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孔子是中国封建盛世的伟大缔造者。中国封建盛世在汉、唐，汉代的繁荣昌盛，使中国人感到极大的自豪，甚至以其作为自己民族的称号；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声名远播海外，世界为之瞩目。汉、唐才真正是儒学统治。传统上常说，汉唐经学时期，这里的经学即儒学。可能有人会说，理学不是也说自已是儒学吗？你为什么否定其儒学性质？二者的区别在于：汉、唐是原汁原味的儒学，宋、明是变味的或冒充的儒学。汉、唐读经以原文为主，辅之以字、词的考释；宋明读经不读原文，以朱熹的《集注》为主，《集注》渗透了韩非的“义理”学说，儒味已全无。汉代主要用的是儒家的“孝治”思想，唐代则是“仁政”学说，汉、唐的盛世都是儒治的结晶。“五四”批孔时却忘记了这一点！

第四，孔子还是中国传统文化精华的集中代表。中国传统文化源在先秦的百家争鸣，孔子既是百家争鸣的一家，有是百家争鸣的开创者。孔子办私学，创立私家学派，是百家争鸣的先声。孔子教授《诗》、《书》等典籍，对发掘、整理和保存古代文化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孔子的儒家，是百家争鸣最具进步和有活力的一家，直接缔造了汉、唐文明。关于百家争鸣的其他家，传统上划分不准确，笔者在拙作《百家争鸣新论》（46）中提出，应划为德、礼、法、儒（包括“孝”）、墨、术（包括“义理”）、无君论、绝对平等观等十家，但德、礼、法、墨、术（包括“义理”）、无君论、绝对平等观等这些家对中国封建社会的贡献都远不如儒家大。为什么儒家对中国封建社会的贡献比其他家大？关健在于其思想反映了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过去，理论界占主导地位的观点认为中国封建经济基础是地主经济，实非。笔者在拙作《中国古史分期新探》（47）中指出：是小农经济。并且，将古史分期的起点，根据小农经济在西周的发展壮大，定在西周后期的“厉始革典”。不过，笔者在拙作《周礼的作者、写作年代及历史意义新探》（48）中对此在时限划分上有修改，但仍不准确。这里要作一重要更正，中国封建社会的开端应为：周厉王十六年，公元前843年。孔学正是小农经济在整个中国充分发展，并且日趋成熟时的产物，其“仁政”或“孝政”集中反映了小农经济的愿望和呼声。东方文化总的来讲，是以小农经济为主体的文化，否定孔子等于否定东方文明，乃至世界文明！

七、正确认识“五四”批孔错误的意义

“五四”批孔所说的问题都难指实，其失误之处甚明。正确认识“五四”批孔的错误，具有重要意义。

第一，它告诉我们：学术批评要有充分的理论准备。“五四”批孔的一个重要缺陷，就是理论准备不足。中国传统文化不仅博大精深，纷坛复杂，而且还有前人制造的许多思想障碍，“五四”对此认识不够。在此之前，明清考据学对此曾作出过巨大贡献，解决过一些问题，然而“五四”的先驱们都忽视了。想反传统，但又不了解传统，只能无功而返。

第二，它告诉我们：以政治批判代替学术分析是错误的。“五四”批孔的又一重要缺陷是政治批判气氛浓，学术色彩淡。似乎反正孔子是封建圣人，现在已进入新的历史时期，怎么批判都不过分，这是不对的。政治批判首先应坚持学术分析，只有以学术分析为基础，政治批判才有生命，否则这种批判就是胡乱扣帽子、打棍子、制造冤假错案。

第三，它告诉我们：错误地批判传统会将现实引入歧途。历史同现实是联在一起的，不能正确对待历史，现实上肯定要犯错误，如“文革”就是触目惊心的前车之鉴。

今天我们要想架起从传统到现代化的桥梁，研究和清理古代文化不可少，这是现代化的一个思想基础。研究和清理古代文化，既要对传统进行正本清源，也要对以往“传统文化反思”进行反思，只有弘扬成绩，纠正错误，才能使传统文化反思走上正轨，才能使东方的“斯芬克斯之谜”早日得到破译。否则，中国传统文化反思还将在传统的“怪圈”中徘徊，国人还将为此付出惨重的代价。

注：

（1）董乃强主编：《孔子知识词典》，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0年7月第1版，第264页。

（2）（38）易白沙：《孔子评议》（下），《青年杂志》第1卷6号。

（3）孙景坛：《论“五·四”时期反专制的局限性》，载《南京社联学刊》，1989年增刊。

（4）（5）（6）（7）（9）（20）《论语》：《颜渊》；《八佾》；《八佾》；《季氏》；《先进》；《阳货》。

（8）（27）孙景坛：《仁是孔子思想核心新证》，载《南京社会科学》，1991年第5期。

（10）（11）（12）（13）（14）（21）《孟子》：《梁惠王下》；《离娄下》《万章下》；《梁惠王上》；《万章章句下》；《离娄章句上》。

（15）全祖望：《辨钱尚书争孟子事》；刘三吾：《孟子节文题辞》。

（16）（22）孙景坛：《韩非非法家论》，载《江苏社会科学》，1996年第2期。

（17）（32）（33）（34）（35）（36）《韩非子》：《定法》；《和氏》；《五蠹》；《五蠹》；《说疑》；《诡使》。

（18）（25）（37）《独秀文存》：《1996》；《旧思想与国体问题》；《袁世凯复活》。

（19）（31）（44）《吴虞文录》（上）。

（23）《春秋繁露》：《基义》。

（24）孙景坛：《董仲舒非儒家论》，载《江海学刊》，1995年第4期。

（26）张岱年：《儒学与儒教》，载《文史哲》，1998年第3期。

（28）《左传》：昭公二十五年；《国语》：《齐语》。

（29）（41）《后汉书》：《向栩传》；《桓谭传》。

（30）孙景坛：《宋明理学非儒家论》，载《南京社会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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