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认识了刘厚明、蓝荫海，后认识了朱旭，随后又认识了林兆华、吴桂苓、吕中……后来就认识于是之了。想想在自己徘徊于文艺之门的时候，居然一下子认识了那么多北京人艺的艺术家，心中真是不由得暗自庆幸。如果那是文艺繁荣、百花盛开的时代，于是之们绝对没有那么多闲暇理我，就算他们礼贤下士、平易近人，我也绝无勇气去和他们啜酒闲聊，而那个百花凋零的时代却给了我难得的机遇。 
　　我是在刘厚明和蓝荫海到京西煤矿体验生活时结识他们的，那是1974年前后的事情。其时我正好在京西木城涧煤矿做工，还是矿山的业余作者，不知他们两位从何方得知了我的情况，找我谈了一次，大概觉得我“孺子可教”，提出请我也来参加写作。我当然喜出望外。 那次跟着厚明和老蓝写话剧，其实就是我创作生涯的启蒙。厚明那时已经是著名的剧作家和儿童文学作家，60年代以《箭杆河边》声名远播。老蓝是演员出身，有着丰富的舞台经验，和厚明一起构思剧本时，老在想着那剧本在舞台上“立起来”是啥样子。作为旁观者，我时而为厚明的才情惊异：采访时在我看来不值一顾的材料，被厚明编进戏里，顿时光彩照人妙趣横生；我时而又为老蓝的经验而叹服：我为之兴奋不已的情节，老蓝却忽然会说“没法儿演”，他告诉我：您设计的这段心理活动很精彩，但您得给您的人物找个“说话人儿”，话剧舞台上固然可以独白，却又不能全是“独白”……当然我受到的教诲和启迪远不止这些。比如是他们使我懂得了如何运用戏剧性的推进来昭示人物的心灵和性格，使我懂得了如何运用氛围的营造来烘托艺术形象……更多的，是看似闲言碎语，却深藏艺术妙趣的东西。比如蓝荫海老师给我讲过拉大幕的杜广沛如何设计了《蔡文姬》中“文姬远去”的闭幕，留下了那个经典的结尾，还给我讲过焦菊隐先生如何从《茶馆》一稿中披沙沥金，提出建议，奠定了这部不朽名作的题旨。我得坦率地说，我们一起写话剧的时代，正是文艺家们最为苦恼憋闷的时代，“革命样板戏”所创造的“三突出”原则以及许许多多“清规戒律”，使创作已经成为真实生活的过滤器和真情实感的绞肉机。在我跟着刘厚明和蓝荫海一起创作的过程中，最为深切地感受到了他们面对“左”的文艺路线时的无奈与愤怒。然而这一无奈与愤怒的“副产品”就是，他们更多地把自己沉浸在老北京人艺浓郁的艺术氛围里。比如老蓝还给我回忆起周总理怎么到人艺的宿舍看望艺术家，怎么到人艺看演出，回忆起人艺的门卫怎么也要到《茶馆》里当当群众演员，“票”上一场……尽管直到那时候，除了当时上演的《云泉战歌》，我没有看过更多人艺的演出，但人艺的传统，人艺的辉煌以及艺术家独特的个性，几乎让刘厚明、蓝荫海给我熏得如醉如痴。因此，说当时的文艺政策使刘厚明、蓝荫海苦不堪言，是不错的，说那苦闷与无奈后的感慨又使我获益良多，也不为过。 
　　苦不堪言的结果是又迎来了一个朱旭。他高高的个子，微驼着背，说话有些结巴，走到大街上谁也不会认为他是一个了不起的大艺术家。当然我见到他之前已经听厚明和老蓝无数次赞美过他了。他们不光赞美朱旭的人品艺品，还赞美他的两个儿子，说他们如何聪明，如何自强不息，虽然至今也没见过他们，但时隔三十多年了，关于他们的许多细节似乎还历历在目。按照老蓝的说法，朱旭是当时的院领导为了加强我们创作组的力量派来的。如今回想起来，在那样的政治和艺术氛围中，我们怎么可能搞出像样的剧本来呢。朱旭老师当时是什么处境我不知道，但看得出，在没戏演的时候，他乐得来到我们的创作集体，同时，他也乐得来到矿山看看。我见到他时，他已经入住木城涧煤矿的招待所里了。他性格风趣，为人谦和，我们之间的第一个话题，竟然由吃而起。我记得他似乎是有一点胃病，于是我很客气地说矿区的食堂如果吃不惯，可以找他们特别关照一下。朱旭忙不迭地说不用不用，说着就弯腰从挎包里拿出一个小小的“酒精炉”来。这“酒精炉”真是令我眼界大开：是用那个时代装135胶卷的铝皮盒子做成的，直径大约不过20到30厘米，高不过50厘米。果然和老蓝说的一样，这位大艺术家雅好“奇技淫巧”，他居然往那“酒精炉”里倒上酒精，为我们演示起来。蓝色的火焰幽幽地在那自制的“酒精炉”里跳动，朱旭兴致勃勃地介绍它的做法和妙用，他说必要的时候，用它煮一碗挂面绝对可以应付。他之兴致勃勃使我想起了老蓝给我讲过的一段话，他说有的人在台下真像一个冠盖寰宇的艺术家，到了台上却毫无光彩，而真正伟大的艺术家在台下绝对素朴而随和，只有到了台上才光芒万丈。