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看“柳下惠型”。《微子》载：“柳下惠为士师，三黜。”对于仕途的升沉，柳下惠一方面“不以三公易其介”（《孟子·尽心上》），不因得志而失去操守，另一方面能“降志辱身”、“不羞污君，不卑小官”（《孟子·公孙丑上》），始终不离父母之国。这种境界，可谓是宠辱不惊。从处世的角度看，柳下惠是力图践行中庸之道的，如他一方面和悦平易，另一方面又耿介不屈，既“不羞污君”，又“直道事人”，所以，孔子称他是“言中伦，行中虑”，有中道品格。柳下惠的为人处世对的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不仅为孔孟所“数称”（《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而且为后人推崇为“在鲁言鲁，前乎夫子而圣与仁，柳下惠一人而已”（刘逢禄：《论语述何》）。那么，柳下惠是不是真正做到了中庸呢？关于这一问题，我认为，朱熹的看法颇值得重视。朱子在《微子》章句末的注释中认为，《论语·微子》中所提到的所有“元献”人物，除殷末三仁孔子“无间然矣”外，其余包括柳下惠在内都只是一世之“高士”，“若使得闻圣人之道，以裁其所过而勉其所不及，则其所立岂止于此而已哉？”很显然，在朱子眼中，柳下惠并未真正做到中庸。
朱子对柳下惠的评价是符合孔子之意的。因为，第一，孔子明确表示对柳下惠“三黜”而不离父母之国而不以为然。在《微子》篇第2章中，记载了柳下惠“三黜”而不离父母之邦的理由，即“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离父母之邦？”实际上，柳下惠之所以不离父母之邦，其前提是他对当时天下持有一种“天下乌鸦一般黑”的消极看法，是以鲁政之暗而概天下之政。对这一于人生观有着极为重要影响的问题，孔子是如何看的呢？接《微子》第2章后的第3章和第4章，分别记载了齐景公不用孔子，孔子便离齐而去，以及季桓子受女乐而荒废朝政，孔子离鲁而去两件事。《论语》文本的这一记述方式，我认为是颇具匠心的，它是告诉读者：从柳下惠与孔子对待不合理的政治所采取的不同态度的比较中，明了孔子之所以为孔子的独特之处。我们在前文中已说过，孔子的事君之道是“以道事君，不可则止”。这就是说，在孔子看来，柳下惠“三黜”而不离父母之国，其行为是不足为法的。因为，柳下惠所谓“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离父母之邦？”从表面上看似乎具有很强的说服力，但实际上这一主张暗含着一种向社会恶势力妥协的危险，它缺乏一种以天下为己任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仁爱精神。若依中庸之道的标准来说，这是“志”之“不及”。第二，孔子反对柳下惠还有更充分的理由即道德上的理由。如果说柳下惠不愿意离父母之国只是“降志”，是“志”之不高，那么他甘于“辱身”则是“节”之不亮。《微子》第8章以“逸民”为类，将柳下惠与伯夷、叔齐作比较，而“逸民”虽失去了权位，被政治权力边缘化，但是，孔子认为，他们被剥夺的仅仅是外在的东西，而不是做人的道德资格。伯夷、叔齐不食周粟，宁死而“不降其志，不辱其身”，即保持了他们的人格尊严。相形之下，柳下惠则“不羞污君，不卑小官”，是“降志辱身矣”，即丧失了人格的尊严。所以，孔子认为，尽管柳下惠做到了“言中伦，行是虑”，但“斯其而已矣”，即仅此而已，其言外之意是指责柳下惠之所为并不符合儒家的道德要求，当然，更别说符合儒家的中庸之道了。
由上可知，《微子》所展示的“元献”精神实际上是围绕着如何处理好君臣关系这一传统社会的思想母题而展开的，它反映了古代知识分子在“救世”与“自救”这一矛盾问题上的苦恼与困惑。孔子通过对“在朝”（殷末三仁）、“在野”（隐士）以及“逸民”（伯夷、叔齐和柳下惠、少连）等三种不同的处世之道的比较，认为：如果“无求备于一人”的话，三者皆有可取之处，较之于“乡原”及“小人”而言，都是值得肯定的人生模式。但若“求备于一人”的话，则三者皆有缺陷，离中庸之道所设计的理想境界有“不及”或“过”之偏。而中庸之道作为理想的人生境界，虽与上述三种人生模式不同，但又含摄三者，它既强调处世的灵活性，又强调处世的原则性；既强调处世的道德标准，又强调处世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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