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的小说《边城》细致地描写了渡口的撑船老人与他的外孙女翠翠相依相伴的纯朴生活,同时还叙述了掌水码头团总顺顺的两个儿子都爱上了翠翠的爱情故事。小说向我们展现了宁静自足的边城生活,边城人心地善良、性情淳厚、风格朴实、信仰单纯、追求执着,加上美丽的自然风光的渲染,《边城》内外,缠绵着浓郁的自然环境、民俗风情、人事命运、爱情悲喜的真善美。　　

一、镌刻在古老自然中的宁静、质朴与美丽　　

沈从文生活在中国封建社会统治空前黑暗的时代,也正是社会大变革的时期。在这特定的历史氛围中,沈从文并没有被社会大变革的最新潮流所左右,而是以一个艺术家的责任和眼光独辟蹊径,用自己的价值判断标准,再现都市文化与乡土文化的不同与冲突。他站在都市与乡土的接壤处思索着人生与命运,醉心地描绘了酉水流域边城山村那“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1]。沈从文以饱满的情感,描绘了“边城”绮丽动人的风光,这是一种虽被外来文明侵蚀但仍保存着古老原始状态的自然,镌刻着宁静、质朴与美丽,弥漫着古朴、幽静、祥和的情调,令人动情痴迷。这里,充分表现了人对自然的崇尚,表达了沈从文对古老传统的理想人生的追求。“边城”秀美淳朴的大自然是边城人民完善人性的外在表现,草木、小虫、飞鸟都被赋予了原始的生命力和深深的爱与美的情意,充满了山乡远古的生态气息和对生命的崇拜与热爱。　　

二、朴实、淳厚而又原始的民俗风情　　

从童年时代受故乡山水滋润,感受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到从军流浪,目睹了黑暗社会带给自然与生命的不幸,这一切都迫使沈从文必须到湘西之外的阔大世界寻求理想人生的答案,这便促成了他由乡村到都市的跨越,在北平他终于成为“知识人”。但成为“知识人”却使他痛切地感受到都市文化所带来的道德沦丧和人性扭曲,于是原本的“乡下人”又让他时时刻刻惦记着根植于乡土的传统文化来。既走出乡村来到城市,他不得不在逐利忘义、人性沦丧的都市里生存、生活和发展。但精神世界和情感记忆又常常沉浸在古朴、纯美的乡村世界,依然执著于吟唱乡土文化的真、善、美,努力展现湘西那悠久、原始的民俗风情:这里有端午节妇女小孩额头上蘸着雄黄酒写着“王”字的打扮,有赛龙舟、泅水夺鸭的游戏,还有元宵节玩灯舞狮和放爆竹烟花的活动等,无不显示着湘西边城乡情民俗的特有美色,充满了古朴而又浪漫的情调。特别要提到的是,《边城》中的男女恋爱是很少封建意识的,淳厚而又别具特色的求爱方式,让人喟叹。一种方式叫“走车路”, 意思是当男子看中某个女子时,便让家人托媒人去说媒,正式以聘礼相亲,虽也属父母操办,但是子女可以自主选择,不必绝对服从,如顺顺家天保大老向翠翠求爱时的选择。另一种叫“走马路”,这是由青年男女用互唱情歌的方式自定终身,父母不会干涉,大多先由男方主动开唱,待唱得女方动了心且纵情回唱之时,大地便又添了一对有情人。如傩送二老在夜晚唱情歌表达自己对翠翠的爱慕之情,“半夜里不冷不热,穿了自家机织布汗褂,到那些月光照及的高崖上去遵照当地的习惯,很诚实与坦白地去为一个‘初生之犊’的黄花女唱歌。露水降了,歌声涩了,到应当回家了时,就趁残月赶回家去”。真是浪漫清纯之极。翠翠的爷爷死后入葬的仪式,极有楚地巫鬼文化的深厚传统,每每读到那些充满着虔诚、庄重的文字,心里便真觉得辛苦了一辈子的老船工是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了,那点悲哀,便在浓浓的宗教情绪里消失殆尽。《边城》中的妓女,是乡村另具特色的风景线。她们“聚集在一些吊脚楼的人家,……白日里无事,就坐在门口小凳子上做鞋子,在鞋尖上用红绿丝线挑绣双凤,或为情人做绣花抱肚……到了晚间,却轮流的接待商人水手,切切实实尽一个妓女应尽的义务”。这在都市文明中是可耻的事情,但在边城,由于民情的淳朴,不知不觉只是多了一份谋生的职业,如小草、绿叶点缀着古朴美丽的边城。

三、原始人性美的赞歌

沈从文是一个“对政治无知识,对生命极关心的乡下人”[2]。在当时民族危机加剧,国家需要以士兵刀枪相对抗之时,他却选择了一条既不同于左翼作家,又不与国民党反动文人同流合污的道路,执著于从文化着眼,从人性出发,从侧面表现对黑暗现实的强烈抗议,《边城》既蕴含着作家对现实黑暗、人生不幸的不平之气,却又让善良淳朴的人们,生活在古朴、宁静、和谐、美丽的大自然里,受着自然的熏染,舒展自由的人性。这里的人生不是由理性支配的有社会实践意义的生命活动,而是作为肉体的、有感性、有欲望、有自然生命力的人的个体存在方式与状态,就像生生不息的大自然一样,在原始、野性中却充满了生命的顽强活力,这寄寓了沈从文对健康、善良、淳厚、美丽的人性美的深情赞颂。天真、美丽、纯洁的少女翠翠,“在风日里养育,把皮肤变得黑黑的,触目为青山绿水,一对眸子清明如水晶,自然既滋养她且教育她。为人天真活泼,处处俨然一只小兽物,人又那么乖,和山头黄麂一样,从不想到残忍的事情,从不发愁,从不动气”,翠翠继承了母亲温柔纯静、忠于爱情的性格,也有着湘西人的真诚、率直和热情。当她渐渐长大时,也就有了“心事”,“无意中提到什么时会红脸了”。

