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质条件不是每个人都具有的。孔子认为:圣人是能够“博施于民而能济众”的人,以此标准去衡量历史上的圣人,“尧舜其犹病诸”(《论语·雍也》),《论语·宪问》载:“子路问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己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己乎?’曰:‘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至于孔子自己,更不敢以圣自居,他说:“若圣与仁,则吾岂敢。抑为之不厌,诲人不倦,则可谓云而已矣。”(《论语·述而》)所以,我认为,“圣人”一格在孔子的“君子之学”结构体系中,实际上只具有“悬格”的意义,它只是向人们展示了道德修养所可能达到的某种境界,而并不具有真正的现实可能性,对此,孔子说得明白:“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君子者,斯可矣。”(《论语·述而》)可见,“君子”人格才是孔子道德修养论的具有现实性的理想人格符号。
“君子”的“立人”、“达人”、“安人”、“成人之美”、甚至“杀身成仁”等都说明君子人格的价值取向是利他主义的。那么,作为道德主体自身是否就没有值得予以尊重的价值呢?如果说孔子对“君子”人格的构建就只是宣布要对传统的贵族式“君子”人格来一个彻底地改造,即由利己主义的“君子”转化为利他主义的“君子”,或者说孔子的“君子之学”就是一种学习如何使自己吃亏的学问,那么,“君子”人格的吸引力何在呢?我认为,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构成了孔子“君子之学”的核心内容。
孔子曾说:“君子不忧不惧”(《论语·颜渊》),又说:“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论语·述而》)君子这样一种安详的心态和坦然的胸襟是如何可能的?孔子解释道:“内省不疚,夫何忧何惧。”(《论语·颜渊》)又曰:“君子之道者三,我无能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论语·宪问》)可见,在孔子,“君子”作为一种理想人格更多地是靠道德修养建立起来的。其中“内省不疚”,孔子认为有两个方面,一是“见贤思齐”,一是“见不贤而自省”(《论语·里仁》)。其“内省”的参照系就是一种外在的道德原则与规范,而由“内省”而来的“不忧不惧”也是一种“平生未做亏心事,半夜不怕鬼叩门”的“何忧何惧?!”因此,我认为,这种外在式的“内省”还不足以成就“君子”的安详心态。因为,后者是一种“仁者安仁”的道德精神境界,它反映了主体对于道德自足性的一种体认。孔子在评价古之贤人伯夷和叔齐时说:“求仁而得仁,又何怨?”(《论语·述而》)一个追求道德自我满足的人,是不会因为自己生活的困境而生怨或愤世嫉俗的。这就是说,在孔子,君子的“不忧不惧”实际上有两种精神境界,一种是由“内省不疚”而来的“何忧何惧?”;另一种由“仁者安仁”而来的“乐以忘忧”(《论语·述而》)。很显然,后一种境界在层次上要高于前一种境界。孔子曾说:“知之者不如好知者,好知者不如乐知者”,“内省不疚” 而来的“不忧不惧”属于一种“知之者”,所以显得有些理直而气壮,但“乐以忘忧”则是一种“乐知者”,它是一种不受外在的物质条件所左右的纯粹的精神快乐,在孔子的学生中,只有颜回对此有深刻的体会,《论语·雍也》载:子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而这种孔颜乐处恰恰体现了一种崇高的道德生命形式。
孔子提出“乐以忘忧”之境,是与当时社会上普遍存在的“德福悖论”相关的。我们知道,自周代提出“天命惟德者居之”口号以来,德与福之间已建立起了一种一体共生性的联系,即在人们的观念中,有德之人必定有福,而无德之人必定遭祸。但是,现实的情形却与这种观念相反,特别是在春秋时期,伴随着“礼崩乐坏”而来的是整个普遍社会存在着道德与幸福的二律悖反现象,像孔子的高足颜回,虽然道德高尚,但却陷入一种“屡空”之地,面对这样一种境况,颜子仍旧不改其乐,但是,这种物质上的困境最终是颜回不幸短命的原因之一。再如孔子本人,为求时用,周游列国,干七十二君,但也遭受过陈蔡之困,经常落得个“惶惶如丧家之犬,急急如漏网之鱼”的境地。孔子曾感叹曰:“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论语·述而》)这实际上是暗示着过去那种“圣王”一体或“哲学家国王”的理想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了。那么,处此境况之下,人们对道德的追求的动源何在?如果说“君子”=“贫穷”=“在野”,那么,君子人格的吸引力何在呢?所以,孔子欲将君子人格作为一种理想人格来提倡,必须面对现实生活中的德福悖论这一严重的挑战。事实上,我们看到,在孔子与他的学生之间,对此问题曾有过不同的争论,《论语·卫灵公》载:“在陈绝粮,从者病,莫能兴。子路愠见曰:‘君子亦有穷乎?’子曰:”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如在第三章中已提到的《史记·孔子世家》所载孔子与子路、子贡及颜回就“夫子之道至大”却不能行之于世的原因所进行的探讨,结论是颜回的“不容然后见君子”,或者是孔子在《论语·学而》中所说的“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这就是说,在孔颜看来,“不容”虽然是一种残酷的现实境遇,但是,“人不知”并不意味着“己不知”,孔子说“知我者其天乎!”,“天知”与“我知”实际上是自我理解的一体两面,它表明,孔子引为对话的对象不再是现实生活中的人,而是一种具有必然性质的“天命”,或者是一种具有必然性质的历史使命,更直接地说,孔子是在同未来对话,孔子的对话有着超时空的性质。正是因为孔子有这样一种历史的超越意识,他对德福之间的统一性立场是坚定不移的。所以,我认为,孔子对道德自足性的体会或其“乐以忘忧”的人格境界实际上是建基于一种理性认识之上的,它与基督教伦理中基于信仰的“天职”观念是不同的。在第三章中我们已指出,孔子既讲“畏天命”,即信仰天命,但同时又讲“知天命”,即认知天命。“知”是孔子天命论和仁学构建中的一个重要范畴,所谓“知者利仁”,是因为“知者不惑”,孔子说:“未知,焉得仁?”(《论语·公冶长》)其学生子夏说:“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论语·子张》)如因为“知者”能不惑于现实生活中存在的德福悖论,所以,才有“仁者不忧”,也才有“勇者不惧”(“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论语·阳货》〗)。总之,孔子的“乐以忘忧”在整体上讲乃是一种理性的道德快乐,而非宗教的信仰快乐。当然,理性的道德快乐是有限度的,一个有理性的人如何能够道德到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地步,这始终是儒家所面临的一个问题。孔子虽是一个理性主义者,但他并没有放弃过对道德的天命承认,原因或许就在于此。
“君子”是孔子所提倡的理想人格符号,而与之相反的则是“小人”。《论语》中,孔子谈到“君子”时往往与“小人”对举。如:
1、“君子而不仁者有矣乎,未有小人而仁者。”(《论语·宪问》)
2、“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论语·述而》)
3、“君子泰而不骄,小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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