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礼仪本身的发展来看，上述看法是符合历史实际的。礼，在周代发展得颇为繁杂，有所谓“经礼三百，曲礼三千”之说（《礼记·礼器》），但是这些礼中的大部分是后来发展起来的，而作为较原始和基本的礼仪只有八类，即《礼记·昏义》所描述的：“夫礼，始于冠，本于昏，重于丧、祭，尊于朝、聘，和于乡、射。此礼之大体也。”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在礼仪体系中，最重要的是“丧祭”之礼，但最基本的是“昏”礼。前者涉及到“送往（死）”，后者则主要与“迎来（生）”有关。生是死的基础，没有生便无死可言，故“本于昏”在礼仪生成中具有逻辑上的优先性。这一点也是与恩格斯关于血缘关系在原始社会中的支配作用的论断相一致的。不过，应该指出的是，《礼记》所说的“昏”，乃是指一种完整的个体家庭形式即一夫一妻制而言，它并不包括原始社会家庭发展的所有形式与阶段。所以，“婚”在礼仪的生成上又并不具有历史的在先位置。《礼记》说“夫礼，始于冠”，视“冠”礼是较原始的礼仪形式，而“昏”礼则是在“冠”礼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一看法是符合历史事实的。
所谓冠礼，实际上是成年礼的一种高级形式。《礼记·曲礼》云：“二十曰弱冠”，“男子二十，冠而字。”为什么要行冠礼呢？《礼记·冠义》作了这样的解释：“凡人之所以为人者，礼义也。礼义之始在于正容体、齐颜色、顺辞令。容体正，颜色齐，辞令顺，而后礼义备。以正君臣，亲父子，和长幼。君臣正，父子亲，而后礼义立。故冠而后服备，服备而后容体正、颜色齐、辞令顺。故曰冠礼者礼之始也。……己冠而字之，成人之道也。成人之道者，将责成人之礼焉也。责成人之礼焉者，将责为人子、为人弟、为人臣、为人少者之礼行焉。责四者之行于人，其礼可不重与？”由这段话可知：第一，冠礼，是“成人之道”，即成年礼。既成年矣，就必须担负起“为人子”、“为人弟”、“为人少”、“为人臣”的社会责任。第二，作为这种责任感的外在表征，便是成年人的“容体正”、“颜色齐”、“辞令顺”，以别少儿时的无忌与放纵。我认为，《冠义》将冠礼视为“成人之道”是颇接近于礼的历史性质与起源的，致若其所谓成年责任，在内容上、形式上都不符合原始社会的历史事实，它无疑是将阶级社会的伦理道德标准当作了具有历史永恒性的东西在强迫人们接受。真实的情形是，冠礼最初是作为调适原始社会人类两种生产的矛盾而产生的。因为，我们知道，从早期原始社会的杂乱性关系，发展到１７５万年前，由于生产的发展，狩猎与采集渐次成为两个相对独立的生产部门，与之相适应的人类婚姻关系也开始产生新的变化，即出现“两性关系”集团与“亲子关系”集团的分化。这种分化，到旧石器时代晚期，随着氏族的产生，进一步发展为族外群婚。而族外婚的实行，为物质生产提供了数量更多和质量更优的生产劳动力，反过来又促进了物质生产的大发展。但是，由于最初的族外婚仍然是以群婚的形式发生的，且没有班辈之分，全氏族只能算作一个婚姻类别来参与婚姻交涉，而在只知其母而不知其父的情况下，这种族外群婚实际上无法避免血亲意义上的乱伦。长此以往，随着遗传基因的不断接近，这种婚姻状态所产生的后果，必然会使氏族外婚制又渐次成为一种内婚制状态，生产出大批质量欠佳的后代。这样，人类本身的生产与物质资料的生产之间的矛盾又一次摆在人类历史的面前。如何解决这一矛盾呢？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原始人发现，与未成年的异性发生性关系，会有不良的生育后果。于是便萌生了禁止与未成年异性发生性关系的规范，这就是成年礼。成年礼是世界上几乎所有民族都曾存在过的一种原始习俗，它的普遍性表明，成年礼的推行，确是人类婚姻关系史上的一次“前飞跃”。因为，在原始人平均寿命不到３０岁的情况下，上辈欲与未通过成年礼的晚辈发生性关系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再加之当时的婚姻还是群婚形式，而成年礼的仪式又需要每隔几年方举行一次，所以，成年人的年龄界限是一个比较模糊的概念，如云南基诺族的成年礼仪式的年龄就有上下三岁之差，这样更减少了血亲乱伦的可能性。因此，成年礼实际上是人类婚姻关系由族外群婚走向班辈婚的一座桥梁。随着班辈婚的确立，人类两种生产的矛盾便得到了缓和。
由上可知，成年礼的出现，是人类两种生产矛盾运动的结果。不过，应加区别的是，成年礼虽是冠礼，但它只是冠礼发展的一个阶段，可以说是一种原始的冠礼。因为，成年礼是作为一种婚姻禁忌或婚姻的否定性规范而登上人类婚姻历史舞台的，它除了禁止与未成年的异性通婚之外，未附加任何其它的社会责任。而冠礼则与之不同，它是对婚姻的一种肯定性规范，它不是告诉人们“不能做什么？”而是告诉人们“应该怎样做？”所以，冠礼中的各种要求已大大超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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