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标准；既强调“无可无不可”，又强调“义与之比”。总之，孔子所强调的中庸之道，作为一种“至德”，它所培养出来的人格与鲁迅先生所讲的“卑怯”人格是完全不同的。但是，也需指出的是，在中国这样一个专制社会里，当社会公正完全操纵于个人手中时，必然会产生“德”与“福”之间的严重背离，也必然会使社会成员采取一种谨慎的处世态度而不敢放任自己的个性。而当个体受压抑形成一种习惯时，就很容易产生一种受虐心理，一日无君无父便感到惶惶不可终日。而在这种受虐心理（皇权主义心理）的支配下，谨慎处世就很容易走向曲意逢迎的境地，形成鲁迅先生所说的奴卑人格。而乡原与伪君子就是这种人格的典型。这一点，东汉哲学家王充看得明白，他说：“修身正行，不能来福；战栗戒惧，不能避祸。”故“偶俗全身，则乡原也”（《论衡·累害》）。由此可见，乡原的产生确有其特殊的社会历史根源，但是，孔子认为，这一点不是一个人沦落的理由，因为，在中庸之道的“时中”精神看来，无论何时何地，何种处境，人皆有向上一路可求，“拒绝妥协”的“时中”，这是孔子中庸之道的精神实质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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