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将“义”的概念做了进一步发展，他认为“义”与“仁”一样，是人内在具有的道德本性，它是人本心所具有的善性之一。“羞恶之心，义之端也”（《孟子·告子上》），义的含义就是要人区别应当和不应当有的行为，区分善和恶，从而帮助和指导人们做善事。“生，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兼得，舍生而取义者也”（《孟子·告子上》），在这里孟子将义做为了比生命更为重要的人生追求。“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孟子·离娄下》），通常“言必信，行必果”是人们所赞赏的品质，而当两者与义发生冲突时，则要完全听命于义了。将“义”与“仁”提升到同一高度，是孟子在义概念的发展上所做的一大贡献。他说“仁，人之安宅也。义，人之正路也”（《孟子·离娄下》），仁就像人们所住的房子，义则如同人们所走的道路，都是人生所不能缺少的。他还说：“仁义？实，事亲是也；义之实，从兄是也”（《孟子·告子下》），仁义作为人的本性，作为基本的伦理规范，它表现在日常生活的琐事当中，惟独从小事做起，才能实现“义”，因此“义”便成为道德修养的一部分。“我善养浩然之气。……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孟子·公孙丑上》），如果对儒家所讲的大“道”能够有明确的认识，并努力去实行仁义，即“集义”，那么通过长期的“集义”就能培养出一种不可战胜的精神力量。反观，对“集义”有损害的便是对“利”的追求，“苟为后义而先利，不多不餍。”（《孟子·梁惠王上》）如果不讲义而只追求利就会造成不知满足的争夺场面，这对人自己是有损害的。
荀子则认为具有“义”是人优越于其他事物的本质。“人何以能群？曰分。分何以能行？曰义。故义以分则和，和则一，一则多力，多力则强，强则胜物。”（《荀子·王制》）正是由于有了“义”的规范，人才能组成社会，且分工不同却能统一，因此才能控制其他的事物。荀子认为义是外在于人性的行为原则，是社会安定的手段，常常将它与“礼”连用，“礼义之谓治，非礼义之谓乱。”（《荀子·不苟》）“义”在人际交往中还有众多表现，“能以事亲谓之孝，能以事兄谓之弟，能以事上谓之顺，能以事下谓之君。”（《荀子·正论》）另外在“义”与“利”的关系上，荀子的观点也与孔孟两为先师有所不同，荀子认为“利”是不可避免且消失的，但前提是“以义制利”（《荀子·正论》）
后世董仲舒认为“仁”与“义”事实上是人们对人、对己的两种对象的态度，“仁者爱人，义者正己。”“爱在人，谓之仁，义在我，谓之义。仁主人？，义为我也。故曰仁者人也，义者我也。”（《春秋繁露·仁义法》） 北宋张载认为“义”就是克己所得的善性，即以义理战胜一己的私欲，“义者，克己也”，“集，犹言积善也”（《经学理窟》）。二程兄弟以体用来解释仁与义之间的关系，“盖仁者，体也；义者，用也。知义之为用而不为外焉者，可与语道矣。”（《程氏遗书》卷四）朱熹亦认为义不只是外在的，而且也是发自于内心的伦理规范，“义者，心之制，事之宜也”（《孟子集注》），义不只是外在的原则，同时还要用心来制约衡量，看其是否合宜。
恕
恕是儒家伦理思想的道德规范。在孔子看来，人们可以终身奉行的信条便是“恕”道了，因此，当子贡问：“有一言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孔子答曰“其恕乎！”并进而解释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另外孔子还要求人们做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雍也》），即自己想要自立，也要帮助别人自立；自己想要事事通达，也要帮助别人事事通达的更高境界。恕，就是一种推己及人、人己统一的道德境界。“恕”不仅有推己及人的含义，同时也包含着“宽恕”、“容人”的意思，这就是孔子所提倡的“不念旧恶，怨是用希”（《公冶长》）。关于如何做到“恕”的具体运用，曾子曾讲过：“所恶于上，毋以使下；所恶于下，毋以事上；所恶于前，毋以先后；所恶于后，毋以从前；所恶于右，毋以交于左；所恶于左，毋以交于右”（《大学》）。
“恕”多与“忠”连用，即“忠恕”一词，这个词最早出现在《论语》中。孔子说：“吾道一以贯之”（《里仁》），曾子解释道“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里仁》），在曾子看来，忠恕便是孔子思想修养的核心。《中庸》中说：“忠恕违道不远。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可见忠恕是一种精神境界，它离儒家所追求的“道”已不远了，忠恕是求道的方法，它的原则就是以己度人，忠恕的目的是推己及人，以达到人际关系的和谐和感情的沟通。孟子认为：“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孟子·尽心上》），一切善都是深藏于每个人的心中的，只要坚信自己所拥有的善，就能把它发挥出来，发挥自身善的办法就是行“恕”。在孟子看来忠与恕都是精神修养的方法。
北宋的二程兄弟认为：“忠恕犹曰中庸，不可偏举”（《二程集·粹言·论道》），而二者又不是完全相同的，“忠者天理，恕者人道。忠者无妄，恕者所以行乎忠者也。忠者体，恕者用，大本达道也”（《二程集·河南程氏遗书》卷十一）。同时，忠恕还是自身品德修养的方法，“故君子之治人，治其不及人者使及人而已。将欲治人，必先治己，故以忠恕自治”（《二程集·经说·论语说》卷六）。朱熹认为：“尽己之心为忠，推己及人为恕”（《论语集注》），清代的思想家顾炎武进而补充提出说“忠恕既尽，己私及克”（《日知录·忠恕》）。
而说回来，“恕”反映着古代思想家力求人与人之间实现平等的美好愿望，具有与人为善、成人之美的优秀品格。但是，在以“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人生观为指导的封建剥削社会尤其是统治阶级里面，“恕”这种高尚的道德准则也不过是古代思想家们一个美好的愿望而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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