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表者,多半贡献在具体创造上,如礼乐制度之制作等。孔子则是于昔贤制作,大有所悟,从而推阐其理以教人。”“礼乐之制作,犹或许以前人之贡献为多;至于伦理名分,则多出于孔子之教。孔子在这方面所做功夫,即《论语》上所谓‘正名’。”[40]所以孔子一方面以仁释礼,另一方面以礼落实仁,仁与礼才是孔子重建“道之本统”的核心内容,仁与礼的关系才是道统的核心问题。孔子论礼虽是结合着当时具体的礼仪讲,但又不同于后者,其所论实际是礼的精神、价值、意义。具体的礼仪可以过去,成为陈迹,而礼的精神、价值、意义则具有超越性,随时代的发展而演进。

还有,孟子、荀子在道统中的地位。孔子之后,孟、荀双峰并立,两军对峙,谁更能代表儒家道统,一直是颇有争议的问题。韩愈、朱熹、牟宗三等人由于将道的内容限定为仁义,故尊孟而排荀,认为孟子才是孔子之后的嫡传,并进而将汉唐儒学排斥于道统之外,固然可被视为“单传孤立的易断的道统观”。而杨倞、孙复、石介等人扩大了道的内容——其中,孙复、石介肯定道的内容为仁义、礼乐,尤为可取——将孟、荀都包容于道统之内,表面上似乎是化解了以上争论,但问题实际依然存在。因为即使将孟、荀纳入道统中,也不能消除二者的分歧,相反还需说明,不同如孟、荀者究竟在何种意义上分别承继道统。历史地看,从孔子到孟、荀实际是儒学内部的分化过程,这种分化又间接地影响了以后的汉唐经学与宋明理学,所以如果不是持一种主观、单传、易断的道统观,就不应从孟、荀的分歧与对立看道统,从儒学以后的分化看道统,而应从根源的丰富性看道统。就需承认,根源的文化生命生生不息,前后相续,此即道统之所在。但道统并非一线单传,一成不变,而是有曲折,有回转,亦有创辟,有突进。道的某个方面可能会被遮蔽、掩盖,因而在某个时期隐而不显,道体不全,但如果道的其他方面依然延续,甚至得到丰富、发展,那么,道统就并未真正中断。道统的承继亦不应感慨于道体不全,并以此被遮蔽的方面为正统,而是要经过“去敝”,使其澄明,敞亮,使道不同的方面重新融合、汇聚。这样,从孔子到孟、荀的具体分化过程便值得深入考察,孔子到孟、荀之间的过渡人物子思的思想和地位也因此突显出来。韩愈、朱熹等肯定孟子,将其列入道统内,是因为提出曾子——子思——孟子的传道谱系,孟子经子思而上接孔子。但荀子与这一儒门“正统”、与子思是否没有任何联系?是否与其仅仅是一种对立的关系?仅仅是一“别子”而已?回答这一问题,全面、客观地了解子思的思想及那个时代的儒学发展便显得十分必要,而新近出土的地下文献正好为此提供了可能。

(四)回到“子思”去——儒家道统论的重构

1993年湖北荆州郭店村一号楚墓中出土一批竹简,墓葬年代约为公元前四世纪中期至公元前三世纪初,属于战国中期偏晚,竹简的写作应该更早,基本在孔子之后,孟子之前,为了解这段“考古者为之茫昧”的历史提供了重要的文献材料。尤为珍贵的是,这批竹简中涉及到子思的作品,为我们了解子思思想以及子思时代的儒学提供了难得的机缘。

通过这批竹简,改变了我们一些固有的看法,对这一时期的儒学亦有了新的认识和理解。例如,传统上学术界认为,“仁内义外”说乃告子的观点,是儒家批评和反对的,根据就在于《孟子·告子上》中孟子与告子的辩论。但郭店竹简中有大量有关“仁内义外”的论述,表明“仁内义外”说是曾经被儒家学者普遍接受的观点。郭店竹简的“仁内义外”说内涵虽然比较复杂,包含了不同的含义,但其中一种含义是针对内在道德律和外在道德律而言,认为道德原则有些是“生于内”,有些是“生于外”;仁是生于内,义是生于外,而道德实践就是要从“仁内”和“义外”两方面入手,做到二者的统一。这种“仁内义外”说与告子强调仁内与义外的对立显然是有所不同的,从郭店竹简的“仁内义外”说到告子的“仁内义外”说,再到孟子的“仁义内在”说,实际经历了曲折、复杂的思想发展过程,也是儒学理论的一个探索过程。[41]更为重要的是,郭店竹简的“仁内义外”说是子思也可以接受的,或者说子思亦有类似的思想主张。郭店竹简中有属于子思的《五行》一篇,其中提到“形于内”的“德之行”和“不形于内”的“行”,实际就是内在和外在道德律,与“仁内义外”说表达的是一个意思。《五行》论述“德之行”的前半部分直接影响了以后的孟子,而论述“行”的后半部分则与以后的荀子存在更多的联系。所以孟、荀虽然看似对立,但却与子思的思想有着直接、间接的联系,子思以后儒学的发展是多向的,而不是单一的,孟、荀不过代表了这一分化过程的不同方面而已。[42]

又例如,传统上学术界认为孟子讲天人合一,荀子讲天人之分,二者是对立的。但是郭店竹简中有《穷达以时》一篇,明确提出一种天人之分,通过天人之分探讨了人与命运的关系。竹简认为,“有天有人,天人有分。察天人之分,而知所行矣。”天是超出了人力或是人力无法控制的神秘力量,它可以是一种偶然性,也可以是一种社会的合力——“势”,穷达祸福不是由人自己决定的,属于天的职责和范围;而道德仁义内在于心,因为人有意志自由,可以由人自己决定,这是人的职分所在。知道了天人不同的职责和范围,就应关注于内在的仁义,尽人的职分,至于是否显达富贵,则“尽人事以待天命”。这种天人之分与以后孟子的思想是非常接近的,只不过孟子把它发展为一种“性命之分”。[43]《穷达以时》属于子思一派的作品,通过这一新发现的作品,可以使我们认识到,古人谈论的天人关系实际是有着不同的层面:有人和命运天的关系,有人与自然天的关系,也有人与道德天的关系。所谓天人之分与天人合一也不是截然对立的,而是在这些不同层面分别展开的。孟子虽然主要谈论人与命运天的关系,荀子更多地谈人与自然天的关系,但他们也都谈论到其他的层面。在这些不同的层面中,孟子分别既谈天人之分,也谈天人合一;荀子有谈天人之分的一面,也有谈天人合一的一面。天人之分与天人合一往往联系在一起,没有不谈天人之分的天人合一,也没有不谈天人合一的天人之分。所以谈论儒家的天人观,就不应停留于其中的某个层面,以及孟子、荀子对其的具体理解,而应对这些不同的层面以及孟、荀的观点进行统合,发展出完整、丰富的儒家天人思想。

还有,郭店竹简尤其是《性自命出》一篇,有大量论“情”的言论,挑战了我们形成已久的成见。传统上学术界认为,凡自超越层面以言性,自天命以言性,“天命之谓性”,其一定是善性,这是一个新传统,区别于自生理欲望以言性,“生之谓性”的老传统。然而《性自命出》提出“性自命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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