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城》赏析
两省接壤处,十余年来主持地方军事的,注重在安辑保守,处置还得法,并无 变故发生。水陆商务既不至于受战争停顿,也不至于为土匪影响,一切莫不极有秩 序,人民也莫不安分乐生。这些人,除了家中死了牛,翻了船,或发生别的死亡大 变,为一种不幸所绊倒觉得十分伤心外,中国其他地方正在如何不幸挣扎中的情形, 似乎就永远不会为这边城人民所感到。
边城所在一年中最热闹的日子,是端午,中秋和过年。三个节日过去三五十年 前如何兴奋了这地方人,直到现在,还毫无什么变化,仍能成为那地方居民最有意 义的几个日子。
端午日,当地妇女小孩子,莫不穿了新衣,额角上用雄黄蘸酒画了个王字。任 何人家到了这天必可以吃鱼吃肉。大约上午十一点钟左右,全茶峒人就吃了午饭, 把饭吃过后,在城里住家的,莫不倒锁了门,全家出城到河边看划船。河街有熟人 的,可到河街吊脚楼门口边看,不然就站在税关门口与各个码头上看。河中龙船以 长潭某处作起点,税关前作终点。作比赛竞争。因为这一天军官税官以及当地有身 分的人,莫不在税关前看热闹。划船的事各人在数天以前就早有了准备,分组分帮 各自选出了若干身体结实手脚伶俐的小伙子,在潭中练习进退。船只的形式,与平 常木船大不相同,形体一律又长又狭,两头高高翘起,船身绘着朱红颜色长线,平 常时节多搁在河边干燥洞穴里,要用它时,拖下水去。每只船可坐十二个到十八个 桨手,一个带头的,一个鼓手,一个锣手。桨手每人持一支短桨,随了鼓声缓促为 节拍,把船向前划去。坐在船头上,头上缠裹着红布包头,手上拿两支小令旗,左 右挥动,指挥船只的进退。擂鼓打锣的,多坐在船只的中部,船一划动便即刻蓬蓬 镗镗把锣鼓很单纯的敲打起来,为划桨水手调理下桨节拍。一船快慢既不得不靠鼓 声,故每当两船竞赛到剧烈时,鼓声如雷鸣,加上两岸人呐喊助威,便使人想起梁 红玉老鹳河时水战擂鼓,牛皋水擒杨幺时也是水战擂鼓。凡把船划到前面一点的, 必可在税关前领赏,一匹红,一块小银牌,不拘缠挂到船上某一个人头上去,皆显 出这一船合作的光荣。好事的军人,且当每次某一只船胜利时,必在水边放些表示 胜利庆祝的五百响鞭炮。
赛船过后,城中的戍军长官,为了与民同乐,增加这节日的愉快起见,便把三 十只绿头长颈大雄鸭,颈膊上缚了红布条子,放入河中,尽善于泅水的军民人等, 下水追赶鸭子。不拘谁把鸭子捉到,谁就成为这鸭子的主人。于是长潭换了新的花 样,水面各处是鸭子,各处有追赶鸭子的人。
船与船的竞赛,人与鸭子的竞赛,直到天晚方能完事。
掌水码头的龙头大哥顺顺,年青时节便是一个泅水的高手,入水中去追逐鸭子, 在任何情形下总不落空。但一到次子傩送年过十二岁时,已能入水闭铺汆着到鸭子 身边,再忽然从水中冒水而出,把鸭子捉到,这作爸爸的便解嘲似的说:“好,这 种事有你们来作,我不必再下水了。”于是当真就不下水与人来竞争捉鸭子。但下 水救人呢,当作别论。凡帮助人远离患难,便是入火,人到八十岁,也还是成为这 个人一种不可逃避的责任!
天保傩送两人皆是当地泅水划船好选手。
端午又快来了,初五划船,河街上初一开会,就决定了属于河街的那只船当天 入水。天保恰好在那天应向上行,随了陆路商人过川东龙潭送节货,故参加的就只 傩送。十六个结实如牛犊的小伙子,带了香烛、鞭炮、同一个用生牛皮蒙好绘有朱 红太极图的高脚鼓,到了搁船的河上游山洞边,烧了香烛,把船拖入水后,各人上 了船,燃着鞭炮,擂着鼓,这船便如一枝箭似的,很迅速的向下游长潭射去。
那时节还是上午,到了午后,对河渔人的龙船也下了水,两只龙船就开始预习 种种竞赛的方法。水面上第一次听到了鼓声,许多人从这鼓声中,感到了节日临近 的欢悦。住临河吊脚楼对远方人有所等待有所盼望的,也莫不因鼓声想到远人。在 这个节日里,必然有许多船只可以赶回,也有许多船只只合在半路过节,这之间, 便有些眼目所难见的人事哀乐,在这小山城河街间,让一些人铺事,也让一些人皱 眉。
蓬蓬鼓声掠水越山到了渡船头那里时,最先注意到的是那只黄狗。那黄狗汪汪 的吠着,受了惊似的绕屋乱走,有人过渡时,便随船渡过河东岸去,且跑到那小山 头向城里一方面大吠。
翠翠正坐在门外大石上用棕叶编蚱蜢蜈蚣玩,见黄狗先在太阳下睡着,忽然醒 来便发疯似的乱跑,过了河又回来,就问它骂它:
“狗,狗,你做什么!不许这样子!”
可是一会儿那声音被她发现了,她于是也绕屋跑着,且同黄狗一块儿渡过了小 溪,站在小山头听了许久,让那点迷人的鼓声,把自己带到一个过去的节日里去。 四
还是两年前的事。五月端阳,渡船头祖父找人作了代替,便带了黄狗同翠翠进 城,过大河边去看划船。河边站满了人,四只朱色长船在潭中滑着,龙船水刚刚涨 过,河中水皆豆绿,天气又那么明朗,鼓声蓬蓬响着,翠翠抿着嘴一句话不说,心 中充满了不可言说的快乐。河边人太多了一点,各人皆尽张着眼睛望河中,不多久, 黄狗还在身边,祖父却挤得不见了。
翠翠一面注意划船,一面心想“过不久祖父总会找来的”。但过了许久,祖父 还不来,翠翠便稍稍有点儿着慌了。先是两人同黄狗进城前一天,祖父就问翠翠: “明天城里划船,倘若一个人去看,人多怕不怕?”翠翠就说:“人多我不怕,但 自己只是一个人可不好玩。”于是祖父想了半天,方想起一个住在城中的老熟人, 赶夜里到城里去商量,请那老人来看一天渡船,自己却陪翠翠进城玩一天。且因为 那人比渡船老人更孤单,身边无一个亲人,也无一只狗,因此便约好了那人早上过 家中来吃饭,喝一杯雄黄酒。第二天那人来了,吃了饭,把职务委托那人以后,翠 翠等便进了城。到路上时,祖父想起什么似的,又问翠翠,“翠翠,翠翠,人那么 多,好热闹,你一个人敢到河边看龙船吗?”翠翠说:“怎么不敢?可是一个人有 什么意思。”到了河边后,长潭里的四只红船,把翠翠的注意力完全占去了,身边 祖父似乎也可有可无了。祖父心想:“时间还早,到收场时,至少还得三个时刻。 溪边的那个朋友,也应当来看看年青人的热闹,回去一趟,换换地位还赶得及。” 因此就问翠翠,“人太多了,站在这里看,不要动,我到别处去有事情,无论如何 总赶得回来伴你回家。”翠翠正为两只竞速并进的船迷着,祖父说的话毫不思索就 答应了。祖父知道黄狗在翠翠身边,也许比他自己在她身边还稳当,于是便回家看 船去了。
祖父到了那渡船处时,见代替他的老朋文,正站在白塔下注意听远处鼓声。
祖父喊他,请他把船拉过来,两人渡过小溪仍然站到白塔下去。那人问老船夫 为什么又跑回来,祖父就说想替他一会儿故把翠翠留在河边,自己赶回来,好让他 也过河边去看看热闹,且说,“看得好,就不必再回来,只须见了翠翠问她一声, 翠翠到时自会回家的。小丫头不敢回家,你就伴她走走!”但那替手对于看龙船已 无什么兴味,却愿意同老船夫在这溪边大石上各自再喝两杯烧酒。老船夫十分高兴, 把葫葫芦取出,推给城中来的那一个。两人一面谈些端午旧事,一面喝酒,不到一 会,那人却在岩石上为烧酒醉倒了。
人既醉倒了,无从入城,祖父为了责任又不便与渡船离开,留在河边的翠翠便 不能不着急了。
河中划船的决了最后胜负后,城里军官已派人驾小船在潭中放了一群鸭子,祖 父还不见来。翠翠恐怕祖父也正在什么地方等着她,因此带了黄狗各处人丛中挤着 去找寻祖父,结果还是不得祖父的踪迹。后来看看天快要黑了,军人扛了长凳出城 看热闹的,皆已陆续扛了那凳子回家。潭中的鸭子只剩下三五只,捉鸭人也渐渐的 少了。落日向上游翠翠家中那一方落去,黄昏把河面装饰了一层薄雾。翠翠望到这 个景致,忽然起了一个怕人的想头,她想:“假若爷爷死了?”
