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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文研讨】唐雎不辱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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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重点】
通假字：
1.故不错意也（错通“措”施行）
2.仓鹰击于殿上（仓通“苍”，青灰色）
3.轻寡人与（与通“欤”，表疑问语气)
4.寡人谕矣（谕同“喻”，明白.懂得。）
一字多义：
徒：
1.亦免冠徒跣（光着，动词）
2.徒以有先生也（只，仅仅）
夫：
1.此庸夫之怒也（成年男子，名词）
2.夫专诸之刺王僚也（句首发语词，无意义）
怒：
1.此庸夫之怒也，非士之怒也（生气，发怒，动词）
2.怀怒未发（愤怒，形容词）
使：
1.秦王使人谓安陵君曰（派遣，动词）
2.安陵君因使唐雎使于秦。（前一个使是派遣，后一个是出使，都是动词）
而：
1.挺剑而起（表示并列）
之：
1.而君以五十里之地存者：（的）
2.愿终守之：（代词）
3.夫专诸之刺王僚也：（主谓之间，不译）
4.长跪而谢之曰：（代词，指唐雎）
古今异义：
1.非若是也（是：古：这样，如此。今：今常用作判断词）
2.岂直五百里哉（直：古：只,仅仅。今：不弯曲）
3.长跪而谢之（谢：古：道歉。今：感谢，凋落）
4.休祲降于天（休：古：吉祥。今：常用作休息）
5.以五百里之地易安陵（易：古：交换。今：容易，简单）
6.虽然，受地与先王（虽然：虽然这样。今：连词，用在上半句,下半句多用“但是”、“可是”、“却”等与它呼应,表示承认前边的事,但后边的并不因此而不成立）
7徒以有先生(徒，今：徒弟。古：只)
特殊句式：
非若是也 判断句
此三子者,皆布衣之士也 判断句
此庸夫之怒也 判断句
受地于先王 状语后置
请广于君 状语后置
词类活用：
以大易小－－－－－－大，小都可以看作形容词活用为名词，解释为大的地方和小的地方
且秦灭韩亡魏－－－－－－灭和亡也可以理解成使动用法，使韩国和魏果灭亡，灭稍微牵强点，但亡是可以的。判断使动主要是看这个词是后面的宾语还是前面的主语的性质，这里是魏亡而非秦亡，所以可以理解为使动。
轻寡人与？－－－－－－轻，形容词用作动词，此处的意思是轻视。
虽千里不敢易也－－－－－－千里可以理解为数量词活用为名词，千里的土地，但现在我们不这样翻译，其实也理解得通顺
伏尸百万，流血千里－－－－－－因为主语是天子，所以伏尸和流都可以理解为使动，使百万人尸体倒下，使血流千里。
【本文介绍】
《唐雎不辱使命》是一篇传统课文，也是一篇经典的古代文学作品，出自《战国策》。唐雎是一个有胆有识的谋臣。文中虽然只有他的两段话，却不难看出他对秦王的阴险狡诈是有认识的，如何应付也早已成竹在胸，因此，在这场面对面的交锋中，他不为秦王的谎言所动，也不为他的威胁所屈，始终处于主动的地位。当秦王以“轻寡人”相责难时，他立即坚决予以驳斥：“否，非若是也。”不仅如此，为了掌握斗争的主动权，他有意激怒秦王，以“虽千里不敢易也，岂直五百里哉”进一步揭穿秦王的骗局，表达维护国土的强硬立场。当秦王恼羞成怒，以“天子之怒，伏尸百万，流血千里”相威胁时，他毫不惊慌，而是以非凡的机锋转问秦王是否听说过“布衣之怒”，再就秦王的答话点出“士之怒”这个要害，然后慷慨陈辞，历数专诸、聂政、要离三个刺客，以“怀怒未发，休降于天”歌颂他们的壮举，在气势上完全压倒了对方。待到最后说出“若士必怒，伏尸二人，流血五步”，并且“挺剑而起”时，秦王就只剩下“长跪而谢之”一条退路了。这一场斗争，表现了唐雎的凛然正气和不畏强暴的布衣精神。在文中，秦王骄横狂暴和阴险狡诈的形象也被刻画得很鲜明。他开始向安陵君提出“易地”要求时，就用了发号施令的口气，所谓“其许寡人”，就是一定要服从他，不得违抗，实际上是把一个明显的骗局强加于人，表现出十足的骄横。