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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美了吧。说的是孔子广收门徒，“三千”虽有溢美之嫌，但的确反映了孔子的教育原则，即“有教无类”。孔子自称，“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尝无诲焉”（《论语－述而》）。“修”即腊肉干，一束腊肉干是当时挚见老师的一种礼物。孔子对那些愿行“束修”之礼的，从不拒之门外。学生到他这里来，首要目的也许就是来学习怎样谋生，而谋生的一个最好出路就是去作官。而上面我们也提到了孔子终生汲汲求官的态度，这里有个原则，一方面就是前面提到的要担荷“斯文”，积极地去恢复一有序的社会；另一方面是人有一个起码的道德准则，作官不能违背了这个准则，这就是怎样作人。孔子教育学生的目的就是要去作官与作人。作人，我们下面还要谈。说起作官，得谈谈孔子的态度。上文我们提到孔子的教育原则是“有教无类”，孔子学生中也的确有些出身非常低微的，如农民等，但孔子教育他们并非是要他们再回去从事耕稼。孔子有一个学生樊迟曾向孔子请教稼、圃之事，孔子非常生气，冷淡地告诉他，“吾不如老农”、“不如老圃”。这也表现了孔子鄙视劳动的一面，不过，若非如此，孔子所开创的学派也不是儒家学派，而是别的什么了。当时也确实有从事劳动的学派，如以墨子为领袖的墨者集团，事手工，后来以许行为代表的农家，事耕稼。
孔子教育学生所依据的教材主要是先朝的遗留下来的典籍。说到这里，不能不谈到孔子与《六经》的关系。所谓《六经》，是后世儒者对儒家所尊奉的六部典籍的合称，即《诗》、《书》、《礼》、《乐》、《易》、《春秋》，其中，《乐经》未存。有一种说法认为《六经》皆孔子所作，这点我们可以不必深究，非常明显，孔子以前，《诗》、《书》、《易经》已经存在。按照司马迁的说法，孔子“序《书》传”、删《诗经》、“序《彖》、《系》、《象》、《说卦》、《文言》”、“因史记作《春秋》”，以为“《礼记》自孔氏”（以上均见《史记－孔子世家》）。这些说法不知所据为何，现在看来，都很难成立。不过，史迁起码道出了一个事实，即孔子与六经有很大的关系，如其所言，“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同上）。据《论语》载，孔子经常与学生探讨《诗经》中的一些篇章，发挥其含义，孔子曾教育他的儿子孔鲤，“不学《诗》，无以言。”孔子教授礼乐不知有没有教科书，如有，为何，也不可知。司马迁说孔子晚年而好易，《论语》中也提到过这样的话，孔子说：“假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孔子与《六经》，确实可见的资料，大概如此。
以上是孔子绍述、担荷“斯文”之道的历史使命感的一点事实说明。孔子曾自称“述而不作，敏而好古”（《论语－述而》）。从上面的论述看来，孔子也确实是这样的，虽然他肯定了对先朝礼乐制度之“损益”，但此“作”的层面是微乎其微的，作官也好，教育、整理典籍也好，“述”的成分还是多了一些。所谓“斯文”，只是孔子自认为所承担的“道”最朴素、直接的意义，孔子之“作”，则在于他对“斯文”之道的内在精神本质的看法，就是孔子之“仁”说。
三、“仁”之道－－儒家人文精神的深层内涵
有这样一个故事，孔子的学生宰我向孔子提出质疑，认为“三年之丧”是否太长了，会荒废许多事情，譬如礼乐。孔子反问，“不服三年之丧，你心安吗？”宰我以为，“心安。”孔子没说什么，“心安，你就那么做吧。”可见，孔子始终不把礼乐作为对人的外在制限，其目的指向就是“人”，只要你“心安”，没有任何外在力量可以强制你遵从于“礼”，用一句成语，即所谓“心安理得”。那么，礼乐制度之普泛性又怎么得到呢？接着上面的故事讲，宰予走了以后，孔子非常痛心，叹道，“宰予不仁啊。小孩子生下三年以后才能脱离父母的怀抱，宰予你也有对父母的三年之爱吗？”（《论语·阳货》）
“安”也好，“三年之爱”也好，这都是把人的内在情感作为礼的依据，进一步说，就是礼的精神实质。孔子认为这种情感具有普泛性，即“仁”。孔子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八佾》）就是在此意义上说的。他在谈论礼的时候，总是以这种内在的精神本质为标准。如他在谈到丧礼的时候说，与其把丧礼办得很体面，还不如表现人们之哀思的好－－“丧，与其易也，宁戚”（同上）。在谈到祭礼的时候说，要么就不举行祭祀，如祭祀的化，祭祀先祖或神就要象他们似乎正在享受那样－－“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同上）。顺便说一下，孔子对鬼神始终抱一种怀疑态度，不过却强调祭祀中的人们的一种虔诚态度，礼的仪式正是要净化人们的情感、净化人们的心灵，这也是一种情感教育吧，如他的学生曾子说的，“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学而》）“仁”最原初、最本真的意义也是这样一种情感，即“爱人”，最直接的表现即父母、兄弟的亲情之爱， 如孔子的学生有若说的， “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欤？”（同上）如此，推衍到各种人伦关系。这里，有一个原则，即“忠恕”。所谓“忠”，即“君子成人之美”，“人之美”与己之美是相通的；所谓“恕”，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人所不欲与“己所不欲”也是相通的。由孝悌而忠恕，孔子说明了人的两种群体属性，由家庭群体到社会群体，个体人格的实现，始终被限制在这样一重重的人伦关系中。
因为仁的原初意义就是人们的内在情感，而这种情感是每个人都有的，所以孔子说，“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这样，道德行为完全源出于个人的情感、意志，是人的情感、意志可以自发而成就的。这是孔子说“仁”的最初含义。但孔子更强调的是对“仁”德的自觉的自我意识，从这个意义上说，并非每个人随时都能够自觉地按照“仁”的指示去作。要想达到仁的完全自觉，必须经过后天的教化、学习，如此，孔子引入“智”的问题。“智”与其说是人的某种聪明、智慧，不如说就是道德之自觉，其内容就是“知人”、“知礼”，这是实现完全的道德自我人格的必要手段。所以说“不智，焉得仁”，通过“智”，人的情感意志转化为道德主体的内在人格、德性，而人的道德行为也变成完全自觉、自律的，此方为仁德的最终实现。正是在此意义上，孔子把“仁”说成最高的道德标准。他在评价其最喜欢的学生颜回的时候，他也只是说，“其心三月不违仁”。
仁德源于人的情感、意志，其最终实现后，所带给人的也是情感意志上的满足，这就是后世儒者所谓的“孔颜乐处”。孔子说，“不仁者不可以久处约，不可以长处乐”（《里仁》），“约”即穷困，处穷困而常乐，唯仁者能之，故“仁者不忧”。孔子自称，“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乐亦在其中矣。”粗茶淡饭，以手臂为枕而眠，犹快乐如斯，这就是实现道德自我之快乐。孔子自述七十岁时其人生进境，“从心所欲不逾矩”，“矩”即道德规范，此把柄完全在“我”的手中，故可以完全按自己的意志行事而不违背于道德规范，这 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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