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令孔子痛恨的人格形态是“乡原”。孔子说：“乡原，德之贼也。”（《论语·阳货》）何谓“乡原”？孟子认为，“乡原”是“一乡皆称原人焉”之谓，他具有这样的特征：“非之无举也，刺之无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洁。众皆悦之，自以为是，而不可入尧舜之道，故曰德之贼也。”（《孟子·尽心下》）朱子在《论语集注》中也这样解释：“乡者，鄙俗之意。原，与愿同。”“乡原，乡人之愿者也。盖其同流合污以媚于世，故在乡人之中独以愿称。”从孟子及朱子的描述中可以知道，“乡原”实际上就是一种行事毫无原则，不问是非，灵活圆滑，曲容媚俗的“好好先生”。从表面上看，“乡原”似乎与“君子”无别，他的那种“无可无不可”的处世之道甚至还近于为孔子所最为推崇的“中庸之道”，但是，在实际上，“乡原”既非“真君子”，也非“真小人”，而是地地道道的“伪君子”。因为真正的“君子”，在孔子看来是爱憎分明之士，子曰：“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论语·里仁》）而“乡原”既不会真正去“爱人”，也害怕得罪人；真正的“小人”，如上所述，也是“言必信，行必果”之士，不像“乡原”行事顾虑重重，既要想方设法周延各方面的关系，又怕枪打出头之鸟；当然，“乡原”更不可能同于“狂者”，他同“狷者”之间似乎比较接近，但“狷者”之有所不为，也是“乡原”所做不到的。所以，从孔子到孟子，一直到宋明儒家，无不视“乡原”为道德人格沦落的最典型形象。

既然“乡原”人格形态是孔子人格体系层次中最下者，为什么孔子在提倡“君子”人格时要以“小人”而不是以“乡原”来做陪衬呢？我认为，这主要是因为：“乡原”在人格特征上具有欺骗性，从表面上看，他与“君子”甚至更高的人格形态之间没有区别，孔子说他是“德之贼”，意即“乡原”乃道德的盗窃犯，是一枝射向仁德的“暗箭”，不易为人们所觉察，因而若以之来做“君子”人格的陪衬，则不足以彰显“君子”人格的风范与特征。而“小人”则不同，他的缺点与“君子”相比，十分明显，容易为人们所分辨，相对于“乡原”而言，他只是射向仁德的“明枪”。俗语云：“明枪易躲，暗箭难防”，拿“小人”来做“君子”人格的陪衬，比起拿“乡原”来做比较，更能起到一种强烈的道德警示作用。所以，我们不能因为“君子”与“小人”是孔子经常对举的两种人格形态，就认为“小人”是孔子道德人格体系层次中的最下者。而且，从现实的国民性来看，我赞同这样的看法，即在孔孟之乡的中国，求真君子固然难，求真小人也不易，倒是伪君子较为好找。这进一步说明：“乡原”确是“德之贼也”。

二、 义利之辨

在孔子有关“君子”人格的构建中，义与利之间的关系问题，乃是一个十分重要和核心的问题。因为，有关这一问题的回答实际上反映着孔子“君子”人格的价值观内涵。儒家向来重视“义利之辨”，程子说：“天下之事，唯义利而已。”（《河南程氏遗书》卷十一）朱熹则说：“义利之说乃儒者第一义”（《与延平李先生书》，《朱文公文集》卷二十四），王夫之亦云：“以要言之，天下之大防二（指华夷之辨和君子小人之辨——引者注），而其归一也。一者何也？义利之分也。”（《读通鉴论》卷十四）。而孔子便是“义利之辨”的首倡者。

《论语·子罕》认为，“利”也是孔子所“罕言”的范畴之一。但通观《论语》文本，孔子言“利”之处还是不少，不过，孔子（包括孔子的学生）基本上“义利”对举之，如：

１、“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与之比。”（《论语·里仁》）

２、“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

３、“君子义以为上。”（《论语·阳货》）

４、“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论语·子张》）

５、“士见危致命，见得思义，祭思敬，丧思哀，其可已矣。”（《论语·子张》）

６、“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为成人矣。”（《论语·宪问》）

７、“君子谋道不谋食，……忧道不忧贫。”（《论语·卫灵公》）

８、“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论语·述而》）

９、“夫子时然后言，人不厌其言；乐然后笑，人不厌其笑；义然后取，人不厌其取。”（《论语·客问》）

１０、“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惠，难矣哉！”（《论语·卫灵公》）

１１、“放于利而行，多怨。”（《论语·里仁》）

１２、“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论语·里仁》）

１３、“富而可求，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论语·述而》）

１４、“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论语·里仁》）

１５、“士而怀居，不足以为士矣。”（《论语·宪问》）

……

由上可知，第一，孔子所说之“义”，是相对于“礼”、“勇”等概念而言的。相对于礼，即孔子所说“义以为质”，这表明“义”是指礼仪这一外在表现形式的内在根据；相对于“勇”，则表明“义”是一个包含着仁、知在内的范畴，其中既有对勇敢这一行为的动机考量，也有对勇敢之行为的手段考量。综合言之，孔子所说的“义”作为一个伦理道德范畴，其主要的蕴含应为仁与礼的统一，而仁是指道德的主体性，礼则是指道德的规范性，“义”就是道德的主体性和道德的规范性的统一。

第二，孔子所说的“利”的含义与今天所说的“利益”范畴相近，它是指主体对一定对象如物质财富、权力等的客观需要。冯友兰先生说：“儒家所谓义利之辨之利，是指个人私利。……若所求的不是个人私利，而是社会的公利，则其行为不是求利，而是行义。”[冯友兰：《新原道》第一章，商务印书馆，1946年]我认为，在公利的层面，儒家确无义利之辨的必要，孔子曾讲，“因民之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费乎？”（《论语·尧曰》）所谓“民之利”即公利也，对这种公利，孔子一贯主张“利之”。

第三，孔子的义利之辨是否完全否认私利呢？从上述材料１２、１３可知，孔子并不是简单地否定私利。在孔子看来，利作为一种需要既然是客观的，这表明它是人之所必需和不可或缺的，因而对这种需要的满足就具有一定的正当性，对此，孔子毫不讳言自己有一种求利的需求，曰：“富而可求，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这也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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