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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也。”在这里礼是使忠、仁、义这样一些内在道德准则都得以表现的外部手段，而信则是使这些内在准则能够保持的外部规范。“敬事而信”（《学而》）指一种做事认真谨慎而有信用的态度，“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骄泰以失之”（《大学》），则是指一种普遍遵循的行为原则。《论语·学而》里有“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信在这里被当作交友的基本原则，到了汉代，“与国人交，止于信”，这种原则在《大学》中适用范围扩大到了普通的人与人的社会交往中，事实上，信这种原则也一直延续到了现代人与人的交往之中。
“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子路》），是说如果君王不失信于民，那么百姓也不会不尽自己的本分。在这里，信被置于政治范畴之中，信是巩固统治、稳定社会、使百姓尽心的关键。荀子在评及春秋五霸夺取霸主的原因时说“信立而霸”，即是说君主在内政及外交上恪守“信”的原则便能获取霸主的地位。反之，若“上无道揆也，下无法守也，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君子犯义，小人犯刑，国之所存者幸矣”，统治者没有道德规范来约束，百姓不遵守法律制度，朝廷施政不遵循道义，工匠做活不信守行业标准，官员做事违背义理，百姓做事违背法律标线，那么这样的国家还能够存活而不灭亡，真实太侥幸了。由此可见信在政治上的重要作用。
孟子首次将“信”归入五种人伦关系准则之中，即“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五伦中，父子有亲、夫妇有别，长幼有序，属于家庭内部的伦理关系准则；君臣有义，朋友有信，则属于社会关系的伦理关系准则。而君臣有义系君与臣个体之间的政治交往关系。惟独朋友有信是没有特定对象、面向大众进行社会交往的伦理关系准则。另外，孟子还说：“仁义忠信，乐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从之。今之人修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弃其天爵，则惑之甚者也，终亦必亡而已矣”，在这段论述中，孟子不仅将道德人格推上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同时也把属于“天爵”的信伦理推上了最高道德规范的高度。汉代董仲舒跟进一步将“信”合入了孟子所提出的“四德”之中而并称为“五常”，使其在传统伦理道德中的重要性又提升了一步。
义
义是儒家伦理思想的重要范畴。繁体“義”字由“我”与表善祥之意的“羊”组成，其字深含人性本善之意，这正说明了“义”乃与生俱有的德行。义的根本含义是指符合一定的伦理道德规范的行为。《礼记》有云：“夫义者所以济志也，诸德之发也”，《左传》则说：“君子动则思礼，行则思义，不为利回，不为义疚”，但凡做任何事情，都要分清是非善恶，晓明利害关系，不以私利为出发点，就是行义。行为端正，处处公道，不做私弊，就是义行。
孔子说“君子义以为质。”（《卫灵公》），这表明在孔子看来，义不仅是理想人格即君子所应该具有的重要品质，同时也是人生所追求的一种精神境界。除了在人格上的表现外，义在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也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比如它对“勇”的影响，“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阳货》），义在这里左右着勇的善恶，“勇”这种品质只有符合“义”的行为准则是才是善的，否则只会给社会带来混乱。再比如它对国家统治者行为准则的影响，“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公冶长》），作为国家的统治者，只有当他的行为符合“义”的标准时，百姓才会臣服于他。义作为社会伦理规范主要反映在君臣关系之中，“君臣之义如之何其废之”（《微子》），义是君子的人生追求，它是人对精神境界的一种重视，但同时人也离不开物质利益，当两者出现矛盾时，孔子主张取“义”而舍“利”，也就是《论语》中所经常出现的“见利思义”（《宪问》）、“义然后取”（《宪问》）、“见得思义”（《季氏》）的含义。
孟子将“义”的概念做了进一步发展，他认为“义”与“仁”一样，是人内在具有的道德本性，它是人本心所具有的善性之一。“羞恶之心，义之端也”（《孟子·告子上》），义的含义就是要人区别应当和不应当有的行为，区分善和恶，从而帮助和指导人们做善事。“生，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兼得，舍生而取义者也”（《孟子·告子上》），在这里孟子将义做为了比生命更为重要的人生追求。“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孟子·离娄下》），通常“言必信，行必果”是人们所赞赏的品质，而当两者与义发生冲突时，则要完全听命于义了。将“义”与“仁”提升到同一高度，是孟子在义概念的发展上所做的一大贡献。他说“仁，人之安宅也。义，人之正路也”（《孟子·离娄下》），仁就像人们所住的房子，义则如同人们所走的道路，都是人生所不能缺少的。他还说：“仁义？实，事亲是也；义之实，从兄是也”（《孟子·告子下》），仁义作为人的本性，作为基本的伦理规范，它表现在日常生活的琐事当中，惟独从小事做起，才能实现“义”，因此“义”便成为道德修养的一部分。“我善养浩然之气。……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孟子·公孙丑上》），如果对儒家所讲的大“道”能够有明确的认识，并努力去实行仁义，即“集义”，那么通过长期的“集义”就能培养出一种不可战胜的精神力量。反观，对“集义”有损害的便是对“利”的追求，“苟为后义而先利，不多不餍。”（《孟子·梁惠王上》）如果不讲义而只追求利就会造成不知满足的争夺场面，这对人自己是有损害的。
荀子则认为具有“义”是人优越于其他事物的本质。“人何以能群？曰分。分何以能行？曰义。故义以分则和，和则一，一则多力，多力则强，强则胜物。”（《荀子·王制》）正是由于有了“义”的规范，人才能组成社会，且分工不同却能统一，因此才能控制其他的事物。荀子认为义是外在于人性的行为原则，是社会安定的手段，常常将它与“礼”连用，“礼义之谓治，非礼义之谓乱。”（《荀子·不苟》）“义”在人际交往中还有众多表现，“能以事亲谓之孝，能以事兄谓之弟，能以事上谓之顺，能以事下谓之君。”（《荀子·正论》）另外在“义”与“利”的关系上，荀子的观点也与孔孟两为先师有所不同，荀子认为“利”是不可避免且消失的，但前提是“以义制利”（《荀子·正论》）
后世董仲舒认为“仁”与“义”事实上是人们对人、对己的两种对象的态度，“仁者爱人，义者正己。”“爱在人，谓之仁，义在我，谓之义。仁主人？，义为我也。故曰仁者人也，义者我也。”（《春秋繁露·仁义法》） 北宋张载认为“义”就是克己所得的善性，即以义理战胜一己的私欲，“义者，克己也”，“集，犹言积善也”（《经学理窟》）。二程兄弟以体用来解释仁与义之间的关 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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