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茵是老朋友了。上个世纪90年代，我们相识在《家庭》杂志的一次活动中，那时她还是《家庭》的一名编辑。随后不久，她就相继发表许多清新淡雅的散文随笔，从而成为某些评论家称之为“小女人”散文的代表作家之一。“小女人散文”这称谓，或可概括那个时代某些女性散文家的特点，闲适、纤巧，然格局有限。惟不知黄茵是否认同这一叫法，反正我是不大喜欢的。之所以不喜欢，是因为觉得有点简慢的味道。每个作家都有自己生活的阅历，有自己的视野与局限，提出批评、建议甚至加以指教，都无可厚非，但对他们的精神劳动，无论如何，都是不应简慢的。就拿所谓的“小女人”散文来说，希望它们拓展更宏阔的视野，反映更丰富的生活，当然是对的。然而我们对她们为当下文学所作的努力和贡献，是否有清醒的认识和足够的肯定？……当然这都扯远了，姑且不去管他。与《1951-1953，中国的军人与中国的文人》这本书有关的话题是：对人，比如对那些曾经被我们称之为“小女人”的散文家们，对那些“住小户型，开宝来车，泡星巴克，吃哈根达斯，看伊朗电影，读杜拉斯”的“时尚小资”作家们，包括对那些被人称之为“80后”的青年作家们，是否应该对他们关注社会的热情，对他们投身时代洪流的可能，对他们拓展视野的努力，给以更多的信任与期待呢? 
　　我这感想来之于黄茵的这本《1951-1953，中国的军人与中国的文人》。你能想到“小女人”黄茵忽然面对起历史的硝烟，搞出这么一本书来吗？ 
　　不久前黄茵给我来了个电话，让我颇感突然。进入上个世纪的最后几年，黄茵似乎是渐渐淡出文场了。其间我曾数度到广州出差，问起黄茵，几乎没有人知道她的去向。然而，她竟从天而降，说是带了很多中国作家艺术家当年到朝鲜战场慰问、采访的照片，来北京找人辨认来啦。我知道，上世纪50年代初爆发的抗美援朝战争，牵动着全中国人民的心，也吸引了一大批中国作家艺术家的目光。1952年3月，时年40余岁的巴金先生就曾率领17人的作家采访组，来到了朝鲜，在战火纷飞的前线度过了三百多天，后来写出了《我们见到了彭德怀司令员》、《团圆》等作品。中国文人与中国军人在战火中共处的日日夜夜，似乎很少见到图片的呈现。而黄茵的外祖父、著名的广东作家黄谷柳既是采访组的成员，又是兼职的摄影家。黄茵告诉我，她从外公的遗物中发现了一批摄影底片，原来就是黄谷柳拍摄的巴金等文艺家在朝鲜前线的珍贵写真。她把这些底片冲印出来，发现了它们的重要文献价值，可是她只能从这些照片中认出自己的外公黄谷柳和巴金先生，由此产生查证照片人物来龙去脉的愿望。随后，她辞去公职，带着她珍贵的图片、《黄谷柳赴朝日记》以及一些有关人士的回忆文章，还有羞涩的“阮囊”，走上了艰难的探访查证之路。 
　　作为中国现代文学馆的馆长，这消息给我带来的欣喜是不言而喻的。然而我更为欣喜的是，作为文学同道，我知道这本书对于黄茵的意义———它标志着一个作家更新、成长和前行的努力。是人生的偶然还是历史的必然？由于这些旧照，使黄茵开始面对大世界。她由此而走向历史、走向前辈的心灵、走向大时代的风云。
　　翻开这本书，只要看看“附录”里对每张照片辨识过程的记录，就不难看出黄茵在这几年间都做了些什么。黄谷柳所摄照片中人大多已经作古，黄茵在幸存的老人们和他们的子孙中间穿梭，或者唤醒亲历者对半个世纪以前一段生活的记忆，或者搜寻晚辈回忆先人的吉光片羽。这实在是一件艰难而悲壮的工作。有的人认出了他们的同伴或战友，甚至还有人找回了他们交给黄谷柳的战地日记，年逾古稀的他们借助这些照片回到了战火纷飞的年代，有的还找回了暌违多年的战友；有的人辨认出了照片上的战友或朋友，却因为年事过高，无论如何也想不起他们的名字；更有一些人刚刚接受完访问，就撒手西去。辨识照片的过程，实际上成了50多年前中国文人和中国军人一段佳话的寻访，成为当年的军人和文人的后代们追思激情年代、感慨先人业绩的线索……经过历时三年的查找探访，编选撰写，黄茵终于用黄谷柳的摄影和她的探访故事，再现了朝鲜战场上中国文人和军人的身影，书写了她对时代、社会、前人和人生的全新感悟。因为黄茵的发现和整理，有那么多活跃于朝鲜战场上的作家身影重新走到我们的面前。 
　　因此，这本书———《1951-1953，中国的军人与中国的文人》，对于当代中国文学史来说，具有不可或缺的文献价值，对于黄茵，或许更是一次弥足珍贵的心灵洗礼和情感升华，而对于文学界同人以及广大读者来说，从中应可感受中国知识分子“感时忧国”的伟大传统，又可发现中国年轻的作家们不断进步的足迹吧。（羊城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