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孔子是历史罪人，还是中国封建文明的伟大缔造者
“五四” 时期的主流观点认为，孔子是历史罪人。如吴虞说：“盗跖的为害在一时，盗丘之遗祸及万世；乡愿之误事仅一隅，国愿之流毒遍天下。”（44）鲁迅也说：“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45）
此说欠妥。第一，中国封建社会史总的来讲，发展极其良好，是世界封建史的顶峰。其突出代表有汉、唐、元、清时期，尤以汉、唐为鼎盛，是世界封建史上绝无仅有的明珠。诚然，中国封建社会也有糟、乱、差的时期，这就是秦代、魏晋南北朝、宋、明，但这不是主流。研究中国封建社会，必须全面看问题，分清主次，不能以偏概全。
第二，中国封建社会糟、乱、差的时期，是否是儒学占主导地位？按吴虞、鲁迅等人的看法，中国封建社会一直是儒家思想占主导地位，这是不对的。事实上，中国封建社会糟、乱、差的时期，均非儒家思想占主导地位的时期。如秦，应当说，秦在统一前虽未以儒家思想治国，但并不排儒，甚至能吸取儒家的某些思想辅助治国（主要指吕不韦任相时期）。但是，秦统一后很快独尊术家申、韩思想，大肆排儒，甚至“焚书坑儒”。魏晋南北朝时期，思想上主要是以玄学为主导。众所周知：玄学非儒学。宋、明时期，严格来讲，思想上是理学统治。理学是否为儒学，古来就争议很大。如前所述，笔者研究证实：理学非儒学。宋、明与秦一样，都是用韩非术家思想作为社会的主导思想。不同的是，秦用的是申、韩术家真原，而宋明理学则是韩非创立的术家思想分支——“义理”学说。中国封建社会糟、乱、差的时期均非真正的儒学占主导，据此批评孔子是不对的。
第三，孔子是中国封建盛世的伟大缔造者。中国封建盛世在汉、唐，汉代的繁荣昌盛，使中国人感到极大的自豪，甚至以其作为自己民族的称号；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声名远播海外，世界为之瞩目。汉、唐才真正是儒学统治。传统上常说，汉唐经学时期，这里的经学即儒学。可能有人会说，理学不是也说自已是儒学吗？你为什么否定其儒学性质？二者的区别在于：汉、唐是原汁原味的儒学，宋、明是变味的或冒充的儒学。汉、唐读经以原文为主，辅之以字、词的考释；宋明读经不读原文，以朱熹的《集注》为主，《集注》渗透了韩非的“义理”学说，儒味已全无。汉代主要用的是儒家的“孝治”思想，唐代则是“仁政”学说，汉、唐的盛世都是儒治的结晶。“五四”批孔时却忘记了这一点！
第四，孔子还是中国传统文化精华的集中代表。中国传统文化源在先秦的百家争鸣，孔子既是百家争鸣的一家，有是百家争鸣的开创者。孔子办私学，创立私家学派，是百家争鸣的先声。孔子教授《诗》、《书》等典籍，对发掘、整理和保存古代文化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孔子的儒家，是百家争鸣最具进步和有活力的一家，直接缔造了汉、唐文明。关于百家争鸣的其他家，传统上划分不准确，笔者在拙作《百家争鸣新论》（46）中提出，应划为德、礼、法、儒（包括“孝”）、墨、术（包括“义理”）、无君论、绝对平等观等十家，但德、礼、法、墨、术（包括“义理”）、无君论、绝对平等观等这些家对中国封建社会的贡献都远不如儒家大。为什么儒家对中国封建社会的贡献比其他家大？关健在于其思想反映了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过去，理论界占主导地位的观点认为中国封建经济基础是地主经济，实非。笔者在拙作《中国古史分期新探》（47）中指出：是小农经济。并且，将古史分期的起点，根据小农经济在西周的发展壮大，定在西周后期的“厉始革典”。不过，笔者在拙作《周礼的作者、写作年代及历史意义新探》（48）中对此在时限划分上有修改，但仍不准确。这里要作一重要更正，中国封建社会的开端应为：周厉王十六年，公元前843年。孔学正是小农经济在整个中国充分发展，并且日趋成熟时的产物，其“仁政”或“孝政”集中反映了小农经济的愿望和呼声。东方文化总的来讲，是以小农经济为主体的文化，否定孔子等于否定东方文明，乃至世界文明！
七、正确认识“五四”批孔错误的意义
“五四”批孔所说的问题都难指实，其失误之处甚明。正确认识“五四”批孔的错误，具有重要意义。
第一，它告诉我们：学术批评要有充分的理论准备。“五四”批孔的一个重要缺陷，就是理论准备不足。中国传统文化不仅博大精深，纷坛复杂，而且还有前人制造的许多思想障碍，“五四”对此认识不够。在此之前，明清考据学对此曾作出过巨大贡献，解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