她记起祖父嘱咐她不要离开原来地方那一句话,便又为自己解释这想头的错误, 以为祖父不来必是进城去或到什么熟人处去,被人拉着喝酒,故一时不能来的。正 因为这也是可能的事,她又不愿在天未断黑以前,同黄狗赶回家去,只好站在那石 码头边等候祖父。
再过一会,对河那两只长船已泊到对河小溪里去不见了,看龙船的人也差不多 全散了。吊脚楼有娼妓的人家,已上了灯,且有人敲小斑鼓弹月琴唱曲子。另外一 些人家,又有划拳行酒的吵嚷声音。同时停泊在吊脚楼下的一些船只,上面也有人 在摆酒炒菜,把青菜萝卜之类,倒进滚热油锅里去时发出唦——的声音。河面已朦 朦胧胧,看去好象只有一只白在潭中浮着,也只剩一个人追着这只鸭子。
翠翠还是不离开码头,总相信祖父会来找她,同她一起回家。
吊脚楼上唱曲子声音热闹了一些, 只听到下面船上有人说话, 一个水手说: “金亭,你听你那铺子陪川东庄客喝酒唱曲子,我赌个手指,说这是她的声音!” 另一个水手就说:“她陪他们喝酒唱曲子,心里可想我。她知道我在船上!”先前 那一个又说:“身体让别人玩着,心还想着你;你有什么凭据?”另一个说:“有 凭据。”于是这水手吹着唿哨,作出一个古怪的记号,一会儿,楼上歌声便停止了。 歌声停止后,两个水手皆笑了。两人接着便说了些关于那个女人的一切,使用了不 少粗鄙字眼,翠翠很不习惯把这种话听下去,但又不能走开。且听水手之一说,楼 上妇人的爸爸是在棉花坡被人杀死的,一共杀了十七刀。翠翠心中那个古怪的想头, “爷爷死了呢?”便仍然占据到心里有一忽儿。
两个水手还正在谈话,潭中那只白鸭慢慢的向翠翠所在的码头边游来,翠翠想: “再过来些我就捉住你!”于是静静的等着,但那鸭子将近岸边三丈远近时,却有 个人笑着, 喊那船上水手。 原来水中还有个人,那人已把鸭子捉到手,却慢慢的 “踹水”游近岸边的。船上人听到水面的喊声,在隐约里也喊道:“二老,二老, 你真干,你今天得了五只吧。”那水上人说:“这家伙狡猾得很,现在可归我了。” “你这时捉鸭子,将来捉女人,一定有同样的本领。”水上那一个不再说什么,手 脚并用的拍着水傍了码头。湿淋淋的爬上岸时,翠翠身旁的黄狗,仿佛警问水中人 似的,汪汪的叫了几声,那人方注意到翠翠。码头上已无别的人,那人问:
“是谁?”
“是翠翠!”
“翠翠又是谁?”
“是碧溪岨撑渡船的孙女。”
“你在这儿做什么?”
“我等我爷爷。我等他来好回家去。”
“等他来他可不会来,你爷爷一定到城里军营里喝了酒,醉倒后被人抬回去了!”
“他不会。他答应来,他就一定会来的。”
“这里等也不成。到我家里去,到那边点了灯的楼上去,等爷爷来找你好不好?”
翠翠误会邀他进屋里去那个人的好意,正记着水手说的妇人丑事,她以为那男 子就是要她上有女人唱歌的楼上去,本来从不骂人,这时正因等候祖父太久了,心 中焦急得很,听人要她上去,以为欺侮了她,就轻轻的说:
“你个悖时砍脑壳的!”
话虽轻轻的,那男的却听得出,且从声音上听得出翠翠年纪,便带笑说:“怎 么,你骂人!你不愿意上去,要呆在这儿,回头水里大鱼来咬了你,可不要叫喊!”
翠翠说:“鱼咬了我也不管你的事。”
那黄狗好象明白翠翠被人欺侮了,又汪汪的吠起来。那男子把手中白鸭举起,] 向黄狗吓了一下,便走上河街去了。黄狗为了自己被欺侮还想追过去,翠翠便喊: “狗,狗,你叫人也看人叫!”翠翠意思仿佛只在问给狗“那轻薄男子还不值得叫”, 但男子听去的却是另外一种好意,男的以为是她要狗莫向好人叫,放肆的笑着,不 见了。
又过了一阵,有人从河街拿了一个废缆做成的火炬,喊叫着翠翠的名字来找寻 她,到身边时翠翠却不认识那个人。那人说:老船夫回到家中,不能来接她,故搭 了过渡人口信来,问翠翠要她即刻就回去。翠翠听说是祖父派来的,就同那人一起 回家,让打火把的在前引路,黄狗时前时后,一同沿了城墙向渡口走去。翠翠一面 走一面问那拿火把的人,是谁问他就知道她在河边。那人说是二老问他的,他是二 老家里的伙计,送翠翠回家后还得回转河街。
翠翠说:“二老他怎么知道我在河边?”
那人便笑着说:“他从河里捉鸭子回来,在码头上见你,他说好意请你上家里 坐坐,等候你爷爷,你还骂过他!”
翠翠带了点儿惊讶轻轻的问:“二老是谁?”
那人也带了点儿惊讶说:“二老你都不知道?就是我们河街上的傩送二老!就 是岳云!他要我送你回去!”傩送二老在茶峒地方不是一个生疏的名字!
翠翠想起自己先前骂人那句话,心里又吃惊又害羞,再也不说什么,默默的随 了那火把走去。
翻过了小山岨,望得见对溪家中火光时,那一方面也看见了翠翠方面的火把, 老船夫即刻把船拉过来,一面拉船一面哑声儿喊问:“翠翠,翠翠,是不是你?” 翠翠不理会祖父,口中却轻轻的说:“不是翠翠,不是翠翠,翠翠早被大河里鲤鱼 吃去了。”翠翠上了船,二老派来的人,打着火把走了,祖父牵着船问:“翠翠, 你怎么不答应我,生我的气了吗?”
翠翠站在船头还是不作声。翠翠对祖父那一点儿埋怨,等到把船拉过了溪,一 到了家中,看明白了醉倒的另一个老人后,就完事了。但另一件事,属于自己不关 祖父的,却使翠翠沉默了一个夜晚。
五
两年日子过去了。
这两年来两个中秋节,恰好都无月亮可看,凡在这边城地方,因看月而起整夜 男女唱歌的故事,皆不能如期举行,故两个中秋留给翠翠的印象,极其平淡无奇。 两个新年却照例可以看到军营里与各乡来的狮子龙灯,在小教场迎春,锣鼓喧阗很 热闹。到了十五夜晚,城中舞龙耍狮子的镇筸兵士,还各自赤裸着肩膊,往各处去 欢迎炮仗烟火。城中军营里,税关局长公馆,河街上一些大字号,莫不预先截老毛 竹筒,或镂空棕榈树根株,用洞硝拌和磺炭钢砂,一千捶八百捶把烟火做好。好勇 取乐的军士,光赤着个上身,玩着灯打着鼓来了,小鞭炮如落雨的样子,从悬到长 竿尖端的空中落到玩灯的肩背上,锣鼓催动急促的拍子,大家皆为这事情十分兴奋。 鞭炮放过一阵后,用长凳绑着的大筒灯火,在敞坪一端燃起了引线,先是咝咝的流 泻白光,慢慢的这白光便吼啸起来,作出如雷如虎惊人的声音,白光向上空冲去, 高至二十丈,下落时便洒散着满天花雨。玩灯的兵士,在火花中绕着圈子,俨然毫 不在意的样子。翠翠同他的祖父,也看过这样的热闹,留下一个热闹的印象,但这 印象不知为什么原因,总不如那个端午所经过的事情甜而美。
翠翠为了不能忘记那件事,上年一个端午又同祖父到城边河街去看了半天船, 一切玩得正好时,忽然落了行雨,无人衣衫不被雨湿透。为了避雨,祖孙二人同那 只黄狗,走到顺顺吊脚楼上去,挤在一个角隅里。有人扛凳子从身边过去,翠翠认 得那人是去年打了火把送她回家的人,就告给祖父:
“爷爷,那个人去年送我回家,他拿了火把走路时,真象个喽罗!”
祖父当时不作声,等到那人回头又走过面前时,就一把抓住那个人,笑嘻嘻说:
“嗨嗨,你这个人!要你到我家喝一杯也不成,还怕酒里有毒,把你这个真命 天子毒死!”
