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正式使用“三纲”一词的董仲舒亦非儒家。既然“三纲”的始作俑是韩非,那么董仲舒事实上就是将韩非的“三顺”概括为“三纲”的。(23)可是,对此他却从来都避而不谈。过去,理论界都认为董仲舒是儒家,笔者在拙作《董仲舒非儒家论》(24)中曾明确指出:他应是申、韩术家,是韩非“义政”学说的正统继承人。因为董仲舒的思想核心不是孔子的“仁政”,而是“义政”,他的“义政”与韩非完全相同。由此可见,“三纲”与儒家无关。
三、孔子与后世的“礼教”有无关联
“五四”时期的主流观点认为,“礼教”出自孔子。如陈独秀说:“儒教之精华曰礼”,“按孔教的教义乃是教人忠君孝父从夫”。(25)
此说也缺乏分析。第一,孔子创立儒学,原本非“教”。孔子不是基督,也不是释伽牟尼,他所创立的是以“仁政”为核心的政治学说,不是“宗教”。孔子的学说被当成“孔教”或“儒教”,乃后人所为,与孔子本人无关。虽然“孔子学说又具有宗教的功用”(26),但孔子对“孔教”无任何责任,此事只能归咎于“孔教”的创始者。
第二,“礼教”之“礼”不是孔子思想的核心。笔者在拙作《仁是孔子思想核心新证》(27)中明确指出:“仁政”是孔子新创立的政治思想,“礼”只是孔子前人的思想,虽然孔子学礼、教礼、立于礼、乃致相礼,但他对“礼”无著作权。在孔子之前,子产、晏子均对礼有过极精辟的论述(28),他们才是真正的礼学家,理解孔子,只能从“仁政”入手,从“礼”入手是错误的。因此,“礼教”之“礼”亦与孔子无关。
第三,以“三纲”为内容的“礼教”也不出自孔子。如前所述,“三纲”的始俑在韩非,发展这一理论的董仲舒亦非儒家,孔子与“三纲”没关系。怎么能用以“三纲”为内容的“礼教”来批判孔子呢?
第四,儒教之精华亦非“曰礼”。据笔者所知,儒教在中国古代至少有三个主要派别:礼教、孝教、仁教。孝教盛于两汉,以《孝经》为典,如汉末张角起义,向栩建议朝廷:“但遣将于河上向北读《孝经》,贼当自灭。”(29)董永“孝感天地”亦然。仁教盛于唐,以《论语》为典,如韩愈以儒教反佛,他所理解的儒教即是“仁教”,详见其《原道》。礼教盛于宋,以朱熹之《四书集注》之《注》为典,其实它已离开了孔子思想的真原。如果说这三支儒教哪个是精华的话,应以仁教为先,孝教次之,而礼教只能算儒教的异端,怎么能说“儒教之精华曰礼”呢?
第五,坚持“礼教”的宋明理学亦非儒家。儒教是宋明理学的思想武器。理学的直接思想源头是董仲舒。我们知道,董仲舒非儒家,因为他的思想源头是韩非的“义政”。笔者在拙作《宋明理学非儒家论》(30)中亦早指出:理学的“义理”学说即韩非的“义理”学说。理学除了继承韩非、董仲舒的“义政”外,还全面继承了韩非的理哲学,将其“存理去欲”正式概括成“存天理,去人欲”。所以,“礼教”非儒家意识形态明矣,怎么能以此批孔呢?
四、思想专制是否为儒家思想
“五四” 时期的主流观点认为,儒家搞思想专制。如吴虞说:“自孔氏诛少正卯,著诲圣言,非圣无法之历禁;孟轲继之,辟杨、墨,攻乎异端,自附于圣人之徒;董仲舒对策,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氏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韩愈原道,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之说昌;于是儒教专制统一,中国学术扫地!明李卓吾以卑诲孔、孟专尊释氏,为张问达所劾,逮死狱中,所著焚书,两次禁毁,言论出版皆失自由。则儒教徒之心理与犷悍可以想见。”(31)
此说不确。第一,孔孟无思想专制的理论。孔、孟的思想核心都是“仁政”,从“仁政”中推导不出思想专制。虽然孔子批评过晋国法家“铸刑鼎”,孟子曾言词激烈地“辟杨、墨”和许行等,但这都是正常的学术批评,不属思想专制范畴。因为他们都不主张烧书、杀人和不许言论自由。孔子还称赞过“子产不毁乡校”。怎么能说孔子主张思想专制呢?
第二,“杀少正卯”不能做为孔子主张思想专制的根据。因为:1、该说不出自正史,亦非孔子同时代或稍晚时代的记载,而是出自孔子身后几百年的战国后期;2、这一事件与孔子的一贯思想不合,也无原始旁证相佐;3、记载此事的《宥坐》,乃荀子弟子所作。荀子弟子在战国后期大都背叛师门,投入了术家的怀抱,如李斯、韩非,并成为迫害儒家的急先锋。实际上,孔子“杀少正卯”就是这些人编造的谎言,目的是为败坏儒家声誉和为其迫害儒家制造理论根据。
第三,历史上真正主张并实行思想专制的是术家。术家商鞅在秦变法时,最早“燔《诗》、《书》以明法令”(32)。韩非对此曾做过详细的论证:“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33)明主之国,“言无二贵,法不两适,故言行而不轨于法令者必禁”(34);“是故禁奸之法,太上禁其心,其次禁其言,其次禁其事”(35),谁敢犯禁,“破其群以散其党”,“灭其迹”(36)。后来李斯“焚书”、秦始皇“坑儒”均本于此。为什么反思想专制不批商、韩?
第四,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及明清“文字狱”均是韩非思想专制的翻版。前面讲过,董仲舒与理学均为韩非的“义理”学说。董仲舒的思想专制,完全脱胎于李斯的“焚书议奏”,二者异曲同工。李斯是明着要焚、杀儒家,董仲舒则是暗中以假儒家取代真儒家,试图对真儒家进行思想专制。明清以“文字狱”为特征的思想专制就是韩非“义理”学说重新泛滥的产物。
第五,韩愈《原道》中的思想专制,是个别儒家对术家思想的吸收,且未曾讨诸实践。思想专制的著作权不在儒家,而在韩非,韩愈的思想专制理论,无疑是对韩非思想的吸收。值得注意的是,尽管韩愈主张“烧书杀人”,但唐代以儒家思想治国的统治者却坚决反对,认为其主张是错误的。所以,当 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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