在会见唐雎时，劈头就是严厉的质问，而且不容对方分说，就立即炫耀起自己“灭韩亡魏”的武功来，透露出他完全可以用武力来吞并安陵的意思，但由于还想兜售“易地”的骗局，又虚情假意地称安陵君为“长者”，用“不错意”来麻痹对方，显得极其狡诈。这样软硬兼施之后，又进一步向唐雎施加压力，以所谓“逆寡人”“轻寡人”大兴问罪之辞。短短的几句话，其盛气凌人之态触目皆是。待到唐雎表示了“不易地”的强硬立场后，他不顾刚刚说过的好话，立即进行战争恫吓。但他错误地估计了这个小国使者的反抗程度，所以当唐雎反过来问他什么是“布衣之怒”时，他还说什么“免冠徒跣，以头抢地”，依然是一副骄态。直到最后唐雎“挺剑而起”，他才气焰顿减，“色挠”，“长跪而谢之”，并极力称颂唐雎的胆识。可见，在文章中，唐雎和秦王的形象是互为衬托的，它们共同构成了这正义与非正义间拼死较量的一幕。
【战国策】
《战国策》是刘向汇编而成的历史著作。其中所包含的资料，主要出于战国时代，包括策士的著作和史臣的记载，汇集成书，当在秦统一以后。原来的书名不确定，西汉刘向考订整理后，定名为《战国策》。总共三十三篇，按国别记述，计有东周一、西周一、秦五、齐六、楚四、赵四、魏四、韩三、燕三、宋、卫合为一、中山一。记事年代大致上接《春秋》，下迄秦统一。以策士的游说活动为中心，反映出这一时期各国政治、外交的情状。全书没有系统完整的体例，都是相互独立的单篇。虽然习惯上把《战国策》归为历史著作，但它的情况与《左传》、《国语》等有很大不同。有许多记载，作为史实来看是不可信的。如《魏策》中著名的“唐雎劫秦王”，写唐雎在秦廷中挺剑胁逼秦王嬴政（即秦始皇），就是根本不可能发生的事情。这一类内容，与其说是历史，还不如说是故事。《战国策》的思想观念，就其主流来说，与《左传》等史书也有截然不同之处。刘向序说：“战国之时，君德浅薄，为之谋策者，不得不因势而为资，据时而为画。故其谋扶急持倾，为一切之权，虽不可以临教化，兵革救急之势也。”战国时代，是春秋以后更激烈的大兼并时代，过去还勉强作为虚饰的仁义礼信之说，在这时已完全被打破。国与国之间，如今讲的是以势相争，以智谋相夺。那些活跃在政治舞台上的策士，也只是以自己的才智向合适的买主换取功名利禄，朝秦暮楚，毫不为怪。如苏秦始以连横之策劝说秦王并吞天下，后又以合纵之说劝赵王联合六国抗素。他游秦失败归来时，受到全家人的蔑视；后富贵还乡，父母妻嫂都无比恭敬。于是他感慨道：嗟夫，贫穷则父母不子，富贵则亲戚畏惧。人生世上，势位富贵，盖可忽乎哉！作者以欣赏的笔调，描绘了苏秦踌躇满志的神情。这些在今天看来也许是不值得赞赏，但在当日的历史条件下，原本受贵族压抑的平民的心理就是如此，这样写比虚假的说教更富于真实性。另一方面，由于策士以一种比较自由、可以择君而辅之的身份，在当时的政治与外交中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而《战国策》又主要取材于策士著作，故书中对士的个人尊严和个人作用，给予强有力的肯定。《齐策》中记颜斶见齐宣王，王呼：“斶前！”斶亦呼：“王前！”他还滔滔不绝地论证了国无士则必亡，故“士贵耳，王者不贵”的道理。《秦策》中赞扬苏秦，“特穷巷掘门桑户棬枢之士”，却使得“天下之大，万民之众，王侯之威，谋臣之权，皆欲决于苏秦之策”。这当然是夸大的，但这夸大中显示了策士们的自信，也是平民中优异人物的自信。 《战国策》还热情讴歌了多位义侠之士的豪情壮举。“侠”也是一种游离于统治集团、不受权势拘勒的人物。他们以自身的标准、个人的恩怨来决定自己的行动，重义轻生，感情激烈，显示出具有平民意味的道德观。所以“侠”总是为放任不羁的人们所喜爱。总而言之，《战国策》既体现了时代思想观念的变化，也体现出战国游士、侠士这一类处于统治集团与庶民之间的特殊而较为自由的社会人物的思想特征，不完全是为了维护统治秩序说话。由于《战国策》突破了旧的思想观念的束缚，又不完全拘泥于历史的真实（当然从历史学的眼光看这是缺陷），所以就显得比以前的历史著作更加活泼而富有生气。从文学上看，《战国策》的特色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是富于文采。《左传》也是以文采著称的，但两者相比照，可以看到《战国策》的语言更为明快流畅，纵恣多变，委曲尽情。无论叙事还是说理，《战国策》都常常使用铺排和夸张的手法，绚丽多姿的辞藻，呈现酣畅淋漓的气势。