那人一看是守渡船的,且看到了翠翠,就笑了。“翠翠,你大长了!二老说你 在河边大鱼会吃你,我们这里河中的鱼,现在可吞不下你了。”
翠翠一句话不说,只是抿起嘴唇笑着。
这一次虽在这喽罗长年口中听到个“二老”名字,却不曾见及这个人。从祖父 与那长年谈话里,翠翠听明白了二老是在下游六百里外青浪滩过端午的。但这次不 见二老却认识了“大老”,且见着了那个一地出名的顺顺。大老把河中的鸭子捉回 家里后,因为守渡船的老家伙称赞了那只肥鸭两次,顺顺就要大老把鸭子给翠翠。 且知道祖孙二人所过的日子十分拮据,节日里自己不能包粽子,又送了许多尖角粽 子。
那水上名人同祖父谈话时,翠翠虽装作眺望河中景致,耳朵却把每一句话听得 清清楚楚。那人向祖父说翠翠长得很美,问过翠翠年纪,又问有不有人家。祖父则 很快乐的夸奖了翠翠不少,且似乎不许别人来关心翠翠的婚事,故一到这件事便闭 口不谈。
回家时,祖父抱了那只白鸭子同别的东西,翠翠打火把引路。两人沿城墙走去, 一面是城,一面是水。祖父说:“顺顺真是个好人,大方得很。大老也很好。这一 家人都好!”翠翠说:“一家人都好,你认识他们一家人吗?”祖父不明白这句话 的意思所在,因为今天太高兴一点,便笑着说:“翠翠,假若大老要你做媳妇,请 人来做媒,你答应不答应?”翠翠就说:“爷爷,你疯了!再说我就生你的气!”
祖父话虽不说了,心中却很显然的还转着这些可笑的不好的念头。翠翠着了恼, 把火炬向路两旁乱晃着,向前怏怏的走去了。
“翠翠,莫闹,我摔到河里去,鸭子会走脱的!”
“谁也不希罕那只鸭子!”
祖父明白翠翠为什么事不高兴,祖父便唱起摇橹人驶船下滩时催橹的歌声,声 音虽然哑沙沙的,字眼儿却稳稳当当毫不含糊。翠翠一面听着一面向前走去,忽然 停住了发问:
“爷爷,你的船是不是正在下青浪滩呢?”
祖父不说什么,还是唱着,两人皆记顺顺家二老的船正在青浪滩过节,但谁也 不明白另外一个人的记忆所止处。祖孙二人便沉默的一直走还家中。到了渡口,那 代理看船的,正把船泊在岸边等候他们。几人渡过溪到了家中,剥粽子吃,到后那 人要进城去,翠翠赶即为那人点上火把,让他有火把照路。人过了小溪上小山时, 翠翠同祖父在船上望着,翠翠说:
“爷爷,看喽罗上山了啊!”
祖父把手攀引着横缆,注目溪面的薄雾,仿佛看到了什么东西,轻轻的吁了一 口气。祖父静静的拉船过对岸家边时,要翠翠先上岸去,自己却守在船边,因为过 节,明白一定有乡下人上城里看龙船,还得乘黑赶回家去。
六
白日里,老船夫正在渡船上同个卖皮纸的过渡人有所争持。一个不能接受所给 的钱,一个却非把钱送给老人不可。正似乎因为那个过渡人送钱气派,使老船夫受 了点压迫,这撑渡船人就俨然生气似的,迫着那人把钱收回,使这人不得不把钱捏 在手里。但船拢岸时,那人跳上了码头,一手铜钱向船舱里一撒,却笑眯眯的匆匆 忙忙走了。老船夫手还得拉着船让别人上岸,无法去追赶那个人,就喊小山头的女:
“翠翠,翠翠,帮我拉着那个卖皮纸的小伙子,不许他走!”
翠翠不知道是怎么会事,当真便同黄狗去拦那第一个下山人。那人笑着说:
“不要拦我!……”
正说着,第二个商人赶来了,就告给翠翠是什么事情。翠翠明白了,更拉着卖 纸人衣服不放,只说:“不许走!不许走!”黄狗为了表示同主人的意见一致,也 便在翠翠身边汪汪汪的吠着。其余商人皆笑着,一时不能走路。祖父气吁吁的赶来 了,把钱强迫塞到那人手心里,且搭了一大束草烟到那商人担子上去,搓着两手笑 着说:“走呀!你们上路走!”那些人于是全笑着走了。
翠翠说:“爷爷,我还以为那人偷你东西同你打架!”
祖父就说:
“他送我好些钱。我才不要这些钱!告他不要钱,他还同我吵,不讲道理!”
翠翠说:“全还给他了吗?”
祖父抿着嘴把头摇摇,装成狡猾得意神气笑着,把扎在腰带上留下的那枚单铜 子取出,送给翠翠。且说:
“他得了我们那把烟叶,可以吃到镇筸城!” 远处鼓声又蓬蓬的响起来了,黄狗张着两个耳朵听着。翠翠问祖父,听不听到 什么声音。祖父一注意,知道是什么声音了,便说:
“翠翠,端午又来了。你记不记得去年天保大老送你那只肥鸭子。早上大老同 一群人上川东去,过渡时还问你。你一定忘记那次落的行雨。我们这次若去,又得 打火把回家;你记不记得我们两人用火把照路回家?”
翠翠还正想起两年前的端午一切事情哪。但祖父一问,翠翠却微带点儿恼着的 神气,把头摇摇,故意说:“我记不得,我记不得。”其实她那意思就是“我怎么 记不得?!”
祖父明白那话里意思,又说:“前年还更有趣,你一个人在河边等我,差点儿 不知道回来,我还以为大鱼会吃掉你!”
提起旧事翠翠嗤的笑了。
“爷爷,你还以为大鱼会吃掉我?是别人家说我,我告给你的!你那天只是恨 不得让城中的那个爷爷把装酒的葫芦吃掉!你这种记性!”
“我人老了,记性也坏透了。翠翠,现在你人长大了,一个人一定敢上城看船] 不怕鱼吃掉你了。”
“人大了就应当守船哩。”
“人老了才当守船。”
“人老了应当歇憩!”
“你爷爷还可以打老虎,人不老!”祖父说着,于是,把膀子弯曲起来,努力 使筋肉在局束中显得又有力又年青,且说:“翠翠,你不信,你咬。”
翠翠睨着腰背微驼白发满头的祖父,不说什么话。远处有吹唢呐的声音,她知 道那是什么事情,且知道唢呐方向,要祖父同她下了船,把船拉过家中那边岸旁去。 为了想早早的看到那迎婚送亲的喜轿,翠翠还爬到屋后塔下去眺望。过不久,那一 伙人来了,两个吹唢呐的,四个强壮乡下汉子,一顶空花轿,一个穿新衣的团总儿 子模样的青年,另外还有两只羊,一个牵羊的孩子,一坛酒,一盒糍粑,一个担礼 物的人。一伙人上了渡船后,翠翠同祖父也上了渡船,祖父拉船,翠翠却傍花轿站 定,去欣赏每一个人的脸色与花轿上的流苏。拢岸后,团总儿子模样的人,从扣花 抱肚里掏出了一个小红纸包封,递给老船夫。这是规矩,祖父再不能说不接收了。 但得了钱祖父却说话了,问那个人,新娘是什么地方人,明白了,又问姓什么,明 白了,又问多大年纪,一起皆弄明白了。吹唢呐的一上岸后又把唢呐呜呜喇喇吹起 来,一行人便翻山走了。祖父同翠翠留在船上,感情仿佛皆追着那唢呐声音走去, 走了很远的路方回到自己身边来。
祖父掂着那红纸包封的分量说:“翠翠,宋家堡子里新嫁娘只十五岁。”
翠翠明白祖父这句话的意思所在,不作理会,静静的把船拉动起来。
到了家边,翠翠跑回家去取小小竹子做的双管唢呐,请祖父坐在船头吹“娘送 女”曲子给她听,她却同黄狗躺到门前大岩石上荫处看天上的云。白日渐长,不知 什么时节,祖父睡着了,翠翠同黄狗也睡着了。
《边城》资料一
沈从文(1902—1988)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颇有影响的作家之一。他出生于荒僻而风景如画、富有传奇色彩的湘西凤凰县,对民间的、世俗的东西具有特殊敏感的审美情趣。他的以湘西为题材的小说在现代乡土小说中别具一格,独具风姿。他带着浪漫的牧歌情调到湘西世界中寻找田园诗,以抒情的笔致将湘西人织入“梦幻”的氛围。
写于1934年的中篇小说《边城》,便是一部充溢着浓浓湘西乡土味、乡土情的佳作。作者以清丽的笔触,描写了撑渡船的老人与他的孙女翠翠相依为命的纯朴生活,以及翠翠与船总的两个儿子的爱情悲剧。小说达到了乡情风俗、人物命运、人物形象三者完美和谐、浑然一体的境界。作品没有惊心动魄的社会巨变和激烈复杂的矛盾冲突,但风格深远自然、清灵纯朴、和谐隽永,如一幅美丽的乡村图画,让读者低徊沉醉,流连忘返。
