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友谅”，谅者，信也，即与讲信用的人交朋友。子夏说：“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论语·学而》）所谓“信”，诚实不欺，言行一致之谓。孔子认为：“信则人任焉”（《论语·阳货》），“以约失之者鲜矣”（《论语·里仁》），即言行一致是获得他人信任的基础。与之相反的是，人无信则不立，“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论语·为政》）“言不忠信，行不敬笃，虽州里，行乎哉？”（《论语·卫灵公》）信，还是朋友之意相互提意见的基础，“信而后谏，未信则以为谤己也。”（《论语·子张》）不过，孔子认为“谅”还有“大信”与“小信”之分，如《论语·宪问》谈到管仲之仁时说：“岂若匹夫匹妇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知之也。”此处之“谅”即小节小信之谓，再如孔子认为“小人”就有“言必信，行必果”的品德（《论语·子路》）。对于这种“信”，孔子一方面认为有值得肯定之处，另一方面又认为，作为“大人”不一定要信守之，因为，“小信”有可能害“大义”，故孟子说：“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孟子·离娄下》）这就是说，朋友之间的“信”必须以“义”为基础，要知是非之所在，不明了是非，徒讲信用，有可能落入“酒肉朋友”的境地。而要知道什么是“义”即宜，要明了大是大非，就必须通过“学”，孔子说：“好信而不好学，其蔽也贼”（《论语·阳货》），意思是说：一个讲信用但不好学的人，因为不明是非之所在，就容易为人利用，这样反过来又害了自己和朋友。

所谓“友多闻”，是指结交见闻广博的人为友。如上所述，在孔子看来，无论是“友直”还是“友谅”时，其共同之处在于都离不开“好学”。而“多闻”，主要是通过学习而得。除此之外，游历也是一个人见多识广的重要来源。在孔子生活的时代，由于各诸侯国家对人才的重视，各国逐渐兴起了“养士”之风，整个社会具有一种横向移动的倾向和可能性，这使得朋友的聚集有可能突破狭隘的地域限制，形成一种“有朋自远方来”的新的人际关系格局。但是，与这种社会动向不相适应的是，孔子及儒家所讲究的孝道则主张“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论语·里仁》）这多少限制了当时的人才流动。当然，孔子说“游必有方”可以说是对传统孝道的一种折衷之举，但考虑到当时不可能有像今天这样的信息便利，所谓“游必有方”也是难以做到的。正是因为这样，所以，一个人若能具有广博的见闻，这在当时是犹为难得的。孔子认为，以这种人为朋友，其意义不仅可以弥补自己在知识和见闻上的不足，而且可以开拓人的视野，培养人的宽阔的胸襟。

孔子所说的三类“损友”中，前两类即“友便辟”和“友善柔”实际上是一种德性的两种不同表现而已。“友便辟”是指与喜欢谄媚奉承的人为友，“友善柔”则是指与当面恭维背后诽谤者为友，这两类人都非忠信之徒，是孔子所说的“乡原”之流者，朱子谓：“便辟，谓习于威仪而不直。善柔，谓工于媚悦而不谅。”（《论语章句》）“不直”与“不谅”，即不忠不信也。至于“便佞”，朱子认为是“谓习于口语，而无见闻之实”，实际上就是指喜欢夸夸其谈的人。在《论语》中，孔子多次对这种人提出批评，如：“巧言令色，鲜矣仁！”（《论语·学而》）如：“巧言乱德”（《论语·卫灵公》），如：“道听而涂说，德之弃也。”（《论语·阳货》）如：“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论语·卫灵公》）如：“远佞人”“佞人殆”（《论语·卫灵公》），等等。由此看来，“便佞”之人流行是孔子时代的特点之一，这可能与春秋时代为适应政治外交斗争而兴起的尚辩之风有关。孔子的学生中，像宰我、子贡、司马牛，都是当时有名的辩才无碍者，而像仲弓等则属于“仁而不佞”之人。如司马牛问仁，孔子的回答——“仁者其言也　。”（《论语·颜渊》）就是针对司马牛的好辩而言的。再如宰我，孔子可能是因为受过他的言语之骗，说：“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于予与改是。”（《论语·公冶长》）所以，孔子特别强调：一个人的言语之发必须以仁德为基础，即“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论语·宪问》）“不知其仁，焉用佞？”（《论语·公冶长》）有鉴于仁与佞之间的这种紧张，孔子还提出：“君子讷于言而敏于行”（《论语·里仁》）和“刚毅木讷近仁”（《论语·子路》）。这些都是孔子对言语之德的看法。由是观之，“友便佞”，确是“损友”之一。而孔子之所以特别提出这一点，就是因为在现实生活中，有许多人就是因为言语之惑而误交朋友。

孔子所提倡的以道义相交、忠信相处的朋友之道，是中国传统伦理道德思想体系中的重要原则，后来孟子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朋友有信”的人伦范畴。孔孟的朋友之道为历代儒家和知识分子所继承，成为中国古代优秀的道德文化遗产之一，对指导我们今天的现实人际交换仍有着不可低估的价值与意义。

三、忠君之道

“忠君之道”是有关处理君臣关系的伦理原则。君臣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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