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孔子的中庸哲学否认或忽视事物对立面的不平衡性。
任何事物，其矛盾着对立着的两方面在力量上、地位上都是不平衡的，必有一方居于主导的统治的地位。如奴隶主和奴隶，奴隶主阶级是主导的统治的方面；封建地主和农民，地主阶级是主导的统治的方面；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资产阶级是主导的统治的方面。对立面之间（如阶级之间）有时会出现势均力敌的情况，但那只是暂时的，易逝的，基本的形态是不平衡。事物的性质，正是由主导的统治的矛盾方面决定的。矛盾主导的统治的方面转化了，事物的性质也就转变了。所以，要在事物矛盾着对立着的两方面之间完全不偏不倚是不可能的。孔子的中庸之道主要是为了维护奴隶制度、封建制度的社会秩序，尽管标榜不偏不倚，实际上是偏于占统治地位的奴隶主阶级、封建地主阶级，只不过反对过分压迫剥削罢了。
第三，孔子的中庸哲学认识到由量变到质变的度量关节线，知道变化超过一定的限度，就会引起质变，即旧质的破坏和新质的产生。但却畏惧质变，反对质变，设立一定的界限，用两条战线斗争的方法，反对过与不及，不让事物变化超过这个界限，产生质变，从而使旧质绝对化。毛泽东同志指出：“中庸思想是反辩证〔法〕的。他知道量变质，但畏惧其变，用两条战线斗争方法来维持旧质不使变化，这是维持封建制度的方法论。他只是辩证法的一要素，如同形式论理之同一律只是辩证法一要素一样，而不是辩证法。”（《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380页）他还指出：“旧统治阶级的两条战线斗争方法是反动的方法，用以维持旧质不使变化，使旧质绝对化。马克思主义的两条战线方法是革命的，只承认质的相对安定性，没有绝对主义。”（《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368页）马克思主义承认质的相对安定的合理性，更承认旧质向新质转化的合理性。马克思主义的两条战线斗争，不仅是为了维持旧质的相对安定性，更在于按照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推动、促进旧质沿着正确的方向和轨道，有步骤地由量变走向质变，产生新的社会和新的事物。
这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同中庸之道的本质区别。
关于改革、发展、稳定问题的思考
我们对孔子的中庸之道进行论述和批判，是着眼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中改革、发展、稳定问题的思考的。
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正确处理稳定、改革、发展的关系。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决议指出：“稳定是改革、发展的前提。”邓小平同志也反复指出，建设和改革需要稳定的政治环境。“中国要实现四个现代化，摆脱落后状态，必须有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必须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建设。”“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08页、284页）我们讲稳定，也要掌握事物发展的度，也要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反对“左”与右或者说过与不及。但决不可把我们讲的稳定混同于中庸之道，而必须与中庸之道根本区别开来。
首先，我们清醒地看到，稳定不等于没有矛盾。矛盾是层出不穷的，大量的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
要认真研究社会稳定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正确处理新时期人民内部的矛盾，才能确保社会稳定。人民内部矛盾不及时正确处理，也会发展成对抗。要坚持和完善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制度以及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巩固和扩大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要正确处理民族问题、宗教问题，依法打击民族分裂活动和利用宗教进行的非法活动，取缔邪教。还要严厉打击各种刑事犯罪和黑恶势力。
第二，稳定是为顺利进行改革提供良好的环境，而不是把旧质的安定绝对化，不要改革，反对改革。改革是发展的动力。邓小平同志指出：“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13页）在稳定的环境下，我国从生产关系到上层建筑，从经济体制到政治体制、文化教育体制，在经济、政治、文化的各个领域，都不断发生着深刻的革命性的变革。其变革之深之大，较之中国的第一次革命，有过之而不无不及。这种变革还在不断地稳步地向前进，向更深层次前进，从而为发展不断提供源源不竭的动力，而不能止步不前。改革一旦止步了，发展也就停滞不前了。
第三，稳定的环境促进了中国快速、持续的发展。邓小平同志指出：“要注意经济稳定、协调地发展，但稳定和协调也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发展才是硬道理。”（《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77页）发展是解决中国所有问题的关键。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