《边城》开篇便将读者引领到湘西的一片旖旎风光中。边城依山傍水,远离尘嚣,和平安详,如世外之境。白塔下的老人、女孩和黄狗居住在一条小溪边,“溪流如弓背……清澈透明……”。这座小小的山城,鸟语花香,青山翠竹;古朴的吊脚楼,耸立的小白塔,一脉清流相伴随……花自开来水自流,自然的生命季节循环不息。
大自然的美令人陶醉,大自然养育出的子民更令人赞叹。沈从文在渲染大自然的美的同时,更赞美了生活在这儿的纯朴的人们。人性美在《边城》中发挥到了极致,这也是文章的一大魅力所在。这儿的人与人之间没有图财害命的金钱交易,没有尔虞我诈、逢场作戏的官场交易,有的只是纯真的友情、真挚的关爱。
主人公老船夫忠厚老实,重义轻利,一副古道热肠。几十年如一日地守着渡船,不计报酬,不贪图便宜,“从不思索自己职务对于本人的意义”,只是以给人方便为乐。真诚的老船夫同时获得了人们对他的关爱。卖肉的不肯收他的肉钱,水手们送红枣给他,小商贩们送粽子给他。这种超越阶级关系、金钱关系的乡邻之情在现实生活中是很少见的,但沈从文却通过这种感情揭示了人物身上所蕴含的美好的人性。船总顺顺尽管有财却不吝财,他为人明事明理,正直和平,老船夫死后,不计前嫌,依然一片盛情邀请那分明与他的两个儿子不幸遭遇有密切干系的孤女翠翠到家里安住。他的两个儿子天保和傩送在这种良好的家庭氛围中,都“结实如老虎,却又和气亲人,不骄惰,不浮华,不倚势凌人”。傩送为了纯真的爱情,宁愿放弃一座碾房的陪嫁而选择渡船,天保则宁愿牺牲自己的幸福,希望成全弟弟的爱情。他们都胸怀宽广,光明磊落。
女主人公翠翠是《边城》魂之所在。她成长于重义轻利、安信自约的淳朴风气中,又得山川灵秀,秀外慧中,自然分外绰约动人。作者没有着意地描写她的外貌,而是用“小兽物”,“山头黄麂”几个简单的比喻烘托出翠翠惊人的生动与活泼,展现出她身上弃绝了世俗尘埃的纯真与清新。她沐浴着自然的雨露,和着自然的节奏生长。当她逐渐长大成熟遭遇爱情时,她也表现出一种完全顺乎其自然的状态。翠翠的爱情故事,没有激荡人心的情节,只有情窦初开时的少女的若断若续的情绪,若有若无的心境,似梦似幻的氛围,这是自然和生命诗化的表现。翠翠犹如山间流淌的一缕清泉,从未受到城市文明的污染,成为“边城”里一道靓丽的风景。
通过这一系列人物,可以看出作者追求人间美好、善良和友爱的愿望。自然美与人性美将读者带入一个美好的世界,让读者在领略湘西风土民情的同时,接受美的洗礼与熏陶。掩卷后,我们都不会忘记有这么一处“风俗淳朴”的地方,那里的人“便是作妓女,也永远那么浑厚”。
作者常说:“美丽总是愁人的”。《边城》的基调是忧郁的。这种忧郁不是作者故意用笔写出来的,而是自然而然从作品中流淌出来的。读完之后,只感到遍布于全身的怅惘,却找不到它的痕迹,借用赵园的话,既是“中国式的忧伤”,无迹可求却又无所不在。翠翠的父母因为爱而双双殉情,一身好水性的天保因得不到翠翠的爱而葬身鱼腹,傩送因为哥哥的死与老船夫产生隔膜、误会,后终远走他乡。老船夫因担忧翠翠的命运,以致身心交瘁,在一个暴风雨的夜晚气绝身亡。象征着当地风水的白塔倾塌了,只剩下翠翠这只“孤雏”无望地等待着情人的归来。
然而,作品的忧郁色彩不仅没有削弱作品的魅力,反而增加了作品的厚度。通过人物的种种悲剧,表达了作者的一种人生寄托。他对湘西下层人民不能自主把握人生命运,一代又一代承继着悲凉人生命运发出深深的感叹。与此同时,作者本人也抒发出一种从自在到自为路途中受到种种压抑的内心感慨,在《边城》里化为一种美丽凄凉的乐音,借翠翠与傩送的爱情悲剧弹奏出来,令人回味。
《边城》资料二
1902年12月28日凌晨,湘西凤凰县的一个行伍之家降生了第五个孩子。他学名岳焕,20余年后改名为沈从文。沈家原为簪缨世家,至祖父一辈入了军籍,父亲沈宗嗣曾是驻守大沽口炮台的一员裨将。沈从文的家乡“凤凰”地处湘西沅水流域,是湘、川、鄂、黔四省的交界,土家、苗、侗等少数民族聚居区。沈从文具有苗族血统。年幼的从文十分聪颖好动,他因经常逃学而不得不多次转学,逃学被发现时还要受到学校与父亲两方面的处罚。然而家乡的自然风物深深吸引着他,他与童年的玩伴流连忘返于家乡的山水之间,总是积习难改。
沈从文自幼便陶醉在对于水的联想之中:“我感情流动而不凝固,一派清波给予我的影响实在不小。我幼小时较美丽的生活,大部分都同水不能分离。我的学校可以说是在水边的。我认识美,学会思考,水对我有极大的关系。”沈从文与水确实有着不解之缘。高小毕业后,沈从文还不满15岁,即厕身行伍,到人世间去“读一本大书”。其后数年间,他随当地军阀部队辗转沅水流域各地。沈从文这样谈到家乡的河流:“我在那条河流边住下的日子约5年。这一大堆日子中我差不多无日不与河水发生关系。走长路皆得住宿到桥边与渡头,值得回忆的哀乐人事常是湿的。”
“我虽然离开了那条河流,我所写的故事,却多数是水边的故事。故事中我所满意的文章,常用船上水上作背景,我故事中人物的性格,全为我在水边船上所见到的人物性格。我文字中一点忧郁气氛,便因为被过去15年前南方的阴雨天气影响而来。”沅水及其支流辰河带给沈从文经验、灵感和智慧。在水中或岸上讨生活的剽悍的水手、靠作水手生意谋生的吊脚楼的妓女、携带农家女私奔的兵士、开小客店的老板娘、终生漂泊的行脚人……纷纷来到沈从文笔下,给他的创作增添了鲜明的地域色彩。
1921年,沈从文脱离军队去北京,“找理想,读点书”。他先报考了燕京大学二年制国文班,未被录取,此后一边去北京大学旁听,一边练习写作。1924年,他的习作初次在《晨报》发表,从此沈从文便步入文坛,辛勤笔耕几十年。在离开故乡将近10年之后,他曾经回忆说:“现在还有许多人生活在那个城市里,我却常常生活在那个小城过去给我的印象里。”沈从文运用自己的想像力,把这些印象写成小说,为自己也为读者复现出湘西生民朴素的生命形态,使我们了解中国现代作家最偏僻的背景里种种瑰丽多姿的场面。
在沈从文的作品中,湘西是一个想像的王国,正像福克纳笔下的约克纳帕塔法那样。沈从文的地区小说以江河小说的形式提供一部短短的历史,作品在体现中国西南地区人民的政治情况上比福克纳作品对于美国南部政治情况的体现显得更为充分。在这个意义上,沈从文实现了他做一个“地方风景的记录人”的愿望。“不管将来发展成什么局面,湘西旧社会的面貌与声音,恐惧和希望,总算在沈从文的乡土文学作品中保存了下来。”
1923年,沈岳焕改名为沈从文,并开始用休芸芸、懋琳、甲辰、窄而霉主人等笔名陆续发表作品。沈从文共创作了40余本书,其中,重要的短篇小说集结有《龙朱》《旅店及其他》《虎雏》《阿黑小史》《月下小景》《八骏图》《从文小说习作》《新与旧》《主妇集》等,中长篇小说有《边城》《长河》等;此外,还有散文《从文自传》《湘西》《湘行散记》《烛虚》等,成为现代文学史上最多产的作家之一。
在北平那些举目无亲、贫困艰难的日子里,沈从文之所以能够笔耕不辍,有对家乡的眷念,现实生活的逼迫,也有古今中外著名作家成就的鼓舞,“用一种‘见贤思齐’心情来勉励自己,应付面临现实的挫折困难。”此外,沈从文还得到了郁达夫、徐志摩以及胡也频、丁玲等人的帮助。1926年底,沈从文在上海与胡也频等自筹资金,创办《人间》《红黑》杂志,终因资金不足而停刊。而后,他改执教鞭,曾先后在上海中国公学、青岛大学、武汉大学等校任教。