在这里，语言不仅是作用于理智、说明事实和道理的工具，也是直接作用于感情以打动人的手段。如《苏秦始将连横》、《庄辛说楚襄王》等篇，都是显著的例子。第二，《战国策》描写人物的性格和活动，更加具体细致，也就更显得生动活泼。《左传》描写人物，大抵是简笔的勾勒。如前面举出的重耳向怀赢陪罪的例子，虽然也能传神，毕竟过于简单。而《战国策》中，如《齐策》写冯谖，一开始，描绘他三次弹铗而歌、有意索求更高物质待遇的奇特行为，初步刻画了他的不同凡响而又故弄玄虚的性格。接着，展开了“冯谖署记”、“矫命焚卷”、“市义复命”、“复谋相位”、“请立宗庙”等一系列波澜起伏的情节，将这位有胆识、有策略、有手段，同时也是恃才自傲、多辞善辩的“奇士”风采，表现得淋漓尽致。著名的《荆柯刺秦王》一篇，更是精彩纷呈，激动人心。易水送别的一节这样描写：太子及宾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之上，既祖取道，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为变徽之声，士皆垂泪涕泣。又前而歌曰：“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复为羽声慷慨，士皆瞋目，发尽上指冠。于是荆轲遂就车而去，终已不顾。这段描写力极强。文章大师司马迁作《史记·刺客列传》，对有关荆轲的部分，也大量抄录了《战国策》的原文。“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的美名，也由此传闻天下。第三，《战国策》所记的策士说辞，常常引用生动的寓言故事，这也是以文学手段帮助说理。这些寓言，形象鲜明，寓意深刻，又浅显易懂，独立地看，也是中国文学宝库中璀璨的明珠。诸如“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画蛇添足”、“狐假虎威”、“亡羊补牢”、“南辕北辙”等，历来家喻户晓。由于《战国策》在相当程度上背离了中国古代的正统思想，常常受到严厉的批评。但以历史的眼光来看，它正是体现了战国时代活跃的思想氛围。它对语言艺术的重视，在这方面取得的成就，在文学史上更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秦汉的政论散文、汉代的辞赋，都受到《战国策》辞采华丽、铺排夸张的风格的影响；司马迁的《史记》描绘人物形象，也是在《战国策》的基础上更为向前发展。《战国策》杂记东西周及秦、齐、楚、赵、魏、韩、燕、宋、卫、中山诸国之事。其时代上接春秋，下至秦并六国，约二百四十年(前460-前220)。书名或曰《国策》，或曰《国事》，或曰《短长》，或曰《事语》，或曰《长书》。它的作者不可考，有人疑出于蒯通。大概是秦汉间人杂采各国史料编纂而成。后来刘向重加整理，定名为《战国策》，遂相沿至今(一九七三年底，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中出土大批帛书，其中一部分，经文物考古工作者整理研究，共二十七章，三百二十五万行，一万一千多字，定名为《战国纵横家书》。其中十一章内容见于《战国策》和《史记》，文字大体相同。另十六章，是佚书。这部大约编成于秦汉之际，类似后来刘向重编许多纵横家言为《战国策》所根据的一种被埋没的纵横家言的辑本。其中佚书为司马迁、刘向所未见，为战国史的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战国策》的基本内容是战国时代谋臣策士纵横捭阖的斗争及其有关的谋议或辞说。它保存不少的纵横家的著作和言论。春秋以来，长期分裂战乱，人民无不渴望解甲息兵，恢复和平统一生活。诸侯中的强大者，都想“并天下，凌万乘”。所以战国末年，秦齐二国皆各自称帝。由于社会变革的影响，“地势形便”的秦国后起变法以致富强，打破六国均势局面。从此以后，秦以新兴力量向外扩张，企图蚕食诸侯，统一海内，引起各国间的复杂矛盾和斗争。在这种情况下，诸侯间的胜负虽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武力，但也决定于谋臣策士的胜算和纵横势力的消长。