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想到这小子跟他爷爷也闹得这么僵，各开各的店不说，连去照一面的胆儿都没有。不过，他是得找个人去看看。他是他爷爷带大的。
“好吧，我去。”我说，“光干这点活儿可赚不来一百块，还要干点什么？”
“你回来再说吧。”他不以为然地摆摆手。
“你爷爷不会把我也推成个‘盖儿爷’吧？”我胡噜胡噜自己的脑袋，嘻嘻笑起来。
“那倒不至于，你又不是小孩儿。”“盖儿爷”也乐了，“老头子手艺还是挺棒的。再说，哪儿不满意了，我的‘丽美发廊’还给你‘保修’哪。”
“你刚才说的，那剃头铺子在哪儿？”
他告诉我，在辘轳把胡同一号。
“你顺着老头子一点儿。夸夸他的手艺。用好话填他几句。”“盖儿爷”一边使劲儿挤着眼睛，一边想着还有什么可叮嘱的。看得出，他有点儿不放心，可又不太好意思吩咐得过多，“记着，千万别把我‘卖’出去就行啦！”
说真的，我挺感激这位“盖儿爷”。
也就是遇见了他，我才张得开口求他帮这个忙。要是他也和别的“包座儿”们一样，吆三喝四的臭狂，我才不能跌这个“份儿”呢。话又说回来，也就是他，才又掏钱又装着哄我，换个别人，就我这副“大爷”劲儿，还想找挣钱的门道哪，玩蛋去吧。我得承认，“盖儿爷”哄得我挺舒坦，接下他这一百块钱，还不让人觉得丢“份儿”。“你跑这儿干什么来了？这儿，不是你来的地方啊。”“求我？你该……该不是骂我吧？”“哪能让你受这委屈呀！”……回家的路上，我不只一次想到他那可怜巴巴的模样，常常忍不住想笑。
可是，我仍然觉得心里的什么地方总有点别扭，好像丢了件什么重要的东西，却又想不起来，没着没落的。其实什么也没丢。一百块钱揣得好好的，就连那本捡来的《希特勒和爱娃》，也还装在裤兜儿里。渐渐的我才明白，这别扭劲儿说不定也正是“盖儿爷”那副贼头贼脑、可怜巴巴的模样招来的。这模样一下子使我想起他在柳家铺中学时的倒霉样儿。有一次，我给他一张人民大会堂春节联欢晚会的票，他足足美了一天。而如今，不管他怎么继续在我面前可怜巴巴，不管他怎么用“互相帮忙”来哄我，我他娘的也明摆着成了这小子花一百块钱雇来的“小厮”啦。
我一点儿也不怀疑“盖儿爷”对我的真诚，他连半点盛气凌人、志得意满的神色都没露。可事情就是这么一回事。我还没傻到连这个火候都看不出来。还真的让我哥说着了，从小爹妈给了这么一张脸皮，想到自己怎么就成了个“打短工”的，而且还是给“盖儿爷”打“短工”，心里还真他娘的不是味儿呢。
这把我弄到了钱以后心里升起的那一点点得意冲得一干二净。回到了家，老爷子正在客厅里看报纸，这倒是把八十块钱拍还他的机会。可我哪儿还有这份心思。我一声没吭，进了自己的房间。我把钱扔进了抽屉里。
第二天早上，我还是到辘轳把胡同去了。
不知是昨天夜里还是今天清晨下过了一场雨，现在天空还是灰蒙蒙的，太阳被融化成惨白惨白的一片，路面湿漉漉。行道树下，落着薄薄一层枯黄的叶子。
那家剃头铺子就在珠市口大街拐进辘轳把胡同的把角儿处。按照“盖儿爷”说的路线，坐20路汽车在珠市口下车，沿大街照直走，果然一眼就可以看见胡同口上那两间窗玻璃、门玻璃上写满了“理发”红漆大字的小破房了。窗台下，戳着一只孤零零的煤球炉子，半死不活的样子，看不出是不是还生着。暗红色的小门歪歪扭扭，我琢磨着它一开一关时，整间屋子都得颤悠。门把手周围黑糊糊一层油垢，刮下来称称，不够二两，我死去。要是以前，让我钻进这儿来理发，您宰了我得啦！
走到门口，我犹豫了一下。因为我听见里面怎么还有人唱戏。
将酒宴摆置在聚义厅上，
我一同众贤弟叙一叙衷肠。
窦尔敦在绿林谁不尊仰？
河间府为寨主除暴安良。
黄三太老匹夫自夸智量，
指金镖借银两压豪强……
我对京戏一窍不通。不过，我们家老爷子爱听。所以我也还能听懂几句。特别是听他唱“窦尔敦”、“黄三太”什么的，跑不了是《连环套》、《盗御马》呗。从半敞的小门往里看去，屋里很暗，中间摆着一把也不知哪朝代的理发椅子。这椅子全是木料，敦敦实实，大概使到驴年马月也还是这副样子。椅子旁站着一个驼了背的老头儿。这老头儿又矮又瘦，眼睛凹陷了，腮帮子也瘪了，身上挂着一条皱巴巴油腻腻的白围裙。没错儿，这肯定就是“盖儿爷”他爷爷啦。戏不是他唱的。他拿了块抹布，没完没了地在理发椅子的前前后后擦来抹去。唱戏的人在窗户底下坐着，从外面只能看见一个剃得油光光的大秃瓢在得意洋洋地晃着。屋里不定哪个旮旯里还坐着另一位，因为当“秃瓢儿”唱完了以后，另外还有一个声音和剃头匠你一言、我一语地捧起场来。
“够味儿啊。”剃头匠的瘪腮帮子巴唧了两下，跟真的把这点“味儿”咂巴进去了似的。
“老喽！没底气喽！”“秃瓢儿”还挺谦虚。
“您客气！”声音里夹着咕噜咕噜的痰声。就凭这，那一位恐怕也是七十岁都打不住的主儿。“谁不知道你们辘轳把胡同的‘双绝’呀，一是蔡大哥的剃头手艺，一是您忠祥大哥的二黄。今儿我算没白来。头也剃了，唱也听了，‘双绝’，全了……”
“您可别这么说。我这两嗓子，跟蔡师傅可没法儿比。我这是玩票，人家是正经的手艺！”
“手艺？”剃头匠“哼”了一声。他继续拎着抹布，找他的椅子缝儿，“您就别提什么‘手艺’啦。也就是你们老哥儿几个拿我当回事儿。去别处，没人给你们掏耳朵底子、剪鼻毛呀。”
老头儿们一起“嘎嘎”地笑了。
我拉开门。剃头匠上下打量了我一眼，说了声“来啦”，又打量了我一通。他不再看我，和老头儿们交换了一道疑惑的目光，他们又接着聊起来。
“我看，您就别为您的手艺生气啦。”那位叫“忠祥大哥”的红脸老头儿一副乐呵呵的开通样儿，“再说，我可听文化站的人说了，明年正月，要在地坛开庙会了。白塔寺的‘茶汤李’都预备好他的大铜壶啦。您就预备着您的剃头挑子吧，说不定还请您出山哪！……”
“别逗了。没人请我！茶汤儿有人喝，大串儿的糖葫芦有人吃。这年头儿，谁还上庙会剃头去？”
“不管怎么说，您还时不时有个仨亲的、俩近的，就认您这一路手艺，非得求您给剃剃不可呢。我的手艺呢？我的手艺哪儿使去？这会儿，北京还有抬棺材出殡的吗？”
敢情这位“忠祥大哥”是抬棺材的！
“实话，实话。”一说话就痰喘的老头儿坐在一个小板凳儿上，背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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