1933年9月,在北平主编《大公报》文艺副刊,由于他和同人的勤奋努力,报业日趋兴旺,成为北方作家群的主要文学阵地。抗战爆发后,沈从文辗转赴西南联大任教,并同时担任天津《益世报》《大公报》等几家大报文学副刊的编辑。在云南生活期间,沈从文的散文创作发生了较大变化。杂文式的随感录成为这一时期散文的主体。《云南看云》《黑厣》等散文作品往往在琐记式或漫忆式中,借景抒情、寓理言志,把抽象而深刻的社会人生哲理具体化、形象化,进行“抽象的抒情”。这段时间的作品显示了沈从文在文学创作上新的追求。
他提出了他的三个基本概念:“生命”“美”“爱”,力图以此统一从个体生存到社会文化建构的宏大体系。悬置一切文化存在、社会现象,从个人体验出发,确立或发现一个抽象而永恒的“生命”本质,是沈从文这一时期全力以赴的总主题。解放战争期间,沈从文认为自己的思想、生活以及工作方式,都“越来越落后于社会现实”,所以创作逐渐减少。建国以后,“由于历史的误解”,沈从文开始长期从事古代文物研究。他以极大的热情孜孜不倦地投入新的事业。除极少数诗和散文之外,他基本上中断了文学创作,慢慢在文坛上销声匿迹了。1980年,沈从文应邀访美。1988年5月10日,沈从文因心脏病在北京去世。
《边城》是沈从文的代表作,展示给读者的是湘西世界和谐的生命形态。《边城》发表于1934年,小说描写了山城茶峒码头团总的两个儿子天保和傩送与摆渡人的外孙女翠翠的曲折爱情。青山,绿水,河边的老艄公,16岁的翠翠,江流木排上的天保,龙舟中生龙活虎的傩送……《边城》中的一切都是那样纯净自然,展现出一个诗意的自然环境与人类社会。然而最终美好的一切只能存留在记忆里:天保与傩送一个身亡,一个出走,祖父也在一个暴风雨的夜晚死去,一个顺乎自然的爱情故事以悲剧告终。
这不能不使读者陷入无边的怅惘。论及这部作品时,作者自己说:“一切充满了善,然而到处是不凑巧,既然是不凑巧,因之朴素的善终难免产生悲剧。故事中充满了5月中的斜风细雨,以及那点6月中夏雨欲来时闷人的热和闷热中的寂寞。”沐浴着湿润与和谐的水边小城,蓬勃着人性的率真与善良。“文明”社会古旧的礼法与习俗在自然人性面前难以施威。然而,当生活中的各种情感都顺乎自然向前发展时,却有着这样那样的阴差阳错与偶然。由此,小说容纳了现在和过去、生存和死亡、恒久与变动、天意与人为等诸种命题,笼罩在整部小说之上的是一种无奈的命运感。
作者称:“我这本书只预备给一些‘本身已离开了学校,或始终究无从接近学校还认识些中国文字,置身于文学理论、文学批评以及说谎造谣消息所达不到的那种职务上,在那个社会里生活,而且极关心全个民族在空间与时间下所有的好处与坏处’的人去看……他们必也愿意从这本书上同时还知道点世界一小角隅的农村与军人。”对读者的预设,似乎表明了作者的创作意图。《边城》也许是作者努力建构的充满自然人性与牧歌情调的世外桃源。
在这里,沈从文创造出闪耀着神性之光的理想人物,既体现着人性中庄严、健康、美丽、虔诚的一面,也同时反映了沈从文身上的浪漫主义与古典主义式的情怀。对于《边城》之后的《长河》,沈从文的创作初衷更加明确,要把“这个民族为历史所带走向一个不可知的命运中前进时,一些小人物在变动中的忧患……来作朴素的叙述”。“来提到20年来的内战,使一些首当其冲的农民,性格灵魂被大力所压,失去了原来的质朴、勤俭、和平、正直的型范以后,成了一个什么样子的新东西”。由于现代文明已经渗透进边远偏僻的湘西,作家感到昔日宁静和谐的生活环境与淳朴善良的民风将难以维系。他所能做到的不过是在文学作品中构筑一座供奉人性的小庙而已。
正如沈从文在抽象的抒情中所说:“生命在发展中,变化是常态,矛盾是常态,毁灭是常态。……惟转化为文字,为形象,为音符,为节奏,可望将生命某一种形式,某一种状态,凝固下来,形成生命另外一种存在和延续,通过长长的时间,通过遥遥的空间,让另外一时另一地生存的人,彼此生命流注,无有阻隔。”
《边城》资料三
美国著名文化评论家FredricJameson说:第三世界的文本,甚至那些看起来好象是关于个人和利比多内趋力的文本,总是以民族寓言的形式来投射一种政治:关于个人命运的故事,包含着第三世界的大众文化和社会受到冲击的寓言。
沈从文先生的《边城》,就是这样一个关于湘西苗族的“民族寓言”的经典文本。
用人物象征和心理分析的方法,透视《边城》的深层文化隐喻,可以发现沈从文先生对湘西苗族文化的形象思维图腾和他对苗/汉、中/西文化冲突的思考与隐忧。
(一)
翠翠是沈从文心目中的湘西苗族文化女神,是沈从文用“他者”(西方)的眼光看出来的湘西苗族幕的“本质”。
“翠翠在风日里长养着,把皮肤变得黑黑的,触目为青山绿水,一对眸子清明如水晶。自然既长养她且教育她,为人天真活泼,处处俨然如一只小兽物。人又那么乖,如山头黄麂一样,从不想到残忍事情,从不发愁,从不动气。平时在渡船上遇陌生人对她有所注意时,便把光光的眼睛瞅着那陌生人,作成随时皆可举步逃入深山的神气,但明白了人无机心后,就又从从容容在水边玩耍了。”
这个形象可以说是“优美、健康、自然”。不过这形象也含有深深的隐痛:“黄麂一样……随时皆可举步逃入深山”,隐喻苗族先人在汉族的压力下,从中原地区向洞庭湖地区迁徙,并溯沅水退入湘西的深山里。深山是他们最后的庇护所和自由天地,在这里他们是“在家的”。
翠翠的形象取材于泸溪绒线铺的女孩、青岛崂山的乡村女子和“身边的新妇”沈夫人。《边城》里的爱情故事,讨论的是文化问题,性的话语和文化的话语交织在一起。翠翠的形象凝聚了沈从文的文化恋母情结,铭刻下沈从文对湘西苗族文化的无尽伤逝和眷恋。
翠翠的身世是个悲剧,翠翠的父亲是个绿营屯戊军人,严格地说,对苗族文化而言是一种异质(heterogeneity)。翠翠本身是汉文化(父系文化)和苗文化(母系文化)融合的产物。从翠翠父母的爱情悲剧里,我们可以看到汉文化同苗族文化的不平等关系,以及这种权力关系在苗/汉文化关系上的历史冲突和历史悲剧(如乾嘉苗民起义)。
翠翠这个无所归依的孤雏无疑是湘西苗族文化的象征。
“在一种近于奇迹中,这遗孤居然长大成人,一转眼便十三岁了。”
爷爷这个阅尽人事、饱经风霜的老人是苗族古老历史的象征。“爷爷和翠翠”是苗族“民族古老,文化年轻”的形象的说明。爷爷目睹了翠翠父母的悲剧,“口中不怨天,心却不能完全同意这不幸的安排”。“他从不思索自己的职务对于本人的意义,只是静静地很忠实的在那里活下去”。“翠翠大了,他也得把翠翠交给一个人,他的事才算完结!交给谁?必需什么样的人方不委屈她?”年迈衰老的爷爷是翠翠唯一的依靠,“假若爷爷死了”,翠翠这个历史的孤儿能否加入到新的历史的脚步中去呢?
黄狗与苗族盘犬崇拜和犬始祖神话有关,也与二老傩送有关。《边城》第十节,二老划龙舟翻船落水,翠翠斥黄狗说:“得了,装什么疯,你又不划船,谁要你落水呢?”又《凤子》第三章,绅士将他的狗取名为“傩送”——“那绅士把信件接到手上,吩咐那只较大的狗:‘傩送,开门去罢’。”
白塔
苗族传统价值观念的象征,如风俗淳朴、重义轻利等,也就是沈从文说的“正直素朴人情美”。
渡船
这只方头渡船很有特点:船上立一枝竹竿,挂一个铁环,在两岸牵一段废缆。有人过渡时,把铁环挂在废缆上,牵船来回过渡——这是一个封闭、单调的意象,是一种与河流(线性时间、一元历史)无关的存在状态,隐喻苗族古老的生活方式。
“凤滩、茨滩不为凶,下面还有绕鸡笼;绕鸡笼也容易下,青浪滩浪如屋大。爷爷,你渡船也能下凤滩、茨滩、青浪滩吗?”
