蹜：《韵会》足迫也。《礼玉藻》举前曳踵缩缩]如也。
授：讲授。
觌：私见。
执圭， 鞠躬 如也， 如 不 胜。
新译：孔子代表国家出使他国，勤恳认真投入工作，努力于未能达成协议的条款。
上 如揖， 下 如 授。 勃如
对高于自己官职的人，谦虚恭敬。对低于自己官职的人于理讲授。谈判席上神情
战色，足蹜蹜如有循。
振奋，脚掌有节奏的点动着。
享 礼， 有容色。
对方人员施礼时，欣然会意。
私 觌， 愉愉如也。
与对方人员私人交往时，和悦相处。
由（1）的内容可知，孔子是个很负责任的执礼官。有优秀的工作能力和工作作风。
由（2）可知孔子有优秀的外交能力及责任心。
新译与朱熹的解读差别很悬殊，是需要我们认真对待的。但是不能带着偏见去研究。
译文的分歧明显始于“鞠躬”一词的解释，战国至三国已有四百多年的历史，尚有“鞠躬尽瘁”一词。什么时候变成了“弯腰施礼”笔者觉得不需要考证了。
三.字义的古今变化
同一篇《论语》人们看法不一，与古今字义的变化有关。对于古文翻译来说，字的意谓统一了句型文理无异议。大家就能对其理解达成共识，然后才能确定其中心思想及其立场所在，或仁，或智，或善，或恶，就不会出现看法不一了。因此，字义的取定就成了解读《论语》的关键所在。如果说古文的字，一字多意，无法确定。一句话有多种解释也很正常。那么你否定的不仅仅是孔子思想，而是全盘否定了中国文字独特、准确的表达功能。
例1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
按照朱熹的解读：假如有人能用到我，一年就可以了，三年就会有所成效。
咋看来此译文文理通顺，辞能达意。但从文学角度，严格要求还是不完善的。
朱熹认为，孔子是指卫君没有任用他，是毫无根据的。卫君怎么会是苟者呢？
古文中：苟：草也。可：适位之辞。已：结束，完结。也：其中之辞。（详见古文字词解释）
苟者，在《论语》中是隐匿之人。隐匿之人不是民，而是奴隶主中的没落者，为什么没落，孔子很清楚。‘苟者有用我也’，是个倒装句型，‘苟有用我者’是个什么句型？就算是内装句型吧！
新译：
子 曰：“苟 有 用 我者，期月而 已 可也， 三年 有
孔子说：苟且的人有能用到我的，一年就能结束他的隐匿生活，三年就会有
成。”
所成就。
本文就是典型的直译了，两译的差别就在于“用我者”是什么人，前者没有反映出来。“可以了”到什么程度，前者没有反映出来，主要的东西基本表达到位。但一个字在一个句子中起决定作用的时候，出现差别就可能否定全文了。
例2 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按照朱熹的解读，孔子说：民做事情知道怎么做就可以了。不要让他知道为什么这么做。
这也是典型的直译，似乎很简单，很到位，实则不然，那是因为“可”字义有了变化。在古文中“可”是适位之辞，合格的意思。把“可”直接理解为“可以”，‘使’字还有用吗？“之”连属之词，本文是对一种工作的连属。（详见古文字词解释）
新译：
子曰：“民可 使 由 之， 不 可 使 知 之。”
孔子说：民能做的让他们按照去做；不会做的让他们学一学。
四.理性认识不到位
当字义有了变化，我们无法确认其字义的时候，怎么来确定其中心思想呢？文言文并非言者原话，而是由述者归纳简练而成文言。翻译古文就是要恢复言者原话。对于述者来说，中心思想只有一个，如果中心思想不同，字词的连贯性必然出现错位，前后不对应，措词不当，内容不通常理，语无伦次等现象便反映出来了。
例1孟武伯问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忧。”
按照朱熹的解读：孟武伯问怎么做才能称为孝。孔子说：做父母的只是怕子女得病而常常忧愁。
本文采用了直译，每个字都有所照顾，文辞通顺，但却不通常理。
1. 怕儿女得病予以关心就是了，忧愁什麽？
2. 孔子是所问非所答吗？
3. 父母疼子女也是孝吗？
4. 孔子与孟武伯在兜什麽圈子吗？
显然，都是不成立的。
综合古文凡例，疾：甚急。当字义有变化或一字多义，是可以根据文中内容做出字义选定的。
孟武伯问 孝， 子曰：“父母 唯其 疾 之 忧。”
新译：孟武伯问怎么做才可以称为孝。孔子说：父母的事是他最急于考虑的。
意译：孟武伯问怎么做才可以称为孝。孔子说：只有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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