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仁的原初意义就是人们的内在情感，而这种情感是每个人都有的，所以孔子说，“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这样，道德行为完全源出于个人的情感、意志，是人的情感、意志可以自发而成就的。这是孔子说“仁”的最初含义。但孔子更强调的是对“仁”德的自觉的自我意识，从这个意义上说，并非每个人随时都能够自觉地按照“仁”的指示去作。要想达到仁的完全自觉，必须经过后天的教化、学习，如此，孔子引入“智”的问题。“智”与其说是人的某种聪明、智慧，不如说就是道德之自觉，其内容就是“知人”、“知礼”，这是实现完全的道德自我人格的必要手段。所以说“不智，焉得仁”，通过“智”，人的情感意志转化为道德主体的内在人格、德性，而人的道德行为也变成完全自觉、自律的，此方为仁德的最终实现。正是在此意义上，孔子把“仁”说成最高的道德标准。他在评价其最喜欢的学生颜回的时候，他也只是说，“其心三月不违仁”。
仁德源于人的情感、意志，其最终实现后，所带给人的也是情感意志上的满足，这就是后世儒者所谓的“孔颜乐处”。孔子说，“不仁者不可以久处约，不可以长处乐”（《里仁》），“约”即穷困，处穷困而常乐，唯仁者能之，故“仁者不忧”。孔子自称，“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乐亦在其中矣。”粗茶淡饭，以手臂为枕而眠，犹快乐如斯，这就是实现道德自我之快乐。孔子自述七十岁时其人生进境，“从心所欲不逾矩”，“矩”即道德规范，此把柄完全在“我”的手中，故可以完全按自己的意志行事而不违背于道德规范，这是实现道德自我所达成的自由。
孔子的学生子贡曾这样谈论他的老师，“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孔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文章”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斯文”，孔子在谈论“道”的时候，多是在“斯文”的意义上谈论的，譬如其所谓“道之将行……”、“道之未行……”、“天下有道……”、“天下无道”等等，“道”的内涵都是如此。道的深层内涵则在于“仁”，如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矣”、“吾道一以贯之”都有这方面的倾向。孔子没有直接说“仁”就是人的内在本性，但他的确把“仁”看作比生命存在更根本的东西，“有杀身以成仁，无求生以害仁”。孔子也没有直接从超越的“天道”层面讲人性，“性与天道”，是后来儒者沿着孔子的“仁”道的进路说下去的。
通过以上论述，我们可以看到孔子作为儒学创始人的意义，他所规定的儒学的人文精神之方向，一方面，要有担荷“斯文”之道、以天下为己任的使命感；另一方面，落实此道在于道德人格－－“仁”德的自我完成。这就是儒学人文精神的内在本质，后世儒者就是在此精神方向的指引下前行。用张载的话说，此人文精神就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