时间观
翠翠“轻轻哼着巫师十二月里为人还愿请神的歌玩”,请张果老、铁拐李、关夫子、尉迟公、洪秀全、李鸿章等“云端下降慢慢行”,“今来坐席又何妨!”——这是一种原始的时间意识,在这里,所有的时间段落:过去、现在、未来都共时性地展现。以祖先崇拜和原型回归为基础的时间描述,通过节日期间的神话和礼仪庆祝活动,不断地获得再生。
边城的人们用端午、中秋、过年等周期循环的节日记录时间,汉族的改朝换代对他们几乎没有影响,西历(公元纪年)还没有进入边城,以西方的眼光看来,“边城”在世界历史之外。
在不舍昼夜的川流上,翠翠一家守着渡船,日复一日地,过着十分拮据的生活。白塔守护着渡头,守护着翠翠一家,守护着翠翠的梦(翠翠在白塔下午睡,梦里为山鸟歌声所浮)。
(二)
翠翠大了,多了些思索,多了些梦——看到团总家王小姐有一副麻花绞的银手镯,心中有些韵羡、发痴。“白鸡关出老虎咬人,不咬别人,团总的小姐派第一……大姐戴副金簪子,二姐戴副银钏子,只有我三妹没得什么戴,耳朵上长年戴条豆芽菜”。翠翠通过与其他女孩的区别来认识自己,这是形成“自我”的必然途径。
船总顺顺家向翠翠提亲,翠翠想到许多事:“老虎咬人的故事,与人对骂时四句头的山歌,造纸作坊中的方坑,铁工厂熔铁炉里泄出的铁浆……”
“老虎咬人的故事”与团总王小姐有关。王小姐以碾房陪嫁与二老攀亲的事重重地压在翠翠心上,“白鸡关出老虎咬人,不咬别人,团总的小姐派第一”,这是翠翠对“碾房陪嫁”这件事的虚幻的超越。
“四句头的山歌是看牛、砍柴、割猪草的小孩子随口乱唱的”——翠翠其实仍未脱离童雏状态。
“方坑”与性有关(凹形物),也与死亡有关(爷爷的坟是“方阱”)。从某种意义上说,翠翠(苗族文化)的新生、成人,就是爷爷(苗族古老历史)的死亡。“铁浆”是少女发育成熟,性的觉醒——翠翠处于少女和少妇的边缘。
翠翠的年龄——十五六岁的少女——很关键。湘西苗族文化的这种“本质”(少女),是沈从文用作为“他者”的西方的眼光看出来的;或者说,在这里,湘西苗族文化被“少女化”了。用(日本)竹内好的话来说:对非西方民族而言,“现代性”首先意味着一种自己的主体性被剥夺的状态。
翠翠和大老二老的关系是黑格尔的主客体二元对立的关系:翠翠是少女、被看者(spectacle)和听者,大老二老是男人、看者(spectator,大老二老都夸过翠翠长得好看)和说者(说媒和唱歌)。翠翠只有得到男性(汉族、西方)的唤醒和肯定,才能从少女长大成人,才具有成人才有的“主体性”。翠翠爱情的美满,既是翠翠个人的成人仪式,也是湘西苗族文化的现代化转型。
在这里,翠翠个人的发育成长过程与历史的发展是同步的。通过个人的经历展现民族的自我改造,这是成长小说(德语bildungsroman)的模式,当然,在《边城》的结尾,翠翠的成长并没有完成。
大老二老同时爱上翠翠,这是两种文化观念为争夺湘西苗族文化女神的归属权而发生的历史冲突。大老二老的形象以及他们对翠翠的不同的“看法”和“说法”,应该按照“国家话语密码”来解读。
(三)
大老象父亲——船总顺顺。
沈从文说顺顺的原型是《往事》(1926.11)中的“长子四叔”。
《往事》中的一个重要情节是:沈从文和他大哥各人坐在一只箩筐里,被长子四叔从城里担到乡下。《往事》中的人物关系是:长子四叔—大哥—二哥沈从文;《边城》中的人物关系是:顺顺—大老天保—二老傩送。《边城》里大老二老的隐喻已经呼之欲出了。不过,在我看来,顺顺这个形象是“湘西王”陈渠珍的隐喻。
船总顺顺,是“一个前清时便在营伍中混过日子来的人物,革命时在著名的陆军四十九标做个什长”,做码头执事人的代替者时,还只五十岁。
“湘西王”陈渠珍(1882~1952),凤凰人,1906年任陆军四十九标队官,1920年代替湘西镇守使田应诏领湘西军政时38岁。在当时湘西军政人员心目中,是个“父亲”的形象。沈从文在《从文自传》、《湘西》等许多作品里,对陈渠珍表示过钦佩之情。《长河题记》里的一段话,对陈渠珍和顺顺都适用:“地方上年事较长的,体力日渐衰竭,情感已近于凝固,自有不可免的保守性。唯其如此,多少尚保留一些治事作人的优美崇高风度”。
“大老”的形象,是在陈渠珍的湘西军人政权里,与沈从文大致同龄的湘西同乡军人的隐喻。从某种意义上说,沈从文的大哥沈云麓、表兄黄玉书、堂兄沈万林、好友陆以及湘西青年军官顾家齐、戴季韬等都是“大老”的原型。
大老为人处事象顺顺,他说:“翠翠太娇了,我担心她只宜于听点茶峒人的歌声,不能作茶峒女子做媳妇的一切正经事。我要个能听我唱歌的情人,却更不能缺少个料理家务的媳妇。”对于娶了翠翠以后的生活,大老是这样设想的:“若事情弄好了,我应当接那个老的手划渡船了。我喜欢这个事情,我还想把碧溪咀两个山头买过来,在界线上种大南竹,围着这条小溪作为我的砦子!”
大老的想法很容易让人想起1923年陈渠珍的“湘西自治”。1920年陈渠珍任湘西巡防军统领后,整军经武,剿抚兼施,统一了湘西。他提出“保境息民”的口号,在湘西这个独立王国里关起门来建设湘西。陈渠珍兴办教育,设立了师范讲习所,联合模范中学,中级女校,职业女校等,兴办各种工厂、实业、林场等,成立了湘西农村银行和湘西农村研究所等。陈渠珍的“湘西自治”是湘西走向近代的重要一页。当然,陈也有保守的一面。他根据湘西各自然村寨多系同姓家族的特点,效法古代部族制进行统治:以同一家族组成大保或联保;其下为若干同姓的自然村寨,相当于一个大家庭,大家庭以下又编为“十户一联”的所谓小家庭;若干部族联合组成行政乡,乡长由陈渠珍直接任免。这样层层设网,最后由陈总揽。因此有人比喻陈是“湘西土酋长”。湘西人也被人称为“中国式哥萨克”。
大老托保山说媒向翠翠求婚,未得结果。他自知唱歌不是二老敌手,于是自弃离开了茶峒。大老在茨滩淹死了,似乎很偶然。后来二老说:“老家伙(按,指爷爷)为人弯弯曲曲,不利索,大老是他弄死的。”这句话值得深思。爷爷是苗族古老历史的隐喻,大老的死,蕴含着某种必然。
《长河·题记》里说:“一九三四年冬天,我因事从北平回湘西,由沅水坐船上行,转到家乡凤凰县。去乡已经十八年,一入辰河流域,什么都不同了。表面上看来,事事物物自然都有了极大进步,试仔细注意注意,便见出在变化中堕落趋势。最明显的事,即农村社会所保有那点正直素朴人情美,几几乎快要消失无余,代替而来的却是近二十年实际社会培养成功的一种唯实唯利庸俗人生观。……‘现代’二字已到了湘西,……当时我认为唯一有希望的,是几个年富力强,单纯头脑中还可培养点高尚理想的年青军官。然而在他们那个环境中,竟象是什么事都无从作。地方明日的困难,必须应付,大家看得明明白白,可毫无方法预先在人事上有所准备。因此我写了个小说,取名《边城》,写了个游记,取名《湘行散记》,两个作品中都有军人露面。在《边城》题记上,且曾提起一个问题,即拟将‘过去’和‘当前’对照,所谓民族品德的消失与重造,可能从什么方面着手。”
沈从文这次回湘西,正是写作《边城》的时候。湘西的古老传统,在“现代”的冲击下“几几乎消失无余”的现状;沈从文对曾抱有唯一希望的年轻军官的失望;和沈从文对“民族品德的消失与重造,可能从什么方面着手”这个问题的思考,是沈从文写作《边城》的根本动因。这三个方面的内容,通过翠翠、大老、二老三个形象分别表达出来。
《边城》题记里说:“我的祖父、父亲及兄弟,全列身军籍,死去的莫不在职务上死去,不死的也必然的将在职务上终其一生。”
《一个传奇的本事》里说:“……由于这么一种离奇的传统,一切年轻人的出路,都不免寄托在军官上。一切聪明才智及优秀禀赋,也都一律归纳吸收于这个虽庞大实简单的组织中,并陆续消耗于组织中。而这个组织于国内省内,却又若完全孤立或游离,无所属亦无所归。……接田(按,指田应诏)手的陈渠珍,头脑较新,野心却并不大,事实上心理上还是‘孤立割据自保’占上风。……这自然就有了问题,即对内为进步滞塞,不能配合实力作其他任何改进设计。……他本人自律甚严而且好学,新旧书都读得有一定水平,却并不鼓励部下也读书。因此军官日多而读书人日少,必然无从应付时变。对外则保持一贯孤立状态,多误会,多忌讳,实力越来越增加,和各方面组织关系隔绝,本身实力越大,也只是越增加困难。……我想起我生长那个小小山城两世纪以来的种种过去。……在社会变迁中,我那家乡和其他地方青年的生和死,因这生死交替于每一片土地上流的无辜的血,这血泪更如何增加了明日进步举足的困难。我想起这个社会背景发展中对青年一代所形成的情绪、愿望和动力,既缺少真正伟大思想家的引导与归纳,许多人活力充沛而常常不知如何有效发挥,结果便不免依然一个个消耗结束于近乎周期性悲剧宿命中。”
