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从道德实践的效果来看，礼具有程序正义的效应。在道德生活中，主体的仁爱之德若没有采取一种恰当的礼仪形式来表达，这不仅有损于仁德本身，而且更重要的是有损于道德实践活动的效果。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反之亦然”。因为，礼作为一种社会规范，有着其内在的独立价值。一个人或许其内在德性有所不足，但只要他能够按照礼的规定去待人，一般都会收到良好的道德感化效应，这如同一个有犯罪动机的人，只要他并没有真正去犯罪，未构成对他人的伤害，他仍然不失为一个守法的人。这就是说，道德的规范性有它自身相对独立的社会价值，这一点在古代礼制政治化和法律化的情形下显得尤其突出。在《论语》中，孔子曾两次说到：“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分别见于《论语·雍也》和《论语·颜渊》）揣夫子此语之意，所谓“亦可以弗畔矣夫！”实际上可以转译为：即使道德的主体性或仁性未能挺立，只要主体能以礼来约束或规范自己，大致离仁德或道的要求不会太远。譬如孝道，孔子认为其主要的要求就是“无违”，而所谓“无违”，就是“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论语·为政》）只要于具体的礼节方面“无违”，至于内心是否“有违”，对于孝的对象即父母而言，并没有什么实际的影响。在历史和现实生活中，我们也可经常地看到一些具有“菩萨”心肠的人，常行“霹雳”手段，或者打着为崇高事业的旗帜，而视法律如儿戏，其危害或许并不亚于“守法的小人”。当然，孔子的意思并不是提倡人们只做表面功夫，这一点在此无须赘言，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孔子亦未如孟子那样将内圣功夫夸大到可以自然行礼的地步。在孔子，一个于礼无违的人虽未必是一个仁者，但同样一个仁者未必能做到于礼无违，如管仲，孔子虽许其以仁，但却多次批评管仲不知礼，孔子说：如果说管仲知礼的话，天下还有谁不知礼！这表明，仁作为礼的基础只是就仁是礼的心理基础而言，而礼还有它的社会基础。正是这种社会基础，使得礼作为一种规范体系有着其独立于主体之仁的程序正义价值，也正是这种价值的存在，使得人们的行为不致失范有了新根据和基础。我们承认，一个理性的利己主义者肯定不是一个仁者，但这并不足以妨碍他有成为一个守规矩的人，因为，理性告诉他：只有遵守规范才可以更好地获得自己所需要的东西。由此推论可知，在孔子的礼学思想里，确实涵许了荀子礼学的发展路向。

当然，必须强调的是，孔子已充分意识到“人而不仁”对于礼的遵守所产生的消极影响，也意识到所谓理性的利己主义者即“乡原”的理性限度，从而主张把仁作为礼的心理基础。这是孔子礼学思想的主要贡献。但是，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是否以仁作为礼的心理基础，而在于怎样才能构建起这一心理基础？我认为，孔子的主要思路是：一方面，通过对主体的血缘之情的理性自觉，使之升华为一种道德情感，另一方面通过习礼活动来实行社会规范的主体内化，两者在互动的过程中，逐渐地整合为一种内在的德性之仁，这样便可完成规范由他律向自律的转化。而孔子的“克己复礼为仁”这一命题主要是就后一方面而论的。如果说孟子的思想主要是对孔子“仁者爱人”思想的阐发，那么，荀子的思想则是对孔子“克己复礼为仁”思想的发展。这里没有后世儒家所说的儒学正宗问题，而只有思想家根据不同的历史需要来阐发孔子思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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