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孔子所说的“利”的含义与今天所说的“利益”范畴相近，它是指主体对一定对象如物质财富、权力等的客观需要。冯友兰先生说：“儒家所谓义利之辨之利，是指个人私利。……若所求的不是个人私利，而是社会的公利，则其行为不是求利，而是行义。”[冯友兰：《新原道》第一章，商务印书馆，1946年]我认为，在公利的层面，儒家确无义利之辨的必要，孔子曾讲，“因民之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费乎？”（《论语·尧曰》）所谓“民之利”即公利也，对这种公利，孔子一贯主张“利之”。
第三，孔子的义利之辨是否完全否认私利呢？从上述材料１２、１３可知，孔子并不是简单地否定私利。在孔子看来，利作为一种需要既然是客观的，这表明它是人之所必需和不可或缺的，因而对这种需要的满足就具有一定的正当性，对此，孔子毫不讳言自己有一种求利的需求，曰：“富而可求，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这也就意味着，即使是在个人利益的层面，“利”与“义”之间也有相通的可能性。所以，以此而论，我不赞同冯先生关于“儒家所谓义利之辨之利，是指个人私利”的说法。因为，这种说法失之于笼统。
第四，孔子的义利之辨所“辨”的是作为个人利益的获得方式的正当性问题。“利”是一个反映主客体关系的范畴，同时有着不同的历史内涵。从主体的角度来看，“利”作为人的需要虽然源自于人类最基本的生存、生理需要，如饮食男女等，但它又总是高于或多于这种基本的需要，人想得到的总是要比自己所实际需要的要多一点，这既是一个客观的心理事实，而且从一定意义上说，也正是这“多一点”的需要，促进了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社会正是在不断地满足人类不断增长的各种需要中不断发展的。孔子所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其中“富与贵”就是比人的实际需要“多一点”的东西，而主体具有欲望于它的心理倾向，这是很自然的，也具有伦理的正当性。但是，问题是，人类对于这种需要的满足是否采取了一种正当的方式与手段？这才是孔子义利之辨所关心的。材料８、１２、１３表明，孔子十分强调“利”的获取方式的正当性问题，而这种正当性即在于是否符合“道”或“义”的要求。如果符合道义的要求，即所谓“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则追求个人的利益满足并不妨碍一个人成为“君子”。从强调“利”的获取方式的正当性这一点来看，我认为，儒家的道义论实际上涵容了发展为功利论的可能性。
此外，孔子所强调的“因民之利而利之”，是否意味着只要是公利，就可以不顾手段的正当与否呢？这一点之所以值得特别提出，是因为无论在孔子所生活的春秋时代还是在当今的现实生活中，公利在其实现手段或方式上的正当性似乎是一个无须考量的问题，人们似乎可为了所谓的国家利益或集体利益这一目的而不择手段。从孔子强调“德政”来看，孔子是反对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他说：“善人为邦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矣”（《论语·子路》），再如在评价晋文公和齐桓公的霸业时，孔子认为：“晋文公谲而不正，齐桓公正而不谲。”（《论语·宪问》）“谲而不正”，说明晋文公之霸业是建基于“诡道”之上，而齐桓公却反之。观《论语》通篇，我们可以发现，孔子曾多次称许管仲为仁——因为他帮助齐桓公成就了春秋首霸之业，“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论语·宪问》）而很少称及晋文公，原因就在于晋文公的霸业不是行义所致，而是靠“兵车”所致。因此，即使是公利，也存在着实现方式的正当性即“义”的问题。从这一点而论，我也不能赞同冯先生的看法。
第五，如果孔子的义利之辨仅止于“利”的获取方式的正当性层面，则儒家思想与其他思想之间的区别基本上不存在了。孔子义利之辨的核心问题还不只是“利”的获取方式的正当性问题，而且更重要的是涉及到人的价值取向问题。如上所述，孔子肯定了个人物质利益是“人之所欲也”，但是，在现实生活当中，为什么人们总是难以以正当的或“义”的方式去实现这种需要的满足呢？人们为了追求个人利益的实现，为什么总是置人间的亲情和社会的伦理规范于不顾呢？简言之，人们为什么总是“见利忘义”呢？孔子认为，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人们没有意识到在人类的需要层次当中，存在着比物质利益需要更高的并因此也更为根本的人类需要，这就是道德需要。关于道德需要是否为人的基本需要之一的问题，孔子虽没有明确地说过，但是从他对仁的人性化解释中可以看出，孔子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是肯定的。这一点也儒家的基本立场之一。正如后来荀子所说：“义与利，人之所两有也”，是尧舜等圣人所不能“去之”的存在（《荀子·大略》），但是，在这“两有”之中，何者更为根本呢？或者说，“两有中”何者是第一性，何者是第二呢？这才是问题的关键。
孔子的基本看法是：“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