所谓“横成则秦帝，从成则楚王”，那就是说，胜负的最后关键并不完全决定于军事，而更重要的是决定于政治的巧妙运用。这时候，春秋时代所讲的礼法信义，不得不变为权谋谲诈；从容辞令的行人，不得不变为剧谈雄辩的说士。所以《战国策》中所载一切攻守和战之计，钩心斗角之事，正是这一时代政治斗争的反映。而其时许多谋臣策士的游说和议论，也是春秋时代行人辞令的进一步发展。《战国策》所写的人物是极其复杂的，其中有不少是追求个人功名富贵的利己主义者，例如苏秦起初本是以“连横”说秦王，“书十上而说不行”，乃转而以“合纵”说燕赵。陈轸先仕秦而后仕楚，既仕楚而又贰于秦，朝秦暮楚，立场不定。但也有排难解纷而无所取的“天下之士”，如鲁仲连的义不帝秦。也有意在收买人心、焚券“示义”的冯谖(齐策四)，虽然他是为统治阶级效劳，却也替人民做了一件好事。也有敢于反抗强暴，蔑视王侯的义侠和高士。如唐且的“布衣之怒”(魏策四)，颜斶的直叱“王前”(齐策四)。而后者更反映士的地位的提高和民主思想的抬头。此外书中还从侧面揭露统治阶级女性固宠的斗争和宫闱的丑行，如郑袖的谗害魏美人(楚策四)、秦宣太后欲以魏丑夫殉葬(秦策二)表现了她们的阴险与无耻。以上这些虽然只作客观叙述，但也反映了战国时代各种历史人物的精神面貌。《战国策》的文章特点是最长于说事，无论个人陈述或双方辩论，都喜欢夸张渲染，充分发挥，畅所欲言，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如苏秦说赵王(赵策二)，张仪说秦王，司马错论伐蜀(并秦策一)，虞卿斥栲缓(赵策三)等，就历史散文的明白流畅来说，已经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而且策士们估计形势，分析利害，往往细致准确。如苏秦劝薛公留楚太子，分析它有十个可能的结果(齐策三)；齐索地于楚，而慎子告襄王三计并用(楚策二)。虽然《战国策》记述事件的后果不尽可靠，但作为纵横家论事的本身来看，则是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的。其次是描写人物的形象极为生动。如苏秦说秦不行及相赵归家，前后颓丧和得意的情状，以及庸俗的世态人情(秦策一)，鲁仲连的俶傥奇伟，慷慨慕义，“不诎于诸侯”的精神，无不栩栩如生，惟妙惟肖。特别是燕策中用全力写刺客荆轲，是一篇完整的侠义故事。例如易水送别一段：遂发。太子及宾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上。既祖取道，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为变徵之声，士皆垂泪涕泣。又前而为歌曰：“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复为慷慨羽声。士皆瞋目，发尽上指冠。于是荆轲遂就车而去，终已不顾。在一种悲壮淋漓的气氛中，把一个怒发冲冠、沉毅勇决的英雄形象十分鲜明生动地表现出来。至于书中说事，常常运用巧妙生动的譬喻，通过许多有趣的寓言故事，以增强论者的说服力，甚至有时还可以节省文辞。如江乙以狐假虎威对楚宣王(楚策一)，苏代以鹬蚌相持说赵惠王(燕策二)，苏秦以桃梗和土偶谏孟尝君(齐策三)，庄辛以蜻蛉、黄雀说楚襄王，汗明以骥服盐车说春申君(并楚策四)等，入情入理，也是一个特点。特别像邹忌讽谏的方法更为巧妙。他拿亲自体验的生活琐事来启发齐王，小中见大，步步进逼，使齐王感到四面八方被陷臣包围的危险，不得不下令大开言路。邹忌的生活体验可能是事实而非虚构，但借来作为一种增强说服力的手段，依然带有寓言意味，可谓别开生面。《战国策》是一部先秦历史文献，因长于说事而著名，是一部国别体史书，杂记东西周及秦、齐、楚、赵、魏、韩、燕、宋、卫、中山诸国之事，共33卷，约12万字。上接春秋，下至秦并六国，记事约二百四十年（前460—前220）。
《战国策》还有《国事》《国策》《事语》《短长》《长书》《修书》等名称。原著者名字不可考。 西汉末年，刘向校录群书时在皇家藏书中发现了六种记录纵横家的写本，但是内容混乱，文字残缺。于是刘向按照国别编订了《战国策》。因此，战国策显然不是一时一人所作，刘向只是战国策的校订者和编订者。因其书所记录的多是战国时纵横家为其所辅之国的政治主张和外交策略，因此刘向把这本书名为《战国策》 ，沿用至今。北宋时，《战国策》散佚颇多，经曾巩校补，是为今本《战国策》。
