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论

孔子的认识论也有“生而知之”和“学而知之”的矛盾。但他从多年的教学从政的实践中，得出了“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为政》）和“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里仁》）的学思观和言行观。
孔子把人分为“生知”、“学知”、“困学”、“不学”四等，说：“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季氏》）提出：“惟上智与下愚不移。”（《阳货》）“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同上）谈到他本人，他并不以“生知”而自封，“吾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述而》）“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为政》）“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子罕》）提倡多问、多见、择善而从，“入太庙，每事问。”（《乡党》）这是一种接近实事求是的精神。
孔子在强调耳闻目睹、亲身见闻的同时，提出思考的重要性，“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主张思考要建立在已有知识的基础上，否则即为空想。“吾尝终日不食，终日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这在一定意义上已接触到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关系，而且相当重视理性认识。他提出：“闻一以知十”（《公治长》）、“下学而上达”（《宪问》）等为学之方。懂得一件事，可以推演而知十件事，学习基础的知识，可由此进而领会高深的道理，此即理性演绎的方法。
孔子主张说话要慎重，但做事要敏捷，而且要求言行一致。他说：“敏于事而慎于言”（《学而》），“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里仁》），“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子路》）

方法论

中庸作为方法论，是孔子的世界观、天命观的产物。《礼记?中庸》是发挥孔子中庸思想的专著。中庸是孔子哲学中的重要范畴：“中”，即中正、中和；“庸”，即常，“用中为常道也。”（《礼记?中庸》）从文献看，孔子以前已有“中”的记载，但明确提出“中庸”的是孔子，孔子讲：“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他哀叹，“中庸”这种至德，老百姓很久以来就缺少了。子思（孔子之孙）作《中庸》，系统地阐述和发挥了孔子的中庸思想，并把“中”、“庸”和“诚”的思想绝对化，宋代朱熹将其并入“四书”。
中庸要求“允执其中”（《尧曰》），就是说既不站在矛盾的否定方面促成矛盾转化，也不支持矛盾的肯定方面实行残酷斗争，而是站在中立的角度，使矛盾统一体协调地保持下去。表现在政治中，他主张仁政德治，各安其分，各得其所，重损益而轻变革；表现在方法论上，强调矛盾的统一、调和与联结，反对过头和不及。
孔子说：“过犹不及。”（《先进》）“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子路》）“舜其大知也与！舜好问而好察迩言，隐恶而扬善，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其斯以为舜乎！”（《中庸》）孔子所处的时代，正是新兴势力发展到要冲破旧统一体的时候，而他却要缓和这种矛盾，防止统一体的崩解，因此客观上起到“守旧”的作用；但在人际关系的处理上，中庸是不偏不倚，无过不及，所以孔子认为从大公无私的立场上可以对不同的人进行调和。面对春秋时代的巨变，孔子斥之为“天下无道”，努力恢复西周初年那种和谐、安定的状态，致使他的政治主张到处碰壁；但在个人的修养方面，使多种对立的因素统一、和谐，“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雍也》）
孔子的中庸方法论的特点是调和矛盾，但他毕竟是承认矛盾的，并且把对立着的矛盾双方概括为“两端”或“异端”。他说“吾有知乎哉？无知也。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我叩其两端而竭焉。”（《子罕》）孔子用“两端”来概括事物内部互相背离的两个方面，是合乎认识逻辑的。同时孔子还重视“后生可畏”和“权”变处事，提出“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子罕》）并强调“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子罕》），把权变应时看作修养的最高境界。孟子说他是“圣之时者”，恐是对他晚年对中庸的认识达到的新层次的评价。毛泽东对此称赞道：“孔子的中庸观念是孔子的一大发现，一大功绩，是哲学的重要范畴，值得很好地解释一番”。（见《毛泽东书信选集》第1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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