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郭店竹简尤其是《性自命出》一篇，有大量论“情”的言论，挑战了我们形成已久的成见。传统上学术界认为，凡自超越层面以言性，自天命以言性，“天命之谓性”，其一定是善性，这是一个新传统，区别于自生理欲望以言性，“生之谓性”的老传统。然而《性自命出》提出“性自命出，命自天降”后，又说“喜怒哀悲之气，性也”，“好恶，性也”，虽然是自天命以言性，自超越层面以言性，但所谈的却是自然人性，而非道德人性。传统上学者还认为，情是没有道德性的，是与伦理原则相违背的，故往往从负面去理解情。例如，荀子认为“顺情性则违礼义”，情性没有自身的规定性，会与礼仪规范产生冲突，所以他要“化性起伪”，善是伪，与性、情恰恰是对立的。宋明理学是把情放在形而下，属于气质之性，“气质之性君子不以为性也”，所以它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性。然而《性自命出》却不是如此，它赞美情，肯定情，“凡人情为可悦也”，“苟以其情，虽过不恶”，是从正面去理解情。这说明，我们以前的解释框架可能并不合理，并不能解释古代人性论的真实情况，中国古代还存在着自超越层面以言情的传统，它不只是从人的经验层面来谈情，而是联系到天地来谈情，从天地之六气来理解情，天地有六气，六气赋予到民身上，产生了喜怒哀乐之情。这一传统主要不是讨论性善与性恶的问题，而是性和谐的问题。它认为，天地是一个有机的和谐的存在，天地赋予了我们性，产生了情，我们最初得到的性必然是一个先天的和谐状态。

以往学者喜欢谈道德形上学，要为善寻找形上根据，而根据《性自命出》以及其他古代文献，似乎还应提出情感形上学，为情感寻找形上的根据，不只是从经验层面去谈情，而是联系到一个超越层面，联系到天地的根本来谈情。正是在这一点上，古人包括《性自命出》对性、情的理解，特别是对自然情感的理解，与后人是不一致的。因为后来的学者往往从负面去理解情，故喜欢谈节性，只谈到了“节”的一面，而忽略了“顺”的一面。《性自命出》则提出“道始于情”，“礼作于情”，礼恰恰是来自于情，要以情为本。主张“始者近情，终者近义”，要在情与礼（义）之间达到一种平衡。《性自命出》为子游一派的作品，反映了该派对礼乐、性情的认识和理解，其论情的思想对以后子思也有影响，这即《中庸》的“中和”思想。《中庸》提出“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认为“天命之谓性”，性来自天，是上天的赋予，喜怒哀乐之未发即是性未受外界的干扰，是恰倒好处、先天的和谐状态。又说，“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认为人性中先天的和谐是天下最大的根本，礼乐教化都应从情出发，符合情的需要，这和竹简“道始于情”，“礼作于情”表达的正是同一个意思。《中庸》还提到，“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所谓“致中和”就是一种双重的和谐，既要符合人性，又要符合现实秩序，符合礼仪，所以关系到“天地位”、“万物育”，具有重大的意义。而“致中和”与竹简的“始者近情，终者近义”实际表达的也是同一个意思，它们都承认有一个先天之情，有个“中”，有个恰好的状态；都强调既要照顾到情，又要顾及现实的秩序，所以《中庸》的“中和”说与《性自命出》的思想恰好是可以打通的，是受了后者的影响。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这一论情的传统，在孟子那里反而意外中断，不见了踪影。以后荀子虽提出性恶论，也就是情恶论，与以上论性的传统有所不同，但其思想中也存在与后者一致的地方。如荀子提出“生之所以然谓之性，性之和所生，精合感应，不事而自然谓之性”（《荀子·正名》），其中“生之所以然”之性即是先天之性，超越之性，实际是生之理；“不事而自然”之性则是前面超越之性在和谐状态下所产生的生理经验之性，主要是情。又如，荀子认为“辟耳目之欲”只能达到“浊明外景”，是一般的精神境界；而圣人“纵其欲，兼其情”，顺着情感欲望而动，又能自然符合理，所达到的是“清明内景”，是更高的精神境界（见《解蔽》）。这说明，荀子也曾联系到超越层面来谈情，对情曾做出正面的理解和肯定，荀子思想似存在前后两个不同的阶段。

再如，郭店简中有《唐虞之道》一篇，“高扬了儒家‘祖述尧舜’、‘爱亲尊贤’、‘天下为公’、‘利天下而弗利’的思想，显示了先秦儒家在战国时期崇尚‘禅让’政治理想、反对父子相传之‘家天下’的昂扬思想风貌”。另外上海博物馆藏竹简《子羔》、《容成氏》也都是鼓吹、宣扬禅让思想的作品，结合相关的历史记载以及传世文献如《礼运》等，可以发现，战国中期社会上曾出现过一股宣扬禅让的思潮，儒家学者是其中的积极参与者，子思等人都有鼓吹禅让的思想。这表明，儒家不仅有仁政、王道的政治理想，同时还有“天下为公”，权力公有的政治主张，在权力的授受和分配上，还提出过更为激进、大胆的主张，将“选贤与能”的政治原则贯彻到君主的选立之上。然而自燕王哙“让国”失败后，孟子等儒家学者面对复杂的社会政治形势，不得不放弃了禅让的政治主张，认为“唐、虞禅，夏后、殷、周继，其义一也”（《孟子·万章上》）。只讲仁政、王道，突出人民主体性，“民为贵”，不再坚持权力的公共性。而仁政、王道的实现，又需要通过“格君心之非”，寄希望于君主的道德觉悟，结果仁政、王道只能成为一种理想，而始终缺乏制度的保证。战国中期这场轰动一时的禅让思潮，也逐渐淹没于历史的尘埃之中。

以上材料表明，子思不仅是早期儒学的关键人物，其所代表的时代在早期儒学发展中也处于一种枢纽的地位。子思之前，孔子吸收、总结尧、舜、禹三代的礼乐文化并加以创造、发展而形成的以仁、礼为核心的儒学思想，汇聚到子思这里，得到较为全面的继承；子思而下，这一丰富的儒学传统开始分化，出现向不同方向发展的趋势。从子思到孟、荀，是儒学内部深化同时也是窄化的过程，孟子、荀子分别从不同方面发展了孔子以来的儒学传统，使儒学的某些方面得到充分发展，变得深刻而精致，但对儒学的其他方面或有所忽略或出现偏差，因而并没有真正全面继承孔子以来的儒学传统。所以站在儒家道统的立场上，以仁、礼为道的核心内容，就需承认，在道统的传承中，孟子是有所“失”，即由于主要关注内在、心性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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