《战国策》主要记述了战国时的纵横家的政治主张和策略，展示了战国时代的历史特点和社会风貌，是研究战国历史的重要典籍。
《战国策》所记人物是复杂的，有纵横家，如苏秦；有义士，如鲁仲连、唐雎、颜；有不怕死的勇士，如荆轲、聂政。这些人物形象逼真，刻画得栩栩如生。 《战国策》的文章长于说事，无论个人陈述或双方辩论，都喜欢渲染夸大，充分发挥，畅所欲言，具有很强的说服力，此外，描写人物形象极为生动，而且善于运用巧妙生动的比喻，通过有趣的寓言故事，增强文章的感染力。1973年，在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了一批帛书，其中一部类似于今本《战国策》，整理后定名为《战国纵横家书》。该书共27篇，其中11篇内容和文字与今本《战国策》和《史记》大体相同。
今本共33卷：东周策1卷西周策1卷秦策5卷齐策6卷楚策4卷赵策4卷魏策4卷韩策3卷燕策3卷宋卫策1卷中山策1卷共497篇。《战国策》一书对司马迁的《史记》的纪传体的形成，具有很大影响。《战国策》历来为研究者称赞其文学价值，但是对它的思想却是众说纷纭。这是由于该书与后世的儒家思想不符，过于追逐名利。而且过于夸大纵横家的历史作用，降低了史学价值。 刘向 字子政 本名更生 他是经学家、目录学家士的分类战国文献中，以"士"为中心组成的称谓和专用名词，据粗略统计有百余种。这不仅说明士阶层的复杂，也说明他们的行迹遍及社会各个角落。为了区分不同的士，当时的人便开始对士进行类分。《墨子·杂守》篇把士分为"谋士"、"勇士"、"巧士"、"使士"。《商君书·算地》把士分为"谈说之士"、"处士"、"勇士"、"技艺之士"、"商贾之士"。《庄子·徐无鬼》把士分为"知士"、"辩士"、"察士"、"招世之士"、"中民之士"、"筋力之士"、"勇敢之士"、"兵革之士"、"枯槁之士"、"法律之士"、"礼教之士"、"仁义之士"等。根据士的特点、社会地位等情况，大体可分成三大部分：(一)武士。其中又分不同类别。第一类是国家的武装力量。由于技能、职掌、兵种以及国别等不同情况，又有各式各样的称谓："选士"、"练士"、"锐士"、"精士"、"良士"、"持戟之士"、"射御之士"、"材伎之士"、"虎贲之士"、"剑士"、"死士"、"甲士"、"爪牙之士"、"教士"、"庶士"、"吏士"等。第二类是侠士。典籍中称之为"侠"、"节侠士"、"游侠"。这些人的特点是见义勇为，为知己者死。第三类是"力士"，指力气大而勇悍之士。(二)文士。《韩诗外传》卷七说："君子避三端：避文士之笔端，避武士之锋端，避辩士之舌端。"这里把操笔杆的称为文士。其实文化人，包括辩士，皆可称为文士。早在战国之初，墨子就曾对文士的特点与文士的不同类型作过划分，他说贤良之士"厚乎德行，辩乎言谈，博乎道术"。德行、言谈、道术应该说是对文士的类分。战国史籍中有关文士的各种称谓不下三、四十种。这几十种称谓，大体可归入如下几类。第一类可称为道德型。这一类的士把道德修养作为奋斗目标。因此当时有不少人从道德品质意义上给士下定义或概括士的特点和本质。如孔子说："士志于道。"《吕氏春秋·正名》记尹文与齐王的对话："尹文曰：'今有人于此，事亲则孝，事君则忠，交友则信，居乡则悌。有此四行者，可谓士乎?'齐王曰：'此真所谓士已。'"道德之士的称呼计有："通士"、"公士"、"直士"、"志士"、"修士"、"善士"、"信士"、"廉士"、"劲士"、"正士"。第二类可谓之为智能型。这些人重在知识和学以致用，有如下称谓："文学之士"、"游学者"、"法术之士"、"智术之士"、"有方之士"、"法律之士"、"弘辩之士"、"游说之士"、"游宦之士"、"察士"、"巧士"、"博士"、"智士"、"贤能之士"、"策士"、"任举之士"、"倾危之士"等。隐士可以说是以上两类的附类或兼类，这类士因种种原因不为官。不出仕并不是都不关心国计民生、社会政治大事；相反，有些隐士发表了许多评论时政得失的言论，甚至提出系统的理论，成为一家之言。有些隐士在社会上具有很高的声望，君主贵人派使臣再三延聘，却拒不受命。也有些隐士是一时的，隐居只不过是静观待机之术。