朱旭重上舞台和银幕时我才看到了他的表演，沉浸在他所塑造的形象里，我总是久久难以自拔。回味他所展示的艺术才华，我总是不由自主地想起30年前木城涧矿区招待所里那次关于“酒精炉”的谈话，对于真正的艺术大师而言，伟大的艺术和素朴的人格，从来就是如此水乳交融。使我得出这一结论的不仅只是朱旭。比如我从未有幸结识的牛星丽与金雅琴，他们走在胡同里，谁相信他们是了不起的艺术家？而到了舞台上或银幕里，谁不为其绝妙的演技所折服？又比如已故的艺术家刁光覃，我居然和他在一间斗室里度过一个晚上。那时候我们的剧本已经开始进入写作阶段了，我初到人艺，被安排在剧场东侧的一间小屋里暂住。那间小屋里只放着两张床，好像别的家具也放不下了。时值冬天，暖气管子漏气，似乎也没有窗户，因此屋里响着“滋滋”的声音，弥漫着水雾。我睡到半夜的时候，忽听门响，随即灯亮了，进来的是刁光覃。他不认识我，我却是认得他的。见我醒了，他一个劲儿向我道歉，说是因为太晚了，回不了家，来此暂住一晚。第二天我才知道，是因为剧院没有腾出空房，让我到刁光覃休息的房间里暂住一晚，其实是我占了人家的房子。我说没事没事，只是这房里太吵，暖气也漏，可能您受不了。随后我就自我介绍一番，又告诉老先生其实我和他的儿子刁小林是同学。话题便由此开始，也不知聊到了什么时候，也不知是谁先睡着了，第二天我醒来，刁光覃已经不见了。我相信他离开时一定是轻手轻脚的，生怕打搅了我这个来自边远矿区的业余作者。此后我们曾经在人艺的食堂里遇见过，他已经记不得我的名字了，乐呵呵地说：“小林的同学啊！”慈祥得像邻家的大伯。 
　　和于是之的交往就稍微深入一些了，那时候和我一起挖煤的工友严燕生已经调入人艺做了演员。燕生谦虚好学，初入人艺知道自己的不足，就很注意找前辈求教，每次午餐，老是端着饭菜找住在剧院里的于是之闲聊。当时我也住在剧院里写剧本，就被他拉了去。有时厚明和老蓝来了，也一起端着饭菜到是之那儿用餐。是之好饮，量不大，每次吃饭都要喝一杯枸杞酒。记得是之家临窗的桌下，有好几个大大的酒坛子，有玻璃的，也有陶瓷的，从玻璃坛子里可以看见，里面泡的枸杞，大约占了1/3的地方。是之总是自己先倒上一杯，随即告诉我们，酒，不名贵，就是二锅头，喜欢的，自己倒，不妨也喝一杯。于是我们便不客气，自己找了杯子，各取所需。往后，无须他说，自己便倒了，再往后，到是之那儿“共进午餐”是越来越勤了。我离开人艺大约几年以后，有一次到人艺去找严燕生，赶上午餐时间，居然他还在是之那里啜酒，一起喝的，还有锦云、王梓夫，我记得进门时曾模仿王利发骂唐铁嘴的一段台词开玩笑，大意是说，没有你们这样的啊，到我们家蹭酒喝，还传代啦！ 
　　和于是之一起啜酒闲聊，最多的内容是发泄对那个时代文艺政策的不满。当然我们还没有胆大到指名道姓骂“四人帮”的地步，但几乎每一次吃饭，都会有一些关于文艺乃至政治的“消息”传来，由此引起话题。比如关于“三突出”，关于《创业》和《海霞》的批示，关于“批林批孔批周公”，等等。到了1976年清明节，话题则更多地转向了天安门广场。是之言语平和，口气委婉，对所有的不满都用质疑、商讨的口气说出，比如说到《创业》，他说：“这是怎么了？我看那片子不错啊，怎么又有了问题啦？……”由此大家就说到了工业题材的创作，说到了正面人物的塑造，说到了人物性格的多元性和复杂性。“四人帮”的那一套文艺怪论，好像成了现成的“反面教材”，作为一个初入文艺之门的青年，我自然又是最大的获益者。 
　　1976年10月，我们终于把郁郁地啜酒变成了把酒狂欢。我和人艺的艺术家们一起走上街头，喊着口号，欢呼粉碎“四人帮”的胜利，我也曾和他们一道，出席天安门广场的欢庆大会。那时的人艺，人人欢欣鼓舞，家家喜上眉梢，仿佛天天沉浸在节庆的喜悦之中。我印象最为深刻的，是在三楼小礼堂举行的诗歌朗诵会，因为那里曾经是周总理、邓大姐和人艺的艺术家们共唱《洪湖水浪打浪》的地方，那次朗诵会，使我又一次沉浸在艺术家深情的缅怀和豪迈的前瞻里，我也坚信，和我们的祖国一样，人艺这伟大的艺术殿堂，一个崭新时代开始了。 
　　和于是之们一起度过的那一段时光，固然是我们的国家政治生活和艺术环境都极为黯淡的日子，但那黯淡中顽强地闪烁的心灵之光、艺术之光，是点燃我生命的火种，为此它将成为我心中永远美好的回忆。（天津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