从某种意义上说,“大老”即使不死于急流,也必然糊里糊涂地死于各种内战和仇杀(如沈的堂兄沈万林和满叔远的哥哥等),或者为时间和鸦片所毁(如“爱惜鼻子的朋友”印瞎子和“老伴”赵开明等)。悲剧是宿命的。
沈从文敏锐地看到了“大老们”的悲剧性命运,他不愿大老得到翠翠。在沈从文看来,大老不可能使翠翠得到“主体性”,不可能使湘西走向现代,因此让大老在急流中死去。这是沈从文以西方的眼光,对以陈渠珍为代表的湘西同乡大老们的深刻的文化批判(“国民性”批判)。
沈从文以湘西军人、水手、农夫为主角的作品如《会明》、《柏子》、《连长》、《传奇不奇》、《顾问官》、《张大相》、《贵生》、《一个传奇的本事》、《湘行散记》里的《一个爱惜鼻子的朋友》、《老伴》等为我们描绘了各种“大老”的形象,可以看作“大老系列”,对此,当另有专文讨论。
(四)
二老的形象是沈从文自己的隐喻。
沈从文在他的许多自传性的作品中都以“二哥”的名字出现。沈从文和二老的性格在许多方面相似:“我的气度得于父亲影响的较少,得于妈妈的似较多”。“气质近于那个白脸黑发的母亲,不爱说话,眼眉却秀拔出群,一望而知其为人聪明而又富于感情”。两人都有诗人气质,擅唱情歌(写情书)。《边城》中二老提出代替大老唱歌,沈从文在常德时曾代替表兄黄玉书写情书。
沈从文这样分析自己与“大老们”的区别:“……由于一种偶然机会,少数游离于这个共同趋势以外恶性循环以外(按,‘共同趋势’和‘恶性循环’指陈渠珍等湘西军人们的悲剧性命运)……我和这一位年纪青青的木刻艺术家(按,指黄永玉),恰可代表一个小地方的另一种情形:相同处是处理生命的方式,和地方积习已完全游离,而出于地方性的热情和幻念,却正犹十分旺盛,因之结合成种种少安定性的发展。”
那么,二老的命运是否比大老好呢?二老能使翠翠长大成人吗?二老与翠翠相互爱悦,然而,有碾房陪嫁的王团总家的小姐档在二老与翠翠之间。在苗族文化—汉族文化—西方文化这一多重权力关系中,“碾房陪嫁”这个意象有多层文化含义,我们从三个方面进行分析。
1)翠翠—碾房—王小姐
“碾房陪嫁”这件事,对于翠翠所代表的湘西苗族文化传统而言,是一种异质。“翠翠心想;‘碾房陪嫁,稀奇事情咧’。”在一些人看来,“一座崭新碾房陪嫁,比十个长年还好一些。”“一座碾房的出息,每天可收七升米,三斗糠”。
这种异质的,与边城传统的重义轻利的淳朴民风截然相反的,唯实唯利的价值观念悄然地进入了边城,不可抗拒地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现代’二字已到了湘西”,这种“来自外部另一方面的巨大势能”,将在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上摧毁传统生活方式的基础,湘西古老的传统世界行将崩溃。
正如马克思说的:“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制度,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
资产阶级使乡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它创立了巨大的城市,使城市人口比农村人口大大增加起来,因而使很大一部分居民脱离了乡村生活的愚昧状态。正象它使乡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
“翠翠心中乱乱的,……‘爷爷今年七十岁,……三年六个月的歌——谁送那只白鸭子呢?……得碾子的好运气,碾子得着更是好运气?……’”
“翠翠觉得好象缺少了什么。好象眼见到这个日子过去了,想在一件新的人事上攀住它,但不成。好象生活太平凡了,忍受不住。”
于是,翠翠想象出走——
“我要坐船下桃源县过洞庭湖,让爷爷满城打锣去叫我,点了灯笼火把去找我。”
“出走”是个极富文化含义的意象,是非常“现代”的。因为受到西方现代性的冲击,“在家”的感觉(同质的状态)被打破了,传统的和谐世界已不再完整,家园成了废墟。于是要出走——寻找精神家园。
那爷爷怎么办?“怎么办吗?拿把刀,放在包袱里,搭下水船去杀了她!”翠翠吓怕了,叫道:“爷爷,爷爷,你把船划回来呀!”“我要你!”
翠翠需要爷爷,需要传统,她不能割断历史。
翠翠“坐在悬崖上,很觉得悲伤。”
“悬崖”这个意象,准确地揭示了翠翠濒临深渊、进退两难的困境:梦醒了却无路可走——这是所有非西方民族和文化面对西方现代性冲击的共同命运。
假如翠翠真的出走了,那么,翠翠走后怎样?——
“或者也实在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鲁迅语)。沈从文以湘西少女或少妇为主角的小说,如《一个女人》、《萧萧》、《三三》、《巧秀与冬生》、《丈夫》、《小砦》等可以看作是“翠翠系列”。在这些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翠翠的“出走”,以及她们在“堕落”与“回来”之间绝望挣扎的心路历程。
2)二老—碾房—王小姐
碾房是个封闭、循环的意象,它将水的线性流动转换成石碾的周期循环,可以看作是汉族文化(沈从文的父系文化)的象征。
王团总家以“碾房陪嫁”与船总顺顺家联姻,很容易让人想起近代湘西的田(兴恕)家、沈(宏富)家、和熊(希龄)家非常复杂的姻亲关系。据《从文自传·女难》,1921年沈从文在沅州时,有四个乡绅的女儿供他挑选,其中一个是沈的姨表妹,熊捷三(熊希龄七弟)的女儿。“四个女孩子生得皆很体面,比另外那一个(按,指沈苦恋的马姑娘)强得多,全是平时不敢希望得到的女孩
子”。“假若命运不给我一些折磨,允许我那么把岁月送走,我想这时节我应当在那地方做了一个小绅士,我的太太一定是个略有财产商人的女儿,我一定做了两任知事,还一定做了四个以上孩子的父亲,而且必然学会了吸鸦片烟。照情形看来,我的生活是应当在那么一个公式里发展的”。“一份离奇的命运,行将把我从这种庸俗生活中攫去,再安置到此后各种变故里,因此我当时同我那亲戚说:‘那不成,我不作你的女婿,也不作店老板的女婿。我有计划,得自己照我自己的计划作去’。”
“碾房陪嫁”预示的生活方式就是在“一个公式里发展”的“庸俗生活”,这与沈从文来自苗族古老文化的十分旺盛的热情与幻念和少安定性发展的性格是十分不相容的。用沈从文自己的话说:“我用不着你们名叫‘社会’为制定的那个东西,我讨厌一般标准,尤其是什么思想家为扭曲蠹蚀人性而定下的乡愿蠢事”。二老对“碾房陪嫁”的反抗可以看作是沈从文对汉族文化霸权的反抗。
3)二老—碾房—渡船
“我不知道我应当得座碾房,还是应当得一只渡船,我命里或只许我撑个渡船!”
在这里,“渡船”是苗族文化特殊性的象征,“碾房”是“来自外部另一方面的巨大势能”——汉族文化和西方文化的普遍性的象征。
选择渡船意味着捍卫苗族文化的传统和特殊性。但是,二老“记忆着哥哥的死亡”。或许,在二老看来,翠翠就象那个象征着爱情的虎耳草一样,“美丽的常常是有毒的”?
选择碾房意味着认同汉族文化和西方文化的普遍性,放弃自身的特殊性。这样,翠翠这个历史的孤儿将永远被历史遗弃,沈从文本人也将失去他安身立命之处。
二老沈从文陷入了两难的困境:“我是留在这里享受荒唐的热情,听这神之子支配一生,还是把她带走,带到那个被财富、权势,和都市的礼貌、道德、成衣人、理发匠,所扭曲的人间去,虐待这半原始的生物肉体与灵魂?”
