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汝伦 ·〖《论语》对于现代教育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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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汝伦 ·〖《论语》对于现代教育的意义〗

常有限了。按照马一浮对《论语》内容的概括，《论语》有三大问目，一问仁，一问政，一问孝。此三问目所涵盖的内容基本不属于知识的范畴，要把它们作为知识来教，就完全改变了它们的性质。《论语》的许多内容涉及的是天理人心、政道治道、道德判断、人格修养，人们当然可以按照现代的教授习惯将它们作为知识来教。但“君子不器”、“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这些思想，作为纯粹知识来教的话，成了什么？还有它们的真正价值和意义吗？
当然，人们可以从解决《论语》辞章考据方面的问题着眼来教学《论语》。但这是现代教育的态度，而非传统教育的态度。问题肯定不在现代还是传统，而在于我们要从《论语》学什么？《论语》的价值究竟何在？辞章考据方面的问题不解决，的确有碍对《论语》义理的掌握。但若不从辞章考据进于义理，《论语》自身价值如何体现？《论语》的价值究竟在于义理，还是它辞章考据方面产生的问题？唐文治先生当年给无锡国学专修馆拟定的学规有言：“要知吾馆所讲经学，不尚考据琐碎之末，惟在揽其宏纲，抉其大义，以为修己治人之务。” 这难道不应该被今天的经典教学者（包括《论语》的教学者）奉为圭臬吗？
当然，并不只是《论语》这一部经典难以适合现代教育，多数儒家经典乃至其他某些经典，都有这样的问题。问题当然不在经典，而在于现代教育本身。如前所述，现代教育理念是建立在人与自己的世界、与他人、与自然界对立两分，也就是主客体二分的哲学思想基础上的。教育最主要的功能是让学生掌握日后他们能认识世界、控制世界、征服世界的知识和技能。教者教这些知识与技能，学者学这些知识和技能。至于知识和机能以外的东西，要么把它们归约为知识和技能，要么完全放弃，不闻不问。这归根结底是因为现代人（主体）总是向外看，而不是向内看。这就造成了为学日益，为道日损的局面。外在的知识掌握得越多，自己失去得越多。并且，知识也越来越向实用知识和技能倾斜和嬗变，“无用的”知识如甲骨文和音韵学的知识，越来越边缘化，如没人出来像保护珍稀物种那样加以保护的话，难免归于消失的命运。在此情况下，强调反求诸己，推己及人，由明心见性而万物一体，而天人合一，以正诚修齐治平为旨归的儒家经典，如《论语》，要么不伦不类，成为知识学习的对象；要么完全被排除在现行的教育体制之外。
然而，《论语》无法适应现行的教育体制，并不证明它对于现代教育毫无意义。恰恰相反，这证明它对于现代教育具有无法替代的重要意义。不管对孔子和《论语》看法如何，无人会否认《论语》的经典地位。所谓经典，就是放之四海而皆准，历经百世而不磨。《论语》之所以为经典，并不在于它包括了像“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或“见贤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这样所谓的道德金律或道德训诫，而在于它体现的思想和精神对于人类生存的根本意义，包括如何看待教育。
人之所以胜于自然界的其他动物，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人类发明了教育。教育是人类最重要的文化发明。有了教育，人类不但可以将自己获得的知识通过教育传承下去，更重要的是人能够通过教育发现自己的弱点和毛病，迁恶从善，改邪归正。人类那些最伟大的思想家都是因此而对教育予以无比的重视，认为教育是人自我提高、自我改善和完善的主要途径。苏格拉底说，未经过反思的人生是不值得过的。他的学生柏拉图鉴于雅典城邦的种种弊病（以莫须有的罪名处死他的老师苏格拉底就是这些弊病的一个极端反映），认识到没有善人就没有善的城邦，遂将教育作为建立理想城邦的主要手段之一，很多人就因此认为他的《理想国》是一部最伟大的教育哲学著作。
儒家重视教育，也因为教育首先应该是人道教化，而不仅仅是传授知识。《周官?大司徒》以乡三物教万民而宾兴之：一曰六德：知、仁、圣、义、中、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姻、任、恤。三曰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六德为学习目的；六行为学习途径；而六艺则为学习内容。这“三物”充分说明古典教育的教化性质。
教育与学分不开。什么是学？古人认为：“学之为言觉也，以觉悟所未知也。” 学之为觉（悟），说明学首先不是去追求外部的未知领域，而是觉悟自身的不足和缺陷。但它不是一个闭门思过，冥思苦索的过程。“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卫灵公?三十一》）这表明学首先是在日常生活实践中，从实人实事的实行（包括自己的实行）中，时时处处有所觉悟。儒家当然从典籍中学习。“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述而?二十五》）。这说明孔子并不排除对文献典籍的学习，他自己就在这方面用力至深至勤。然而，他对于古代典籍文献，决不是把它们作为客观知识的对象来掌握，而是把它们作为教化和启悟的途径：“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草木鸟兽之名”（《阳货?九》）。这最后一句也不是表示了解有关草木鸟兽的客观知识，而是蒙培元先生所指出的：是“运用‘诗’的移情作用，学会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感受大自然的丰富多样性，体悟自然界的生命，体悟人与自然的和谐之美。” 正因为如此，孔子对古代文献典籍的解释在受过现代教育的研究者看来，完全是任意发挥，不管文本的本义，完全没有任何“客观性”。最典型的一个例子大概要数他对“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的解释了。可这恰恰表明了孔子对于文献典籍的态度。对文献典籍的学习目的不仅仅在于“客观”掌握它的内容，更在于从中把握我们存在的可能：“子谓伯鱼曰：‘女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而立也与！”（《阳货?十》）今之教学《诗经》者或许能详其名物训诂，又能进而言其义，然不能“为”，在夫子看来，终是枉然。
在现代教育影响下，今天人们很少能理解夫子的立场了。在现代教育者和研究者的眼里，《诗经》只是知识对象，而不可能是别的什么；知识的唯一标准是正确，正确就是主观与客观的符合。如果把人与他的历史以及历史产生的一切看作的完全对立的，人是认识主体而所有其他的东西都是客体的话，上述看法是理所当然的。可是，如果将人与其人文世界和自然世界视为一体，如中国古人和西方古人的话，上述看法的有效性主张不是无限的。人固然可以把他的周围世界视为认识对象，但事物对我们并非只有成为认识对象这一种可能。如果不把人视为孤立的主体，而视为有机世界的一个有机分子的话，那么万事万物未尝不是就是人自己的种种现实和可能。
《大戴礼记?哀公问》引孔子曰：“古之为政，爱人为大。不能爱人，不能有其身；不能有其身，不能安土；不能安土，不能乐天；不能乐天，不能成其身。”公曰：“敢问何谓成身？”孔子对曰：“不过乎物。”公曰“敢问君子何贵乎天道也？”孔子对曰：“贵其不已，如日月东西相从而不已也，是天道也；不闭其久，是天道也；无为而物成，是天道也；已成而明，是天道也。”又曰：“仁人不过乎物，孝子不过乎物，是故仁人之事亲也，如事天，事天如事亲，是故孝子成身。”此所以天人合一，成己即所谓成物。作为宇宙万物中最活跃的分子，人自身的完善与否直接关系世界的完善与否。从古至今，特别是在当今世界，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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