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孔子爱不爱惜自己的名声呢？答案是肯定的。孔子常常以君子甚至圣人为自我的标准，他常常告诉弟子们什么是君子所为，什么是小人所为；告戒他们要为君子儒，勿为小人儒。但这些都是在内心的德行上要求自己，却不是留恋于外在的名声，而且孔子确以超然于名声之外。当达巷党人说孔子真伟大啊，知识渊博却不刻意追求名声。孔子答道：“吾何执？执御乎，执射呼？吾执御矣。”（《子罕》）古代六艺之中粗俗者莫过于御、射，而驾车又比射箭更加粗俗，孔子却对此一笑而已。而对于虚假的名声，孔子更是不屑一顾。一次孔子大病，子路在用人的时候估计讲排场过火了，超过了孔子本应有的礼数，孔子便批评子路说：“吾谁欺？欺天呼！”（《子罕》）可见孔子对子路的行为是很不满意的。对于那些急于成名的人，孔子也是持反对的态度的。阙党的一个童子，估计自恃甚高，给人感觉很有气魄，而孔子却留意了这个童子的行为，他说：“吾见其居于位也，见其与先生并行也，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宪问》）对于这些不懂礼节而急于成名的人，孔子认为只是在乎他们的名声，而并不是追究实质上的进步。

我们讲超脱，并不是舍弃，更不是要做个故做威仪的假道学老儒。名与利，富与贵，原本就不是什么坏东西，它做为人的一种欲望，或者人们追究积极向上的动力，即便是孔子也只是“罕言利”而不是不言利，退万步而言“无小人何以养君子？”我们生活在一个现实的世界里，对于人类社会而言，是由各种各样、纵横交错的社会关系所构成的，而这些社会关系的之间又渗透和背负着各样的欲望、动机、责任等。因此，即便是以肱为枕，望天上浮云游荡的“孔颜之乐”是如此的令人向往，但我们不是、也不能要求人人都如孔子，都可以有超脱的精神，只要不过于沉溺于名利富贵，不为自我的一些利益名声而不则手段，也就是了。再形上的乐道也不能脱离现实的生活。

三  乐道极处便是仁

一般学术上认为孔子的思想是以仁为核心的。单单是在《论语》中便有一百多处论及到仁，孔子也从各个方面去讲述仁的思想。于孔子而言，其所要塑造的世界是个仁的世界，以仁为核心，然后推及而开，处处无不仁，时时无不仁。孔子可能想从根本上塑造人的心灵。仁字与人字同音，从字的结构上把仁拆开便是两个人。而从仁的意思上，单就《论语》而言至少有两个用处。第一个是用来形容人，孔子一部分人称为仁者，如“仁者爱人”等，大体上可以解释为有仁爱的人。第二个仁也做为一种人所追求的目标，如“苟志于仁”等，大体上可以看做是一种本体的思想。也就是说，这里至少有两个层面，首先仁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其次是于世界而言，仁的地位先验的超出了物质范畴，也就是说，世界的万事万物无不包含着仁，即使是世界的形成过程中，仁早就在其中了，甚至是起着指挥的作用。于是在孔子处，显然乐道是不能脱离仁的，而乐道也只有在仁中才能得到真正的升华。

孔子讲：“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里仁》）。可见，在孔子看来，在追求乐道的同时，也是时刻离不开仁作为后盾的。从比较浅的层面来说，如果一个人没有一颗仁爱的心，往往这个人追求的快乐是一些恶乐，或者说在善恶之间比较偏与恶的方面。这样以来，偏离了仁爱的乐，便不是孔子的乐道了。没有了仁爱的乐道，孔子认为：“不仁者不可以长处乐。”（《里仁》）也就是说，没有仁慈的心的人，不会永远的感到快乐。而从深的方面来说，孔子认为：“仁者乐山。”（《雍也》）我们中国古代的哲学家多数认为人性出于自然，自然的一些特征也会反映于人心，人性和自然在很多时候是合二为一的，或者说是天人合一。仁者的乐道便高山一般威严，长久，而巩固。高山不动，但其静中有存在的勃勃的生机。乐道若如高山，那其心境便如高山般和平宁静，任随岁月蹉跎，沧海桑田，亦无所变迁。乐道若能到高山之境，也便到了极处了。到了极处，乐道便超越了自身，乐道也就成了仁。

要之，乐道是人的思想感情，是人的意识的一个方面。我们马克思主义认为，意识对物质具有巨大的反作用，正确的意识对客观世界的发展具有促进作用，错误的意识对客观世界的发展具有阻碍作用。当然，把仁或者乐等人的意识扩大为世界的本体，那是过了头的。但于人的心灵追求来讲，我们讲乐道是非常有必要的。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学而》）学则在个人，学是为了自己快乐的生活。“有朋自远方来”，是谓乐道更在于群体，也不是个人的独立存在。“人不知而不愠”，不愠便是乐生的态度，既是在个人能够在群体中却不失自我的尊严，能够在生活中，超脱于外在的名利，超脱到了极处便成了仁。这三个层面愈转深入，便是乐道的根本，也便是孔子追求的乐道。

参考书目：

[1]李泽厚．论语今读［Ｍ］．北京：三联书店，2006
 
 

上一页  [1]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