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城发现刻有“内太子”字样的青铜器物

    有意思的是，这次韩城的考古中就发现了刻有“内太子”、“内子”字样的青铜器(见上图)。古代“内”通“芮”，这些青铜器正是芮国太子用过的器物。巧的是韩城正好也是司马迁的老家，因此故事有相当的历史真实性。

    难怪一位历史学家会感慨地说：“浏览商朝历史即可发现，奴隶逃跑和集体遭到屠杀的事件接连不绝，用奴隶祭祀、殉葬的情况亦比比皆是。及读至周史戛然而止，一条记载也没有，仿佛步入一块新天地。”

    3  文献中频繁出现的一个字就是“民”

    实际上，这块“新天地”(周族兴起于歧山、扶风一带的周原)里确确实实正在发生着一些变化。“周虽旧邦，其命惟新。”《诗经》中这句据说出自周公手笔、颇有点使命感的诗就是这些变化的最好概括。

    西周时期(成王以前)，按陈来教授的看法，正处在一个中国文化精神气质得以型塑的重要时期，而周公在这个时期扮演了一个决定性的角色。

    那么，周公是个怎样的人物呢？周公(？-前1053年)姓姬名旦，是文王之子，武王之弟，一位襟怀坦荡，富有仁爱思想的政治家，曾与太公望(即姜太公)、召公奭等政治家一起，辅翼武王推翻商纣暴政。武王去世后，他又全心辅佐幼弱的成王，征讨管、蔡与武庚的叛乱，安置殷商遗民，营建洛邑(今洛阳)……

    王国维曾以真正的历史眼光指出：“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而周公正是这场剧变的亲历者和决策者。汲取殷商灭亡的教训，居安思危，是周公思考的母题；而推行德政，以礼治国则是周公实践的主项。

    学者们认为周公的贡献不仅在于从前所说的所谓“制礼作乐”，更在于他的思想。周公的言论散见于谈话、训词与文告之中，而这些文献中频繁出现的一个字就是“民”。在告诫奉命监视殷地的卫康叔的《康诰》中，周公要求卫康叔“必求殷之贤人君子长者，问其先殷所以兴、所以亡，而务爱民。”他要求卫康叔像照料小孩一样保护百姓，使百姓康乐安定(“若保赤子，惟民其康”)。

    今天，我们还常常会说起“人乃万物之灵”，而这个命题最早出自武王伐商的《泰誓》(“惟天地万物父母，惟人万物之灵”)。这意味着3000年前，西周政治家已经对人自身，对人的价值以及人在大自然中的地位有了清醒的认识，这正是他们“保民”、“爱民”的认识基础。

    与周公思想有关的命题还有：“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等等。

    “敬德保民”，或者说“崇德贵民”(崇德即敬重德行，贵民即重视人民的愿望)以及重视民意的天命观是以周公为代表的西周思想的核心。后来在中国文化历程中体现出来的富有道德色彩的人文主义的精神气质正是在此基础上逐步形成的。这正是儒家学派的思想文化资源，甚至可以说它们就是儒家作为学派产生之前的儒家思想。
 4  春秋500年植入文化基因

    在周公与孔子之间的500年里，这种富有道德色彩的人文主义在春秋各国得到了广泛的传播与发扬。

    陈来讨论儒家思想来源的第二本专著《古代思想文化的世界》与黄开国、唐赤蓉所著《诸子百家兴起的前奏》都对这一时期的思想文化作了研究。

    黄、唐在他们的著作中考察了春秋时期的礼观念、德观念、仁观念、义观念，还条分缕析地比照了这一时期民与神关系的变化，从而清晰地还原了春秋时期重民的社会思潮。

    他们惊奇地发现，民神并提，言神必及民，言民必及神在春秋社会中已成为普遍的情况。如《国语·周语》中就有：“事神保民莫弗欣喜”，“……若是，乃能媚于神，而和于民矣”。“于是乎道之以中德，咏之以中音……神是以宁，民是以听……听之不和，比之不度，无益于教，而离民神怒。”

    黄开国认为“这些说法无不是将神与民相提并论，认为神与人有着共同的情感与意志，民听则神宁，民离则神怒。这样，民与神之间就再不是单向的那种神决定民，而是民神平行的关系了。由民在神面前毫无地位可言，到民神相提并论，民神并重，这是中国思想史上一大飞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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