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６）、仲弓问仁。子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仲弓曰：“雍虽不敏，请事斯语矣。”（《论语·颜渊》）

（７）、子张问仁于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请问之。曰：“恭、宽、信、惠、敏。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论语·阳货》）

（８）、子贡问为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贤者，友其士之仁。”（《论语·卫灵公》）

（９）、子贡曰：“管仲非仁与？桓公杀子纠，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如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为之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论语·宪问》）

（１０）、子路曰：“桓公杀子纠，召忽死，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论语·宪问》）

（１１）、宰我问曰：“仁者，虽告之曰‘井有仁焉’其从之也？”子曰：“何为其然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论语·雍也》）

（１２）、或曰：“雍也仁而不佞。”子曰：“焉用佞？御人以口给，屡憎于人。不知其仁，焉用佞？”（《论语·公冶长》）

（１３）、子曰：“巧言令色，鲜矣仁。”（《论语·学而》）

（１４）、司马牛问仁。子曰：“仁者其言也　。”曰：“其言也　，斯谓之仁已乎？”子曰：“为之难，言之得无乎？”（《论语·颜渊》）

（１５）、子曰：“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论语·里仁》）

……

以上材料的排序，是根据孔子对仁的回答的抽象程度来划分的，这样做也符合孔子对这一问题的论述，因为，在上述诸弟子问仁中，以樊迟问仁最勤，共有三次，而孔子的回答则从抽象的“爱人”，然后到比较抽象的“仁者先难而后获，可谓仁矣”，再到具体化的“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同时也从樊迟的问仁中可以知道，仁的本质与基本内涵是“爱人”。但是，“爱人”是一个抽象的定义与界说，它至少需要回答两个问题：

一、爱的对象问题，即“爱人”中的“人”到底只指“亲人”还是包括所有的人？传统的看法已如上述，即所谓“爱亲之谓仁”，而且从宗法一体化社会结构的要求以及人类情感的心理学事实来看，“爱亲”在“爱人”中具有优先性也是必然和自然的。孔子对此表示肯定，他自己说：“君子笃于亲，而民兴于仁。”（《论语·泰伯》）其弟子有子更直截了当地说：“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后来“亚圣”孟子将此概括为：“亲亲，仁也。”（《孟子·尽心上》）“仁之实，事亲是也。”（《孟子·离娄上》）但是，孔子的仁爱对象即“人”不限于此，正如所有学者所看到的，“爱人”之“人”是一个相当宽泛而具有包容性的概念，泛指相对于“己”而言的所有“他者”，既可以是“亲人”，也可以非亲人以外的人；既可以上层贵族，也可以是下层百姓，甚至奴隶；既可以是“华人”，也可以是“夷狄”，因为孔子讲：“虽之夷狄，不可弃也”，所以仁爱是一种由内而外的博爱主义思想，对此孔子明确地说：“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论语·学而》）孔子还把“博施于民而能济众”视为“何事于仁，必也圣乎！”之事，可见，孔子的仁爱是由爱父母——爱兄弟——爱朋友——爱众人。我认为，在一个等级制社会里，在一个存在着“华夷之辨”的文化氛围里，孔子能提出这种“泛爱众”的思想，确可以视为中国历史上的一次“人的发现”，其意义是不可低估的。

二、怎样“爱人”？也是孔子的仁学所不能回避的问题。甚至这一问题比前一问题更为重要，因为，前者只涉及到爱的数量问题，后者才涉及到爱的质量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孔子的仁爱是不是一种为许多论者所批评的那样是一种“抽象的爱”，就取决于它是否有对爱的方式或方法或操作这一维度的关注。从上面所引材料可知，孔子对于仁的论答，主要不在于提出抽象的原则，而在于将这种抽象的原则落实于具体的实践。这其中既有方法论意义上的论答，也有就事论事式的“具体而微”。如孔子对子贡说的：“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论语·雍也》）就属于方法论方面的论述。这一“爱人”方法是从“己欲”出发，“能近取譬”，将心比心，设身处地考虑他人的需求，并以一种“立人”、“达人”的奉献精神去帮助实现他人的需求。不过，按照这种方法去“爱人”还是比较抽象或难以操作，因为，“己欲立”，我固知之，但是“人欲立”是否为“己欲立”呢？我能把己之所欲推想为人之所欲吗？所以，孔子不得不对“爱人”的方法作进一步地描述，如“恭、宽、信、惠、敏”五德，但此“五者”还是比较抽象，于是更具体化为：“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论语·子路》）“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在邦无怨，在家无怨。”（《论语·颜渊》）等，孔子甚至把对仁的描述细化到一个人的口才方面，如 “仁者其言也　。”（《论语·颜渊》）不仅就现实而言“为仁之方”，而且还就历史问题来谈仁的具体表现，如对管仲的评价。更需一提的是，孔子为了说明仁，不仅从肯定的方面去描述仁爱的具体表现，而且还从否定的方面即什么是不仁的行为来告诉人们什么是仁，如“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论语·里仁》）即把“恶人”当作“爱人”的一种形式，又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是“能近取譬”、将心比心的方法论的另一层面，但它同样比较抽象，于是孔子把进一步具体化为：“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甚至也从否定的方面提出了仁者的说话要求：“巧言令色，鲜矣仁。”（《论语·学而》），也还从管仲之“不知礼”方面说明仁具有“有所不为”的含义，等等。

正是通过上述两方面的论述，孔子的“仁”作为一个哲学概念才真正挺立起来。而且，由于上述所有关于仁的界说都是从不同的侧面来展现“爱人”之道的，所以，我认为，“爱人”乃是孔子仁学的本质内涵，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即所谓“忠恕之道”是仁学的基本方法论；在实践层面，孝悌之道是为仁的起点，而博施济众则是行仁的终极目的。

二、 仁学的维度

孔子的仁学是一个具有多种维度和内涵的思想体系，其中伦理学的维度是仁学的实践性层面，也是仁学最主要的内容。但是，我们知道，任何伦理学的构建都有其哲学基础，伦理规范的“应然”（ｏｕｇｈｔｔｏ ｂｅ）只有从哲学的“实然”[ｔｏ ｂｅ]中逻辑地演绎出来，它才具有“道理”（ｔｈｅ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ｏｆ ｔｈｅ ｗａｙｏｒ ｈｕｍａｎ ｒｅａｓｏｎ）的普遍性和强制性，它才会真正地内化为主体自觉的道德实践，从而完成“绝对命令”由“他律”向“自律”的转化。孔子提出仁学的目的是欲“复礼”，也就是要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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