在二老看来,翠翠、白塔、渡船是密不可分的,得到翠翠就必须继承爷爷传下来的古老的渡船,换句话说,爱上翠翠的唯一方法和结果就是继承渡船。离开了白塔、渡船,翠翠将不成其为翠翠;与翠翠所代表的湘西苗族文化完全异质的都市文明将吞噬这“半原始的生物肉体和灵魂”。
沈从文的困境是西方的权力和文化逻辑造成的。西方在使自己的文化全球化的过程中,是通过“寻找他性”来获得自我认识的。西方总是通过将非西方文化描述为特殊性的东西,从而确立西方文化的普遍性。“寻找他性”的方法随着西方文化的全球化,已变成所有非西方民族认识世界和自身的基本方法。沈从文对湘西苗族文化传统(本质)的认识,也只能用“寻找他性”的方法,以他者的眼光来看自己的文化,以他者——实际上是西方作为普遍性的所在来看出自己的特殊性。如果没有西方作为普遍性的承载者,就不可能在自己的领域中找到自己的特殊性(本质)。在黑格尔的普遍性—特殊性二元对立关系中,越是强调非西方文化的特殊性,就越是加强了西方文化的普遍性,以特殊性反抗普遍性只能使问题加剧(exacerbate)。
沈从文对自己有中肯的分析:“我依然不免受另外一种地方性的局限束缚,和阴晴不定的‘时代’风气俨若格格不入。即因此,将不免如其他乡人似异实同的命运,或早或迟必僵仆于另外一种战场上,接受同一悲剧性结局”。
“另外一种地方性的局限”可以理解为沈从文强调苗族文化自身的价值和特殊性,反抗汉族和西方的文化霸权的文化相对主义(CulturalRelativism)立场。“阴晴不定的时代风气”是指在急于发展现代性,建设现代民族国家的中国,各种互相超越、互相攻讦的文化普遍主义(CulturalUniveralism)思潮。
在现存的权力秩序中,用文化相对主义(苗族文化本位)反抗西方的文化普遍主义或许注定不能成功,这就是沈从文“于另外一种战场上”的“同一悲剧性结局”。
二老“被家中逼着接受那座碾房,意思还在渡船,因此赌气下行”,出走了。大老则是自知唱歌不是二老对手,自弃离开茶峒的。
《湘西·题记》里说:“湘西到今日,生产、建设、教育、文化在比较之下,事事都显得落后,一般议论认为是‘地瘠民贫’,这实在是一句错误的老话。老一辈可以借从解嘲,年轻人决不宜用之卸责,二十岁以下的年轻人更必须认识清楚:这是湘西人负气与自弃的结果!负气与自弃本来是两件事,前者出于山民的强悍本性,后者出于缺少知识养成的习惯;两种弱点合而为一,于是产生一种极顽固的拒他性。……负气与自弃使湘西地方被称为苗蛮匪区”。二老和大老似乎分别具有“负气与自弃”的性格。在这里,“负气”就是捍卫传统,反抗汉族和西方的霸权;“自弃”是因为缺少知识(当然是“西方的知识”)。“负气和自弃使湘西地方被人称为苗蛮匪区”这句话,类似于李泽厚的“救亡压倒启蒙”说。其实救亡与启蒙是统一的,与西方的权力有关。由于西方率先进行了工业革命,
进入现代,迫使非西方民族不得不发展现代性,建设现代民族国家。对非西方民族而言,启蒙本身就是一种救亡活动,而救亡的目的正是启蒙,它们共同的目标就是建设现代民族国家。这一点在沈从文身上体现出来:沈从文在他的所有关于湘西的作品里,都采用了启蒙和救亡的双重话语,不论是对湘西苗族文化传统的浪漫的寻找,还是对湘西同乡大老的冷峻的国民性批判,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使湘西不再“被称为苗蛮匪区”。
(五)
在一个雷雨交加的夜晚,古老的渡船被大水冲走了,事关边城风水的白塔坍倒了,满怀忧惧的爷爷死了,苗族的古老历史中断了。爷爷葬在倾圮的白塔后面。
年轻时曾为翠翠母亲唱歌的杨马兵接替了爷爷,安排翠翠的一切。“我要一个爷爷喜欢,你也喜欢的人来接收这渡船!不能如我们的意,我老虽老,还能拿柴刀同他们拼命”。
“我们”、“他们”两个词耐人寻味。边城的人们用“我们”和“他们”的区别和对立来认识自己,并试图维护自身文化的同一性,反抗异质文化的冲击。这是一种典型的“寻找他性”的方法,是西方认识自身和世界的方法,由于西方的权力,也成了非西方认识自身和世界的方法。我们看到非西方对西方的反抗,也不得不使用西方的逻辑(黑格尔的二元对立),这种反抗只能意味着认同并加强了西方的权力和文化逻辑,而问题在于非用它不可!这就“宿命”的含义。
翠翠清楚自己的对手是谁吗?边城的人们了解这悲剧的含义吗?
白塔重新修好了(这是沈从文的梦想——强烈要求复原曾经丢失的存在的整体性)。翠翠依然弄渡船,等待二老的归来。翠翠还是少女。
翠翠只有等待。
二老还不曾回茶峒来。
“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
但是,这个上川东下桃源的二老沈从文能找到返回边城的路吗?
(六)
关于《边城》的主旨,沈从文自己说:“我要表现的本是一种‘人生的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沈从文所说的“人性”这个概念与沈从文心目中的苗族文化传统(本质)是同一个范畴。沈从文用“调节异质分布”(regulatethedistributionofheterogeneous)的方法,首先在话语中构造了湘西苗族文化的同一性本质——这种完全同质(homogeneous)的领域基本上是一种纯粹的语言状态——然后把生活中找到的异质排除到西方那里去,让西方变成自己
的“他者”,用“他者”的眼光看出自己的本质(传统)。沈从文试图从湘西苗族文化的本质(特殊性)中发展出普遍性,以此建立起他的“人性的小庙”,用以反抗汉族和西方的文化普遍主义。这就是沈从文的文化相对主义(苗族文化本位)立场,和沈从文全部作品的哲学基础。
用沈从文自己的话说:“你害怕明天的事实,或者说你厌恶一切事实,因之极力想法贴近过去,有时并且不能不贴近那个抽象的过去,使之成为你稳定生命的碇石”。“那个抽象的过去”指苗族文化的同一性本质,即黑格尔说的“普遍同质的范畴”。“稳定生命的碇石”就是沈从文毕生拱卫的“人性”。(沈从文是如何在湘西发现“人性”的?这“人性”的内核是什么?这些问题当另有专文讨论。)
关于《边城》,沈从文说:“将我某种受压抑的梦写在纸上。……一切充满了善,然而到处是不凑巧。既然是不凑巧,因之素朴的善终难免产生悲剧。……这一来,我的过去痛苦的挣扎,受压抑无可安排的乡下人对于爱情的憧憬,在这个不幸故事上,方得到了排泄与弥补”。这是沈从文通过《边城》寄托他的文化恋母情结的真实的说明,也点出了《边城》故事的悲剧性。金介甫(KinkleyJeffreyc)说:“《边城》总的来说是写人类灵魂的相互孤立”。金的看法似乎有点“隔”。
我们可以借用沈从文自己的话来理解《边城》:“……事实上却等于把我那小小地方近两个世纪以来形成的历史发展和悲剧结局加以概括性的记录。凡事都若偶然的凑巧,结果却又若宿命的必然。”
“……内中写的尽管只是沅水流域各个水码头及一只小船上纤夫水手等等琐细平凡人事得失哀乐,其实对于他们的过去和当前,都怀着不可形诸笔墨的沉痛的隐忧,预感到他们明天的命运——即这么一种平凡卑微的生活,也不容易维持下去,终将受到来自外部另一方面的巨大势能所摧毁。生命似异实同,结束于无可奈何情形中。”
马克思的《鸦片贸易史》以西方人的眼光,用一元历史观来看东方世界,下面这段话可以帮助我们理解:第三世界的文本《边城》作为湘西苗族文化受到冲击的“民族寓言”的反现代性,而这个“民族寓言”的“反现代性”正是它的“现代性”之所在。
“半野蛮人维护道德原则,而文明人却以发财的原则来对抗。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幅员广大的帝国,不顾时势,依然安于现状,由于被强力排斥于世界联系的体系之外而孤立无依,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来欺骗自己,这样一个帝国终于要在这样一场殊死的决斗中死去,在这场决斗中,陈腐世界的代表是激于道义准则,而最现代的社会的代表却是为了获得贱买贵卖的特权——这的确是一种悲剧,甚至诗人的幻想也永远不敢创造出这种离奇的悲剧题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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