聪明而又矜持地她爱上了二老傩送,于是在“梦中灵魂为一种美妙歌声浮起来了”,“飞到对溪悬崖半腰,摘了一大把虎耳草”。傩送也爱上了翠翠,不要“碾房”要“渡船”。翠翠与傩送的爱情是真挚、纯真而又热烈的,他们是为了爱情而付出真爱,没有掺杂任何私欲。当傩送因为大哥天保的意外死亡而出走之后,翠翠在感情上仍然忠贞不二,她孤寂地牵着渡船,痴情地等候着情人的归来。老船夫是勤劳、善良、淳朴、豪放的边城人民的象征,他性格豪放豁达,对人宽厚热情,从20岁便守在溪边管理渡船。渡船属公家所有,过渡人不必出钱,但总有人出于谢意交给他钱而没法退还,他“便把这些托人到茶峒去买茶叶和草烟”,然后将烟叶慷慨地奉赠给过渡的行人,“茶叶则在六月里放进大缸里去,用开水泡好,给过路人随意解渴”。因而“茶峒附近村子里的人不仅认识弄渡船的祖孙二人”,还充满着敬佩与好感。每当老船夫有事上城里时,必和熟人饮酒喝个痛快;到刚拢岸一两天的船上时,水手们总会抓出一把红枣送给他;到河街上“且一定有许多铺子的商人送他粽子与其他东西”;他想买肉,人家却照例不愿接钱……老船夫就这样快乐地生活着,关爱着心爱的外孙女翠翠,看着她幸福地一天天长大。船总顺顺,“一个前清时便在营伍中混过日子的人物”,“欢喜交朋结友,慷慨而又能济人之急”,“一面从水上赚来钱,一面就这样洒脱散去”,“为人既明事明理,正直和平,又不爱财”,因而成为当地德高望重之人,为乡亲邻里调解矛盾、纠纷。他对儿女婚姻大事也持极开明的态度,认为年轻人的事情还是他们自己定。当老船夫去世后,他放下心中对老人的一丝埋怨,积极地为老人筹备丧事,还处处关照失去爷爷的翠翠。船总顺顺的两个儿子天保和傩送都“能驾船,能泅水,能走长路”,“年纪较长的,性情如他们的爸爸一样,豪放豁达,不拘小节。年幼的气质近于那个白脸黑发的母亲,不爱说话,眼眉却秀拔出群,一望既知其为人聪明而又富于感情”。“两个人结实如老虎,却又和气亲人,不矫情,不浮华,不倚事凌人”。二兄弟重情重义,无拘无束,大胆寻爱。当因同爱一个翠翠引起矛盾和不安时,兄弟俩仍以情义为重,进行了妥善的处理。即使是娼妓,也依然保留着淳朴、善良的人性之光。“由于边地的风俗淳朴,便是妓女,也永远那么淳厚”,“人既相熟后,钱便在可有可无之间了”,“感情好的,别离时互相咬着嘴唇,咬着颈脖发了誓,约好再见面的日子”。“她们的生活虽然同一般社会所疏远,但是眼泪同欢乐,在爱与恨的交织中”,“这些人既重义轻利,又能守信自约,也常常较之讲道德知羞耻的城市中绅士还更可信任”。

四、独特而完美的审美理想

当沈从文还未走出湘西,刚刚知晓人生时,就亲眼目睹了苗人暴动被镇压后的血腥场面,恐怖的景象令沈从文终身难以忘怀,使他害怕听打杀之类的事儿,因此便遵循一个读书人的本分,用心、用笔记下这一时代的乡村风光、民俗风情、爱情故事,努力将原始的生命形式保留下来,从而形成一种独特而完美的审美理想。沈从文说过:“一个好的文学作品,照例会使人在真、善、美感觉外,还有一种引人‘向善’的力量的”,“使读者从作品中接触了另外一种人生,从这种人生景象中有所启示,对‘生命’能作更深一层的理解。”[3]这是他对于文学的社会作用的认识,因此,完美人性的失落与回归,成为沈从文小说创作的出发点和目的地,小说《边城》所要表达的真正内涵,不在于讲述一个爱情故事,而是在一个动人的故事叙说中构筑一个象征,还原一个现实的“梦”,完成一种“审美理想”的追求。

小说《边城》中的老船夫、翠翠、顺顺一家及至屠夫、游客、行人等,都是在大山的怀抱里,由传统文化养育着的普通老百姓,传统的道德规范是他们做人的准则,在他们构成的社会环境中,真诚待人、互相关怀、和睦相处,这是传统文化和民族道德的健全存在和合理延续。沈从文通过这种人际关系和社会形态的展示,以文学的样式创制了评价现实社会的一种尺度,并用它来褒贬人性,惩恶扬善,希望能够延续、恢复民族品行中完美健康的人性,寄寓他的审美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