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在华夏文明中，“‘心’是心理学的本义。汉语的‘心’具有得天独厚的心理学的象征。它不但具有作为心脏的生理心理学的含义，而且包容着所有心理的内涵，正所谓‘总包万虑谓之心’。同时中国之心还可以表达心性和心灵，还具有天心和道心的意义，可以在一种特殊的层次上表达天人合一的境界”[5]。上述所列使用频率较高的含“心”部和不含“心”部的每个汉字，实际上都是一个包含独特意义的心理学概念，它们组成一个内涵丰富的心理学概念、逻辑和思想体系。

三、解析孔子之“心”

只有还孔子之“心”以本原才能真正准确地解析孔子之“心”，为此，首先必须对人类在不同历史发展时期、不同文化背景下掌握世界方式有所了解。由于受当时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限制，既无高度发达的哲学思想，又无精密先进的仪器设备，人们只能从宏观上利用感悟和思辨来把握世界，因此创立的是一种人文心理学；随着现代生产力水平的大大提高，黑格尔把哲学发展推进到了一个全新时代，伽利略创立了实验方法，人类进入到科学时代，才能从微观上利用实验和数学来把握世界，才有了冯特为代表的建立在实证基础上的科学心理学的产生。科学心理学为了追随科学而不顾自身学科特征地钻进了一条比自己狭窄得多的胡同。

显然，孔子倾向于从总体上去感悟世界，倾向于把是什么、为什么的问题以怎么样的行为方式表达出来，倾向于以实践者的身份去感知和探究世界而较少以纯粹感知探究者的身份去探究“是什么”一类的问题，尽管他“入太庙，每事问”。解析孔子之“心”必须立足于心理学现今已达到的水平，使用心理学的最新视野，即“改方法前提取向为人性前提取向”，“人性所指为全人，心理学研究应包括人性表现的内在和外在的一切活动”，同时“改文化移植取向为本土文化取向”，“研究国人的人性特质”[6]，使用孔子的概念和逻辑体系，而不能简单地套用实证心理学的概念和逻辑体系，同时要寻找两者之间的可通约性。

首先，要找出孔子之“心”的基本概念，它们是：知、仁、好、欲、信、敬、孝、畏、厌、恶、德、思、怨、忠、患、耻、志、忧、恭、爱、惑、愚、怀、隐、惠、慎、心、惧、忘、愿、恒、恐、悔、恕、性、省等，在这当中，知、仁、信、德、思、志、忧又是其核心概念。其次，要找出这些概念的内在逻辑。在《论语》中，“知”是与心理相关的词里使用频率最高的词，共用过116次，当名词意为知识2次，当动词意为知道、晓得89次，同“智”意为聪明、智慧25次。与“知”在同一个维度的概念还有“惑”、“愚”。表明孔子之“心”的逻辑之“根”是深扎在“知”的土壤里，它的起点也直接与脑相关，但他没有(在当时的经济和科技水平上也不可能)从生命科学的角度去研究脑的心理功能(实证心理学恰恰是朝着这个方面开展研究)，而使用“知”作为基本单位来展开他对人类心理的探究。“德”是所有其他心理概念的基座，其含义有行为、作风、品质、恩德、恩惠、道德，它使“知”不再完全是客观的反映，而是具有人性的反映。在既定的德行上，便会产生好、欲、畏、厌、恶、怨、患、耻、忧、爱、惧、愿、恐等。“仁”是德性上的升华，其典型的解释为“仁者，爱人”，“克己复礼为仁”，它既是一种高尚的德行，又是一种良好的人际心理状态，“吾欲仁，斯仁至矣”。在孔子“心”中，以“仁”为主干形成了一个概念群，包括信、敬、孝、忠、恭、爱、怀、惠、恕、悌等。“忧”是忧愁，它在孔子“心”中既表示主体的需要不能满足，又表示主体对自身和社会的一种责任感。“思”是思虑、思想，与它同义的还有“省”、“虑”、“惟”，它们共同构成孔子之“心”的内在逻辑粘连，又是心理整合的重要方式和途径，即悟性。“志”是意志和志向，做动词意为“有志于”、“立志于”，它是在“知”的基础上提炼出的比“德”更高的人性化的心理要素，统摄整个人的心理活动，所以孔子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只有真正意义上的人才会有志，“志于仁”、“不降其志”、“隐居以求其志”等都说明在孔子之“心”中“志”是人之价值所在。这种观念影响华夏文化两千余年，使得“志”成为中国人心理的一个核心概念。由上可见，孔子之“心”不同于实证心理学之“心”，它是一个包含着个体心理和社会心理两层含义的概念，是文化心理和哲学心理之“心”，尽管它很少包含实证心理学所关注的生物层面的mind的含义，但它与实证心理学有共同的起点──脑；与实证心理学不同的是，孔子更多地看到的是脑的人性化含义而非生物学功能，从而真正做到以“心”为“心”，并建构起以知为质，以德为本，以悟为粘连，以志为向的孔子之“心”的架构，知性、德性、悟性、志性四个层面相得益彰、四种基质相互融合的人性化的心理空间。

四、修复华夏文化中的孔子之“心”

对实证心理学的极度抬举客观上造成对孔子之“心”的误读，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对整个华夏文化中的“心”的毁损，这种毁损与其他因素共同作用导致诚信危机、德性的薄弱、丧志、无耻这一系列社会后果。只关注脑的化学和生物机能，不关注甚至贬损“心”、“志”的作用不仅不能全面地认识“人”，也不能完整地了解“心”，因此修复因歧视而遭毁损的华夏文化中的孔子之“心”，是在中国本土文化基础上发展教育事业十分急迫的要求。

“修复”并不是要修旧复旧，而是要保存其基质，在这些基质上培养起与当今时代相适应的心理与教育内涵。实现这一目标，必须依据孔子之“心”的内在机理从以下四个方面去努力：

完善知性　知性的不完善是当初使孔子之“心”迷蒙的真正原因，包括许多一流的心理学家都认为惟有实证心理学才是真正的心理学，知其一而不知其二，因此受到迷蒙的不只是孔子之“心”，而是整个人类的知性。只有不断完善人类的知性，才能使人类开阔视野，认识到无论是从脑向人性化方向或向生物化学物理方向探索，都能开拓出一片心理学领地，才不会“窄视”心理学，才不会蔑视孔子之“心”。

恢复德性　德性是孔子之“心”的重要构成，他在弟子中常提倡“知、仁、勇”，被后人称为“三达德”。而在实证心理学中，德性几乎找不到一席之地，因此在这种“窄视”的心理学视野中，不仅把“心”搁置一边，而且忽视德在心理活动中的特有作用。恢复德性就是要恢复德在心理学中应有的位置，研究它在个体生活和发展中的心理功能，且不能采用实证心理学的范式和方法进行分析和割裂。

提高悟性　悟性不同于知性，也不简单等同于实证心理学中的灵感，它强调“思”、“省”、“虑”、“惟”，是华夏文化掌握世界的一种非常独特的方式，是一种个性心理特质。西方语言中还找不到一个与悟性对应的词。知性可能使人获得某一门学问，精通某一门业务，但只有悟性才能使人悟出人生的真谛；另一方面，只有在完善知性、恢复德性的基础上，才有可能提高人的悟性。

唤醒志性　志性是心理现象中最人性化的部分，在华夏文化中，不考虑志性几乎不能理解任何一种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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