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孔子真精神之探讨

何谓“孔子真精神”？通常有两种解释，一是指孔子思想的真正要旨和实质；二是指统摄孔子做人、处事、做学问的最本真的心理状态。其实两种解释基本一致，只不过在层次上有所不同而已，后者较前者更为深刻。现主要从后者对孔子真精神试做探讨。

孔子生活于两千多年前，何以能体悟到孔子的心理状态，而且是最本真的状态？靠臆想和猜测是不行的。这里必须转换思考路径，从心理转到态度。态度是“对人或事在其言行中的表现” [7]，因此探察古人的态度是可行的。而一种态度，若某人持之一生，其内化则为一种持久的心理状态，由心理状态则可及精神。那么就孔子来说，有没有一种他持之一生的态度呢？从对《论语》的研究中可以发现，“敬鬼神而远之”与“畏天命”即是孔子持之一生而未变的态度。

以下是孔子在《论语》中关于鬼神的表述：

非其鬼而祭之，谄也（《为政》）

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八佾》）

子不语怪、力、乱、神（《述而》）

未能事人，焉能事鬼（《颜渊》）

从孔子关于鬼神的有限话语中可以看出，对鬼神“敬而远之”的态度是孔子一生未变的。“敬鬼神而远之”，是孔子对春秋以来“重人事、轻鬼神”思想的继承和发展。站在时代和思想的高度，孔子从历史事实和切身体验中觉察到了鬼神的虚无性以及人事的切近性。因此，对于鬼神之事的过分热衷和沉迷，基本上都为孔子所反对。“敬鬼神而远之”使孔子不至于陷入鬼神迷信的旋涡，从而为孔子的整个思想打下了理性的基础。在这样一个基础上，孔子把更多的目光投向于人、投向于人事，“仁”的思想也因此有了发端。另一方面，一般认为，原始宗教的中心是鬼神问题，远鬼神也就远离了宗教。中国文化没有走上宗教之路也有赖于此。孔子“敬鬼神而远之”的态度，其为精神，则表现为非宗教和人文主义。

以下是孔子在《论语》中关于天、天命的话语：

五十而知天命（《为政》）

天生德于予（《述而》）

巍巍乎，唯天为大（《泰伯》）

吾谁欺，欺天乎？（《子罕》）

天丧予（《先进》）

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宪问》）

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宪问》）

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季氏》）

不知命无以为君子（《尧曰》）

从孔子关于天、天命的话语中可以看出，孔子“畏天命”的态度也是一生未变的。孔子多次强调要“知天命”，认为不知则无所畏，其知天命的目的就是“畏天命”。孔子“畏天命”的态度为孔子整个思想设置了一个上限。在孔子看来，天作为最高的道德实体，作为万事万物的创生者，或者是作为有人格意味的最高主宰，它是不能被超越的，它永远只是人以敬畏的心情去追求的对象。人若在某一方面超越了天，人就会再一次变成神；人若在世间根本没有敬畏的对象，人就有可能无法无天，而这都是为孔子所反对的。因此在孔子的思想里，人的最高境界就是成为能够“则天”的圣人。对天命敬畏的态度，且一生不变，其结果则是孔子对天的信仰。正是有了这一强大信仰力量的支撑，才有了孔子健行不息的人生。“畏天命”，其为精神，则表现为传统主义和道德主义。

有学者认为孔子的真精神乃在于“仁”，但“敬鬼神而远之”和“畏天命”较之于“仁”则更为深刻。没有“敬鬼神而远之”的态度就没有孔子“仁”的思想和精神；没有“畏天命”的态度，孔子的“仁”就会走向另一个极端。因此，“敬”与“畏”这两种态度正是“仁”的上限和下限，没有这两种态度，也就不会有孔子的“仁”，进而也就不会有影响至今的孔子学说或儒学。“敬鬼神而远之”和“畏天命”，对孔子来说，是统摄其整个思想的两种态度，但对后世研究者来说，这就是孔子的真精神。不能把握孔子的真精神，则不能对孔子思想有完整的理解，也就不能很好地继承和发展孔子学说。从这个意义上说，后世儒者，之所以在继承孔子学说时发生流变，其根本原因即在于此。

3 孔子学说的复兴及其对世界文化发展的意义

孔子的思想可谓平易而精深。平易是指其所言“常在乎出处、去就、辞受、取予之间”，性也，命也、天也则为夫子所罕言[8]。精深则指“微言大义”意蕴无穷。要准确理解孔子思想则首先必须对孔子真精神有一个切近的把握，孔子学说的复兴也有赖于孔子真精神之复兴。

早在20世纪20年代，置身于新文化运动的梁漱溟就曾呼吁在欢迎和承受科学与民主的同时，要持守民族文化之根本，复兴孔子的真精神，不能为了救亡而彻底走上西化路径，从而丧失民族文化的精髓。梁先生认为中国、印度、西方三种文化代表三种不同的发展“路向”。西方文化走的是“以意欲向前要求为其根本精神”的第一路向，偏重于解决人对物的问题；中国文化走的是“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为其根本精神”的第二文化路向，偏重于解决人对人的问题；印度文化走的是“以意欲向后要求为其根本精神”的第三文化路向，偏重于解决人对自身生命的问题。在梁看来，世界文化是按照第一文化路向——第二文化路向——第三文化路向的序列向前演进的，现在的文化路向正处于第一文化路向向第二文化路向转折的时期。据此，梁先生认为，中国文化、印度文化是早熟文化，世界未来文化将是“中国文化之复兴”，将来继之以“印度文化之复兴”。梁先生关于中国文化复兴的观点是一贯。直到1984年，他在一次公开演讲时依然强调说“世界文明的未来，是中国文化的复兴：即儒家伦理道德的复兴。” [9]

人类社会现代化进程的实践表明，梁先生的观点是正确的。东方文化越来越显示出它的优越性，尤其是当人类生存环境呈恶化趋势的时候。人类生存环境既包括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又包括人与人之间的人文环境关系。现代化为人类带来了财富，但人类的生存环境并没有因财富的增加而改善，相反却是变得更糟糕。问题的根源在哪里？不在于现代化，而在于催生现代化的文化。按照韦伯的观点，西方的现代化之所以可能，一个与资本主义精神伴随左右的宗教是至关重要的，“如果没有一支强大的同盟军支持，资本主义或许不能前进半步” [10]。这个同盟军即指新教伦理的理性主义，新教伦理的理性主义的主旨在于理性地控制世界。因此，在现代化进程中，人与自然的关系必然会由紧张渐演为威胁人类生存的危机。同时西方文化还存在这样一个矛盾：关于上帝的假设和对上帝的信仰是西方道德的基础，而西方的科学精神则反对作为道德基础的对上帝的信仰。这样一种包含于西方文化中的矛盾导致西方因“上帝死了”而发生道德沦丧、生存价值失落以及与此联系在一起的精神颓废现象，拜金主义产生的社会心理基础也在于此。当西方文化在解决生存环境问题显得束手无策时，有远见的学者开始把目光投向东方，他们希望在中国文化即孔子文化中寻找世界文化的出路。当代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在70年代曾经估计21世纪人类文化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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