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所说的三类“损友”中，前两类即“友便辟”和“友善柔”实际上是一种德性的两种不同表现而已。“友便辟”是指与喜欢谄媚奉承的人为友，“友善柔”则是指与当面恭维背后诽谤者为友，这两类人都非忠信之徒，是孔子所说的“乡原”之流者，朱子谓：“便辟，谓习于威仪而不直。善柔，谓工于媚悦而不谅。”（《论语章句》）“不直”与“不谅”，即不忠不信也。至于“便佞”，朱子认为是“谓习于口语，而无见闻之实”，实际上就是指喜欢夸夸其谈的人。在《论语》中，孔子多次对这种人提出批评，如：“巧言令色，鲜矣仁！”（《论语·学而》）如：“巧言乱德”（《论语·卫灵公》），如：“道听而涂说，德之弃也。”（《论语·阳货》）如：“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论语·卫灵公》）如：“远佞人”“佞人殆”（《论语·卫灵公》），等等。由此看来，“便佞”之人流行是孔子时代的特点之一，这可能与春秋时代为适应政治外交斗争而兴起的尚辩之风有关。孔子的学生中，像宰我、子贡、司马牛，都是当时有名的辩才无碍者，而像仲弓等则属于“仁而不佞”之人。如司马牛问仁，孔子的回答——“仁者其言也 。”（《论语·颜渊》）就是针对司马牛的好辩而言的。再如宰我，孔子可能是因为受过他的言语之骗，说：“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于予与改是。”（《论语·公冶长》）所以，孔子特别强调：一个人的言语之发必须以仁德为基础，即“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论语·宪问》）“不知其仁，焉用佞？”（《论语·公冶长》）有鉴于仁与佞之间的这种紧张，孔子还提出：“君子讷于言而敏于行”（《论语·里仁》）和“刚毅木讷近仁”（《论语·子路》）。这些都是孔子对言语之德的看法。由是观之，“友便佞”，确是“损友”之一。而孔子之所以特别提出这一点，就是因为在现实生活中，有许多人就是因为言语之惑而误交朋友。
孔子所提倡的以道义相交、忠信相处的朋友之道，是中国传统伦理道德思想体系中的重要原则，后来孟子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朋友有信”的人伦范畴。孔孟的朋友之道为历代儒家和知识分子所继承，成为中国古代优秀的道德文化遗产之一，对指导我们今天的现实人际交换仍有着不可低估的价值与意义。
三、忠君之道
“忠君之道”是有关处理君臣关系的伦理原则。君臣关系是一种政治关系，也可能说是一种利益关系。但是，在传统社会家国一体化结构形态之下，君臣关系在文化上又往往被还原为一种父子关系。如前所述，在《蔡仲之命》中，已提出了“尔尚盖前人之衍，惟忠惟孝”的思想，这表明：人们对于忠与孝之间的联系有充分地意识。但是直到春秋以前，“忠”的观念在政治层面的运用，主要是指“忠周”而言，即所谓“行归于周，万民所望忠也”，但随着周王室的衰微，忠于“公室”的观念也就产生了，如《左传·襄公五年》：称季文子“忠于公室也。相三君，而无私积，可不谓忠乎？”尔后又出现以“无私”来规定“忠”的思想，如《左传·成公九年》和《左传·文公六年》分别说：“无私，忠也。”“以私害公，非忠也。”除此之外，春秋时期还产生了“卫社稷”为“忠”的说法，如《左传·襄公十四年》：“将死不忘卫社稷，可不谓忠乎！忠，民之望也。”更进一步，由“忠于社稷”即国家，发展为“忠于民”，如《左传·桓公六年》：“所谓道，忠于民而信于神也，上思利民忠也。”由上可知，从西周至春秋，“忠”的观念变化反映在所“忠”的对象由周天子——“公室”——“社稷”（国家）——“民”。这说明，在这一时期，人们的“忠”的观念中并没有后世的“愚忠”思想。其中特别是视“忠于社稷”和“忠于民”高于“忠于君”的思想，更是中国古代爱国主义思想的重要资源之一。对后来孔子“忠君”思想的形成产生积极的影响。
“忠”的范畴，在孔子思想中，本是一个具有社会伦理意义的普遍性范畴，其涵盖面不独指处理君臣关系而言，包括上述的朋友关系处理，也都适用于“忠”的原则。曾子所谓“夫子之道，忠恕而已。”（《论语·里仁》）就是从“道”的层面来概括“忠”范畴所具有的普遍性的。由此也可见春秋时期流行的“忠”观念对孔子的影响。
不过，相对言之，“忠”的原则在政治关系中的运用有着它的特殊性，子夏在谈到如何处理与“妻子”、与“父母”、与“朋友”和与“君主”之间的关系时说：“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论语·学而》）“能竭其力”与“言而有信”，如果从“忠”的角度来说，其“尽己”的程度都还只限于在生命存在的范围之内，而“能致其身”，则意味着其“尽己”的程度要做到随时献出自己的生命。当然，这并不是说在家庭关系和朋友关系之中，人们对“忠”的实践可以有所保留。“尽己”就是全身心地投入，是没有保留的，这一点适应于任何伦理关系之中。但是，“忠”的原则贯彻之所以会有不同的“尽己”形式，原因或许就在于上述不同的人际关系的境遇内涵是不同的。父子关系有着血缘亲和性为基础，在这种关系中的利益冲突虽然不能说完全没有，但是大体来说，利益一致的情况还是多于利益不一致的；至于朋友关系，因为是以道义相合而成，其利益关系的冲突也不是主要的。换言之，在父子和朋友两种关系中，对主体之“尽己”要求，很少需要尽到牺牲自己生命的地步这样一种程度，故而“能竭其力”和“言而有信”就已经算是“尽己”了。
但是，君臣关系则不同，因为它是一种纯粹以利益为基础的关系，二者之间利益一致性的维护由于缺乏血缘亲和性调节，因而需要付出极高的制度成本。如果要降低这种成本，在传统封建宗法等级制下，往往得靠为臣者“能致其身”即能够献出自己生命的道德奉献，才是可能的。而在孔子看来，一个人若能道德到献出自己生命的地步，也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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