与"隐士"相同或相近的，还有如下称呼："居士"、"处士"、"山谷之士"、"江海之士"、"岩穴之士"、"贵生之士"、"高士"、"闲居之士"等。第三类可谓之技能型。这部分人又可分技艺之士、商贾之士、方术之士三部分。技艺之士指有一技之长和专门技能的人。《商君书·算地》说："技艺之士资在于手。"《韩非子·显学》说："今商官、技艺之士，亦不垦而食。"商贾之士指经营工商业之士。例如管仲、鲍叔早年就曾经商。范蠡是士人经商致富的典型。子贡既是士，又是大商人。战国时期的白圭也是著名的士兼商人。到战国有了"商贾之士"的说法，《商君书·算地》说："商贾之士资在于身。"方术之士指卜、巫、相面、看风水、求仙药之类的士人。如《荀子·非相》："梁有唐举，相人之形状颜色，而知其吉凶，妖祥。"战国时期这一类的士人颇为活跃，有的参与国政。"荆有善相人者，所言无遗策，闻于国，庄王见而问焉。" 秦始皇统一之后，"悉召文学术士甚众，欲以兴太平。方士欲练以求奇药" 。(三)低级官吏。有些低级官吏称之为"士"。具体有以下几种情况：一种是司法官的属吏称"士"，《孟子·梁惠王下》载："士师不能治士，则如之何?""士师"为高级司法官，"士"则为较纸级的属官。第二种是指基层临民的官吏。这种士有其治所，如《非攻下》云："士不暇治其官府。"《管子·八观》把"里尉"称之为"士"。第三种泛称各种属吏。《礼记·祭法》："庶士，庶人无庙。"注："庶士，府吏之属。"还有一些难于归类的。如"勇士"、"国士"、"秀士"、"俊士"、"烈士"、"豪士"、"车士"、"都士"等。通过以上的分类，可以看到士成份之复杂和在社会上分布面之广，这说明士是社会中最活跃的一个阶层。
【唐雎】
战国时代魏国著名策士。为人有胆有识，忠于使命，不畏强权，敢于斗争并敢于为国献身。有90岁高龄西说强秦使秦不敢加兵的魏国.曾经在魏国灭亡后出使秦国，冒死与秦王抗争，粉碎秦王吞并安陵（魏国属国）的阴谋。《战国策》中对此有详细记载。
“布衣之怒”的故事
秦王气势汹汹地对唐雎说：“你听说过什么是天子发怒吗？”唐雎回答说：“我不曾听说过。”秦王说：“如果天子发怒，那么要死几百万人，血流要上千里。”唐雎说：“您听说过平民百姓发怒吗？”秦王说：“平民百姓发怒，也不过是摘掉帽子光着脚，用头撞墙罢了。”唐雎说：“那是平庸无能的人发怒，不是有才能有胆识的人发怒。从前，专诸刺杀吴王僚的时候，有彗星的尾巴扫过月亮；聂政刺杀韩傀的时候，竟然出现一道白光冲上太阳；要离刺杀庆忌的时候，竟有一只苍鹰扑击到宫殿上。这三个人都是出身平民百姓的有胆识的人，心里的愤怒还没发作出来，上天就降示征兆，现在，专诸、聂政、要离加上我，将成为四个人了。如果有才能有胆识的人发怒，倒下的虽然只有两个人，血流仅仅五步远，可是整个天下的人都要穿丧服！今天的情况就是这些！”于是拔出宝剑站起来。
秦王吓得变了脸色，直身而跪，向唐雎道歉：“先生请坐!哪里会到那种地步!我明白了：韩国和魏国灭亡了，而安陵国却以五十里地生存下来，是因为有先生您啊。”
原文：秦王使人谓安陵君曰：“寡人欲以五百里之地易安陵，安陵君其许寡人！”安陵君曰：“大王加惠，以大易小，甚善；虽然，受地于先王，愿终守之，弗敢易！”秦王不说。安陵君因使唐雎使于秦。秦王谓唐雎曰：“寡人以五百里之地易安陵，安陵君不听寡人，何也？且秦灭韩亡魏，而君以五十里之地存者，以君为长者，故不错意也。今吾以十倍之地，请广于君，而君逆寡人者，轻寡人与？”唐雎对曰：“否，非若是也。安陵君受地于先王而守之，虽千里不敢易也，岂直五百里哉？”秦王怫然怒，谓唐雎曰：“公亦尝闻天子之怒乎？”唐雎对曰：“臣未尝闻也。”秦王曰：“天子之怒，伏尸百万，流血千里。”唐雎曰：“大王尝闻布衣之怒乎？”秦王曰：“布衣之怒，亦免冠徒跣，以头抢地尔。”唐雎曰：“此庸夫之怒也，非士之怒也。夫专诸之刺王僚也，彗星袭月；聂政之刺韩傀也，白虹贯日；要离之刺庆忌也，仓鹰击于殿上。此三子者，皆布衣之士也，怀怒未发，休祲降于天，与臣而将四矣。若士必怒，伏尸二人，流血五步，天下缟素，今日是也。”挺剑而起。 秦王色挠，长跪而谢之曰：“先生坐！何至于此！寡人谕矣：夫韩、魏灭亡，而安陵以五十里之地存者，徒以有先生也。”
古文翻译
《唐雎说信陵君》：
魏国的信陵君锥杀了晋鄙，解救了邯郸，击破了秦军，保存了赵国，赵孝成王亲自到郊外去欢迎他。
信陵君杀晋鄙，救邯郸，破秦人，存赵国，赵王自郊迎。
