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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是一个特殊的朝代，虽然实现了大一统，但是由于崇文抑武，导致国家国力衰弱，是一个充满着内忧外患的朝代。然而，也正是因为崇文抑武，宋代的文化发展迅速，可以说达到了一个高度繁荣的程度，出现了与唐诗并立的另一座文化高峰，这就是宋词。
在宋代诸多文人当中，苏轼是其中十分著名、成就很高的一位。由于宋代文人的地位，也导致他们除了具有与其他朝代文人相同或者相似的文化心态以外，还具有一些与唐代或者其他朝代所不同的文化心态。本文试从他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这首词，简单分析宋代文人部分的文化心态。
关键字：苏轼 宋代 文化心态 中秋 团圆 月亮 神话 游仙 超脱 理智
内化 内敛 儒、释、道
正文：
宋代是一个崇文抑武的朝代，文人的地位比较高。但不是每个文人都受到朝廷的赏识而能一展抱负的。有许多文人常常被闲置着，甚至在党锢之争中一贬再贬，仕途十分不顺。苏轼便是他们中间的一位。
苏轼，是我国文学史上著名的文学家，他留给我们的不仅是许多优秀的诗词、散文、辞赋，还有他面对极度坎坷的政治生涯，却仍然忧国爱民、热爱生活的可贵精神。
他一生写过许多词，有的接近于传统的婉约柔美的风格，也就是周济等人所说的“韶秀”之作；也有的词奔放豪迈，逸怀浩气。他的诗词常常带有理趣，从他的词中我们可以读到一些哲理性的东西，从中我们也可以感受到当时文人的一些文化心态。比如我们非常熟悉的一首词：
水调歌头
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
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
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
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这首词作于宋神宗熙宁九年（公元1076年），丙辰年的中秋节。当时作者辗转外任，在密州任知州。从题序上看，这是作者酒醉后抒情，怀念其弟子由之作。这首词不仅具有他其他词所拥有的豪迈之气，也具有飘逸、空灵和韶秀的特点。这也表现了宋代文人的一种心态，即追求清新雅致的艺术境界。宋代文人不象唐代的文人那么张扬有个性，而是趋于平和、理智。
这首词通篇咏月。月是整首词的中心意象，但作者又不仅仅写月，而是通过月，勾勒一种皓月当空、孤高旷远的境界。作者俯仰古今，感慨宇宙流转，把自己的感情与神话传说融合在一起，将自然与社会相联系。境界空灵宽阔，感情旷荡，心契自然，超越时空。刘熙载就曾说过此词让人读来“尤觉空灵蕴藉”。
本词开头就用了一个问句：“明月几时有？”直接入题，“笔力奇崛”。“诸家指出此处词意和屈原的《天问》、李白《把酒问青天》的传承关系，正可说明作者‘奋励有当世志’，而又不谐尘俗的怫郁心理。”（见《唐宋词鉴赏辞典》）为什么词人会发提这样的问题呢？因为这时正逢一年一次的中秋佳节。
“每逢佳节倍思亲”，中秋是中国人传统的节日，但“此事古难全”，有不少人由于种种原因，在中秋佳节时无法与家人团聚。人是群居的，离开家乡、离开亲人的时间长了，遇到不顺心的事，就会想起亲人朋友，就会想起亲人在身边时的便利以及故土的种种温馨。
尤其在这中秋团圆的时候，看着月圆却发现人不圆，许多文人都会发出感慨，并且油然而生出一种思乡之情。中国人有一种乡土情结，人们都有重乡土，轻别离，盼团圆的文化心态，这是一种历史的积淀。此时的苏轼在外为官，已经有七年的时间没有与兄弟苏辙团聚。
于是，当他举头望着圆月时，也不禁有了这样的感慨。这不是苏轼才有的，也不仅是宋代文人才有的心态，而是整个中华民族共有的文化心态。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有着许多古老的神话传说。“中国的神话，是中国先民的一种生存观念、自然观念和宇宙观念，是天人合一的一种文化理念、想象意识和民族文化性格的表现，是人类童年时代的文化心理与思想智慧的结晶，是被认知的自然客体在万物有灵的人类主体心理上的最初投影。”（见《唐宋诗词文化解读》蔡镇楚、龙宿莽著P51）我们从宋词中可以发现，宋词从古代神话传说中汲取了大量的精华，从而也成就了另一个艺术的高峰。在这首词中，作者也运用了古代的神话。他运用的是嫦娥的神话传说，并将这“广寒清虚之府”具象化。《淮南子•览冥训》中曾记载，“羿请不死之药于西王母，姮娥窃以奔月。
