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处世之道

　　孔子的中庸思想不仅是一种哲学意义上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同时也是一种有关现实生活的处世之道。在《论语》文本中，我们可以看到更多的是有关孔子如何运用中庸之道来处理各种事宜的事例，如他对子路和冉有的同一问题即“闻斯行诸？”的不同回答，就是中庸之道在教学过程中的典型体现（参见第九章）。但是，由于孔子对中庸之道的强调特别突出了“时中”的意义，而“时中”，如上所述，乃是一种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境遇伦理学观点，有着“无可无不可”的特征，因此，它作为一种处世之道的灵活性经常有沦为“乡原”的圆猾性的危险，以至于鲁迅先生认为，中庸之道所培养的人格具有保守、卑怯的特征，他说：“遇见强者，不敢反抗，便以‘中庸’这些话来粉饰，聊以自慰。所以中国人倘有权力，看见别人奈何他不得，或者有‘多数’作他护符的时候，多是凶残横恣，宛然一个暴君，做事并不中庸；待到满口‘中庸’时，乃是势力已去，早非‘中庸’不可的时候了。一到全败，则又有‘命运’来做话柄，纵为奴隶，也处之泰然，但又无往而不合于圣道。这些现象，实在可以使中国人败亡，无论有没有外敌。”[鲁迅：《华盖集·通讯》，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由此可见，在鲁迅先生看来，中庸是传统中国的“国民性”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这种“国民性”实际上又是一种“劣根性”，因而需要加以批判和改造。如此说来，则中庸之道如何可能配享“至德”的美誉呢？我认为，关于这一问题，应该从两方面来看，一是中庸之道本身确实存在着向“乡原”转化的可能性，甚至可以说“乡原”人格确是传统国民性中的重要方面之一，故鲁迅先生所言是有根据的；另一方面，从根本上说，本来意义上的中庸之道并没有得到真正的贯彻执行，如孔子所说，是“民鲜久矣”。这一情形造成了人们对中庸之道的误解。故鲁迅先生所批判的中庸之道并不是孔子所讲的中庸之道，而只是中庸之道的变种。因此，在这里，我们有必要对作为一种处世哲学的孔子的中庸之道，做出全面的描述与概括。

　　在《论语》文本中，孔子直接论述中庸之道只有两次，一次即《论语·雍也》所说的“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另一次是《论语·子路》：“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而与中庸之道相关的论述，还有诸如《论语·里仁》：“无适也，无莫也，义与之比。”和《论语·微子》：“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以及《论语·先进》：“过犹不及”等。其中，“无适”，即“没有规定怎么做”之意，“无莫”，则是“没有规定不要怎么做”之意，它们与“无可无不可”之意相同，即皆是强调处世的灵活性。但是，从孔子对“狂狷”的态度来看，虽然二者之行与中庸之道有违，即一个是必有所为，一个是必有所不为，但就其强调处世的原则性而言，孔子是予以肯定的。这就意味着，孔子的中庸之道虽然是以“时中”为主要取向，但处世的灵活性是以原则性为前提的，“无可无不可”是以“义与之比”为条件的，没有原则性，就没有灵活性，二者是互为条件和缺一不可的。这一点可从《论语·微子》中看出来。

　　《论语·微子》集中了孔子对于历史人物或“元献”人物的评价，朱熹《论语集注》引范氏语曰：“此篇记仁贤之出处，而折中以圣人之行，所以明中庸之道也。”我认为，此论是符合事实的。因为，此篇主要记载了两种处世类型，即“仁者”型和“逸民”型，通过比较，由中可以看出中庸之道的意蕴所在。

　　所谓“仁者”型，即孔子在本篇的开始所提出的所谓“殷有三仁焉”。孔子认为，比干、箕子和微子虽皆为殷末衰世的三位仁者，但是他们表现仁的方式各有特色，分别代表着三种不同类型的积极的处世之道。

　　首先看“比干型”。“比干谏而死”。比干是商末重臣，纣王的叔父，因犯颜直谏而为纣王挖心致死。由此可知，“比干”型的人一般都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有崇高的道德勇气，他们通常为坚持真理，为维护人格的尊严与完整，而置生死荣辱于度外，直至“杀身成仁”，充满了强烈的悲剧色彩。其次看“箕子型”。“箕子为奴”。箕子也是纣王叔父，因进谏纣王不听而披发佯狂，最后被贬为奴隶。与“比干”型相比，箕子代表着衰乱之世能以比较灵活的态度而积极处世的一部分人。“箕子”型人在同社会恶势力的斗争中，一方面不乏“比干”型人的道德勇气，敢于犯颜直谏；另一方面却又能珍惜自己的生命价值，不轻易地把自己的生命权让渡给他人。但是，由于善恶势力的悬殊，他们对生命的维护不可能以正当的方式而实现，而只能借佯狂等异化的生存样式去保持。若从单纯地道德价值角度来评价，“比干”型人有着崇高的道德价值追求，而“箕子”型人却的苟且偷生之嫌。但若从社会价值的角度来看，箕子对生命价值的珍视实际上是以“自救”来“救世”，在“救世”中“自救”。尽管他采取了一种异化扭曲的形式，但不失为中国古代的一种对人生价值选择模式的有意探索。再次看“微子型”。“微子去之”。微子为纣王庶兄，因见纣王昏庸残暴，乃离他而去。相对于比干、箕子而言，微子不只是徒逞道德的勇气，而且更显智慧的力量。微子之所以离纣王而去，主要的原因是，他看到了殷商之亡已成不可挽回之势。处世境况之下，比干之“君有过而不以死争，则百姓何辜！”（《史记·宋微子世家》）固然可敬，而箕子之“为人臣不听而支，是彰君子之恶而自说于民，吾不忍为之。”（《史记·宋微子世家》）亦固有可称，但二者所为皆于“国治”无补。微子认为：“今诚得治国，国治身死不恨。为死，终不得治，不如去。”（《史记·宋微子世家》）可见，微子之所以选择“去之”，是因为他意识到他的所作所为皆已于“国治”无补，这样，“去之”便不失为一种积极的选择。朱熹认为：“微子见纣王无道，去之以存宗祀。”（《论语集注》）所谓“存宗祀”，就是使殷民族能在新王朝的统治之下继续生存。从某种意义上说，周克殷后，在治理殷邦上，重用殷商王朝的旧臣，使殷民族能诸侯之国的架势延续发展，微子之功是不可没的。所以，朱子以“存宗祀”去肯定微子所为，就不是一种单纯的道德价值标准，而是一种社会历史标准。这与孔子许管仲为仁是一致的。

　　对于比干、箕子和微子，孔子皆许以仁，朱子认为，孔子于“三仁无间然矣”，即无微词可说。但是，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尽管孔子对三者皆许之以仁，但是所用的标准却不相同。对比干和箕子，孔子许以仁的标准主要是道德价值标准，而对微子，孔子许之以仁的标准则为社会历史标准。那么，于“三仁”中，孔子最推崇的是谁？我认为，是微子。因为，第一，从“三仁”排列的顺序来看，若以礼节辈份论之，比干、箕子为纣王叔父，微子为纣王庶兄，当比干、箕子在前，而微子在后；若以事论之，箕子为奴在先，比干谏死次后，微子去之最末。而孔子称“三仁”却微子在先，其余在后。足见孔子称人，既非以伦，亦非以事，而是以价值之高低。第二，孔子在这里评价人物的标准不是仁，而是中庸之道。因为中庸之道作为一种处世哲学是“义以为上”。而所谓“义”，宜也。何为“宜”呢？孔子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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