荀子集解》，《诸子集成》第2册，第10页。

[47] 康有为：《万木草堂口说·荀子》，《康有为全集》第2集，第374页。

[48] 荀子有“礼有三本”之说：“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无天地，恶生？”（《礼论》）但这里的“天地者，生之本”似只有描述的意义，不具有真正的价值内涵。

[49] 陈来教授有“荆门礼记”之说，细推敲起来，可能并不严谨，因为战国时并不存在《礼记》一书。但若说我们也可以像汉代学者那样，对新发现的郭店、上博简中儒家典籍进行整理、归类，则将其归入《礼记》无疑是合适的。

（原载《学术研究》2009年2期；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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