唐雎对信陵君说：“我听说过：对于事情，有不可以知道的，有不可不知道的；有不可以忘记的，有不可不忘记的。”信陵君问道：“这是什么意思呢？”唐雎回答说：“人家厌恶我，对此我不可不知；我厌恶别人，却不应让他得知。别人对我有恩惠，我不应忘记，我对别人有恩惠，却不应老放在心上。如今您杀晋鄙，救邯郸，破秦军，保赵国，这是很大的恩惠了。现在赵王亲自到郊外来迎接您，伧促之中见到赵王，我希望您忘掉自己的大德吧！”信陵君答道：“我一定牢记您的指教。”
唐雎谓信陵君曰：“臣闻之曰：‘事有不可知者，有不可不知者；有不可忘者，有不可不忘者。’”信陵君曰：“何谓也？”对曰：“人之憎我也，不可不知也；吾憎人也，不可得而知也。人之有德于我也，不可忘也；吾有德于人也，不可不忘也。今君杀晋鄙，救邯郸，破秦人，存赵国，此大德也。今赵王自郊迎，卒然见赵王，臣愿君之忘之也。”信陵君曰：“无忌谨受教。”
不过，《史记·刺客列传》：“秦法，群臣侍殿上者，不得持尺寸之兵。”秦臣尚不可带剑入殿，作为敌国使者的唐雎，焉能持剑立于朝堂之上？何况，其时秦国正与东方诸国全力相搏，面对来意不善的敌国之使，焉能如此麻痹大意？
资料：
《唐雎不辱使命》事出虚妄，当可定论。当代学者缪文远先生在《战国策考辨》一书中断定，是章出自秦末汉初纵横家之“拟托”。朱东润先生也认为：“本文情节当出于虚构，不能视为真实的历史记载。”
首先，基本情节不合事理。作为一方域仅“五十里”之小国，当天下板荡之际，只能成为臣服大国强国的附庸，事实上是很难作为一个“国家”独立存在的。即令魏国灭亡而“安陵以五十里之地尚存”，以秦王横扫六合之兵威，但遣偏师一支以击，弹丸之地旦夕可下，何须卑词“易地”，自讨没趣，进行一嘲外交斗争”？秦王举措固然令人费解，而唐雎之行则愚昧至极。皮之不存，毛之焉附，魏国既灭，安陵岂能以“五十里之地”对抗虎狼之秦？即令以“劫秦”手段换取秦王一纸承诺，在“兵革不修、诈伪并起”“涽然道德绝矣”（刘向《战国策书录》）的战国末期，缺少实力保障，这种承诺也是没有什么价值的。《战国策》注者鲍彪认为：“唐雎之使愚矣！虽抗言不屈，岂终能沮之乎？”战国策士的游说活动皆有明确的功利目的，唐雎怎么会“知其不可而为之”呢？
其次，人物形象有欠准确。该文的两个人物唐雎和秦王，与真实的历史人物之间存在着鲜明的反差。历史上的唐雎，是一位纵横捭阖巧舌如簧的策士，并不是专诸、聂政、要离之类的玩命角色。“伏尸二人、流血五步”的恫吓，“挺剑而起”一拼死活的架势，非唐雎一类的策士所愿为所能为。而作为唐雎对手的秦王嬴政，绝不是懦弱无能易于就范的庸主，那种色厉内荏前倨后恭的性格，和喑口恶叱咤一统天下的嬴政的个性特征难以吻合。只要读一读《史记·刺客列传》就可以知道，面对荆轲锋利的匕首，猝然之间，秦王“乃以手共搏之”，可见其人身手矫健处变不惊，不是一个容易对付的角色。那种“色挠，长跪而谢之”的形象，和历史上的秦王嬴政没有任何共同之处。
复次，重要细节严重失实。矛盾的彻底解决依靠了那柄来历不明的“剑”。《史记·刺客列传》：“秦法，群臣侍殿上者，不得持尺寸之兵。”秦臣尚不可带剑入殿，作为敌国使者的唐雎，焉能持剑立于朝堂之上？何况，其时秦国正与东方诸国全力相搏，面对来意不善的敌国之使，焉能如此麻痹大意？
由此观之，《唐雎不辱使命》不仅违背了历史的真实，作为文学作品，也违背了生活的真实；其文出于虚构“拟托”，而且虚构“拟托”的手法也实在算不上高明。
【有关资料】
专诸、要离、聂政补充资料
专诸，春秋时堂邑（今江苏六合县北）人。吴王诸樊的公子光欲谋杀王僚（光的堂兄弟），善待专诸。乘吴对楚用兵国内空虚之机，公子光设宴请王僚，使专诸刺杀他。王僚戒备极严，“使兵陈自宫至光之家，门户阶陛左右，皆王僚之亲戚也。夹立侍（夹道排班站立着），皆持长铍。酒既酣，公子光佯为足疾，入窟室中，使专诸置匕首鱼炙之腹中而进之。既至王前，专诸擘鱼，因以匕首刺王僚，王僚立死。左右亦杀专诸，王人扰乱，公子光出其伏甲以攻王僚之徒，尽灭之，遂自立为王，是为阖闾。”
（事见《史记·刺客列传》）
要离，春秋时吴国人。公子光既杀王僚以自立为王，王僚之子庆忌逃往卫国。公子光使要离去刺杀他。要离诈负罪出奔，使吴戮其妻子，而见庆忌于卫。与之俱渡江，至吴地，乘庆忌不意刺杀之。要离后亦自杀。
（事见《吴越春秋·阖闾内传》）