怅然有丧，无以续之。”高诱注：“姮娥，羿妻。羿请不死之药于西王母，未及服食之，姮娥盗食之，得仙，奔入月中，为月精也。”（转引自《唐宋诗词文化解读》）“姮娥”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嫦娥，汉代避皇帝之讳才改为“嫦娥”。自古以来，月亮的神话一直都是十分美丽的，月亮带给人的感觉总是十分清冷，这从月亮的别称可以看出：月亮又被称为广寒宫、玉蟾、银兔等等。宋代有许多文人将嫦娥奔月用在自己的词作之中。
比如，黄庭坚的《减字木兰花》中写到“今夜云开，须得姮娥得得来。” 另一首《减字木兰花》中有“今夜天开，不与姮娥作伴来。”《念奴娇》中有“万里青天，姮娥何处，驾此一轮玉。” 苏轼的《少年游（润州作，代人寄远）》中也有“恰似姮娥怜双燕，分明照、画梁斜”的词句。
辛弃疾的《太常引》中说“把酒问姮娥,被白发欺人奈何!”嫦娥奔月的传说引发了后代许多文人的遐想，也成了文人写作的创作的一个重要主题，而这也体现了他们的一种文化心态，一种道家的避世思想。将自己的思想感情寄托在空无虚幻的神话传说中，借以表达自己的感情。
“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作者要做一个神仙似的人物，“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飞天而去，“天人合一地遨游在无限完美、毫无缺憾的月宫中”（杨海明语）。这可以说是对魏晋南北朝以来游仙诗的一个发展。而宋代的文人大多数都受礼遇。在他们科举考上进士后，一般都委以重任。
另一方面，宋代冗官的现象十分严重，政府机构臃肿，官员们一般都十分清闲，又都是文官，就有了许多时间做学问，有心思去探究宇宙人生中自己感兴趣的问题。“在人类对肉体生命、精神理想永恒和幸福追求的过程中，形成了对现实世界或者现有文化的否定意识，由此派生出变革现实超越尘世的心理，设想一个非现实性的神仙世界，遂产生了游仙动机。”（见《文人审美心态与中国文学十大主题》王立 著P337）在宋代，儒、释、道三种思想都注重内心修养，在思想层面上能有机地结合，到了北宋中叶，三教合一已经成为一种时代的思潮。
受此影响，在宋代，某些仕途顺利的人积极参与政事，但仍能保持比较平和的心态，比如晏殊。“对于某些处于不顺利境况的人来说，他们在现实的挫折和打击面前，却欲寻求精神上的解脱——或者说是在不圆满的境界中企求着超现实的自我满足。”（杨海明语）这类人则以苏轼为代表。苏轼作为一代文豪，儒、释、道三种思想在他身上均有表现。他一生以崇尚儒学，讲究实务为主，排斥老庄为异端；但同时，他自幼便喜读《庄子》。
中年后，他又喜与僧人来往，并曾表示要皈依佛僧。当他每每遇到挫折失意时，他的老庄思想又占了上风，他认为“游于物之外”，则“无所往而不乐”， （见《超然亭记》）要求以安然的态度应物，“听其所为”，而“莫与之争”（见《问养生》）[以上两处转引自《中国文学史》游国恩主编P51]，借老庄之学，帮助自己寻找到心理上的平衡。这大概就是叶嘉莹所说的，文人的修养应该是“显达时我有儒的‘兼济天下’的理想，穷困时我有道家的超旷襟怀，而不为这种忧患艰难所打败。” （见《唐宋词十七讲》）
宋代的文人追求的是较多的是在遇到坎坷、遭遇困厄时在精神上的内化，“一个人是要在忧患艰危之中，才能看到他的感情品格操守的。”（叶嘉莹语）“穷则独善其身”，宋代文人格外重视自我的调节，这也体现了宋代文人特有的内敛的文化心态。
宋代是一个崇文抑武的朝代，知识分子地位较高，许多文人同时具有许多身份——文人、学者、重臣。宋代又是一个君权高度强化的专制王朝，这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宋代文人只能在忠于君主、报效国家的位置上来寻找自己的价值，给自己定位。
同时，由于他们的身份具有多重性，他们在文学上的见解以及他们在政治上的观点不同，不可避免地造成剧烈的争议，引起社会状况的动荡，促使党争文祸的频繁。这些状况的长期影响，势必迫使诗人避祸全身，在背离现实的处境与惶惑迷惘的心境中努力认识自我的地位与价值，更多地反映着个人生活的狭小范围和心灵世界的内省体验。可以说，时代和生活的环境造就了宋代文人独特的心理结构，使宋代文人以一种内省内敛的心态来观照整个世界和人生，以冷静客观的心态来体察社会和人生，使得宋代的文化 [1] [2]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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