聂政，战国时韩国人。杀人避仇至齐，以屠为事。严仲子（韩国的大夫）与韩国相韩傀（一名侠累）有仇怨，严仲子恐被害而逃离韩国。得知聂政是个勇士，即以重金聘之。聂政以侍养老母为辞。其母死后，去见严仲子愿为他杀仇人。聂政独行仗剑至韩。韩傀方坐府上，戒卫森严，政直入，上阶刺杀傀，并击杀数十人。“因自皮面决眼，自屠出肠，遂以死。”暴尸于市，购问莫识。其姊闻而往哭之，后自杀于尸旁。时人称其姊为烈女。
（事见《史记·刺客列传》）
《唐雎不辱使命》中唐雎的说话技巧
唐雎为什么能不辱使命？这是他以维护“国家”利益为出发点，同秦王进行针锋相对斗争的结果。
在这场斗争中，唐雎十分讲究说话的技巧，主要表现在下列三个方面：
一是“巧”在言辞委婉，言之有“节”上。秦王要求以五百里之地易安陵，纯是诈骗。当遭到安陵君拒绝后，“秦王不悦”，于是当着唐雎的面露出威胁之意，并盛气凌人地责备安陵君“轻寡人”。对此，唐雎先用屈从的口吻说：“否，非若是也。”这一回答，既缓和了秦王以强凌弱的气势，使会谈能够继续下去；又强调了不肯易地的原因。然后从容地说明安陵君不肯易地是因为“受地于先王而守之”，并非故意违背秦王的意愿。这一句答得委婉，言之有理，言之有“节”，一个“守”字，含义丰富；既说明愿忠于先王的遗业，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的完整，宁“守”不“易”，这是一种崇仰先王、不为利诱的明显反映；又表明安陵国并无扩张之意，倒有御敌之心，这不仅婉言拒绝了秦王的易地要求，还暗暗告诫秦王不要轻举妄动。“守”是一种坚持正义，不畏强暴的具体表现，显示出安陵国土的神圣不可侵犯。“虽千里不敢易也，岂直五百里哉？”这一反语，十分有力，表明安陵国非但不想易地，而且根本不愿意易地。因为安陵君明白秦王的“易”即是“抢”的同义语。可见，“守”是不畏强暴、坚守国土的具体表现。由于唐雎坚持原则，言之有“节”，从“道义”方面暗刺了秦王的不义，触犯了他的尊严，难怪他要“怫然怒”了。
二是“巧”在针锋相对、言之有“据”上。秦王见诈骗不行，便用“伏尸百万，流血千里”的所谓“天子之怒”进行威吓。唐雎正气凛然，针锋相对，用“伏尸二人，流血五步”的“士之怒”进行回击。在这场围绕天子与布衣之“怒”的交锋中，唐雎很快就由被动而变为主动。当秦王以“亦……尔”的口吻鄙视“布衣之怒”时，唐雎立即驳斥：“此庸夫之怒也，非士之怒也”，提醒秦王正视“士之怒”。接着用语势强烈的排比句，列举专诸刺王僚、聂政刺韩傀、要离刺庆忌的史实，对“士之怒”加以渲染说明。这三个史实，犹如锃亮锋利的匕首，直刺贪生怕死的秦王心窝；又好似撼天动地的警钟，警告秦王必须吸取历史教训，不要自蹈死地。但是，这些有根有据的“士之怒”，毕竟是历史上的事，已经过去了，它对秦王虽有所触动（威胁），但还不足以使利令智昏的秦王幡然悔悟。于是，唐雎又逼近一步：“此三子者”，“与臣而将四矣”。这是暗示他将效法三人，刺杀秦王。这样就把血淋淋的史实，变成对秦王的直接威胁，迫使秦王不得不考虑自己的危急处境。
三是“巧”在以行证言，言之有“力”上。倘若唐雎只用文战，不辅以武攻，秦王势必会存侥幸心理，绝不会轻易折服。以行证言，就能使“言”更富于慑敌的威力。唐雎辅以“挺剑而起”这一义无反顾的行动，来证明“今日”欲刺秦王之“言”的实在性和尖锐性，这就从根本上彻底打破了秦王的一切幻想，迫使秦王不得不“长跪而谢之”。
总之，在这场斗争中，唐雎的说话技巧是十分高明的。他善于抓住对方的弱点，从“道义”和“威力”两个方面，针锋相对，据理力争，从而震慑论敌，不辱使命。当然，如果唐雎手中没有真理，没有尊重客观实际的科学态度，那么，说话技巧再高明，充其量也只能是诡辩而已。
（选自《古文鉴赏辞典》，江苏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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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哲士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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