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早就知道陈喜儒的名字，读过他的文章和译作，在外事场合，也见过几次，但那时不熟，印象中，人如其名，有书生气，书卷气。     
    我到中国作协工作以后，与喜儒渐渐相熟起来，知道他喜欢文学，热爱对外文学交流事业，工作认真严谨。他不满足于迎来送往，宴会座谈，参观游览，总想些办法，使文学交流向纵深发展。     
    喜儒翻译了许多日本文学作品，熟悉日本文坛，有许多日本朋友。为使对日文学交流适应中日友好运动的深入发展，保持高层次、长期、稳定的交流态势，他与同事们精诚合作，想了不少办法。比如：与东京都日中友协合作，组派中国作家到日本“洋插队”两个月，每次确定一个主题，深入了解日本社会。又比如，为改变“干杯友好”的交流模式，在日本作家团来访前，翻译并发表他们的作品，把中日作家座谈，变成有的放矢深入切磋的作品研讨会，受到日本作家的热烈欢迎、高度评价。日中文化交流协会理事长、著名作家黑井千次就多次说：“这种交流方式，在日中文化交流史上，是一大发明、一大贡献”。喜儒积极促进中国新时期文学在日本的传播，支持野间宏先生出版五十卷中囯当代文学作品的计划。以野间先生为首的“中国现代文学编选委员会”很快翻译出版了王蒙、贾平凹、茹志鹃、史铁生等作家选集十卷。此项目虽因野间先生不幸病故而中断，但喜儒联络推介之功，是不可埋没的。     
    与喜儒接触较多的一次，是出版《立松和平文集》。立松是我的老朋友。1984年，立松是胡耀邦总书记邀请来访的三千名日本青年朋友的一员，我因参与接待与之相熟。当时我与立松最为热切的期盼就是——触摸浸泡着异国同行心血的作品，进而触摸那个独特的、凝重的灵魂。立松在中国被翻译发表的短篇小说《祗园祭》是我促成的。我在日本被翻译发表的第一篇小说《盖棺》是立松促成的。     
    后来喜儒写了一篇文章《立松和平——一个谜》，发在由宗仁发先生主编的《作家》上，引起了出版家的注意，约他编选立松作品。喜儒读了立松近百本书，精心编选了立松文集三卷。他选了立松的成名作、代表作和反映当前日本社会问题的作品，重点是立松反映日本经济高速发展时期，社会形态失衡、内心冲突加剧、价值观、伦理观变化的作品，为关注现实生活的中国作家，提供了不少来自异国的启迪。他花费很大精力编选立松文集，还有他深层次的考虑——他对我说，近年来，日本一些肝胆相照的老朋友如中岛健藏、野问宏、井上靖、尾崎秀树等相继逝世，后继堪忧。今后想多结交一些日本中青年作家，多翻译介绍他们的作品，增进他们对中国的了解和感情。我理解他的苦心。     
    喜儒在中国作协外事部门工作了二十八年，其专长在中日文化交流方面，对亚洲非洲各国的作家，也多有接触，结交了许多真诚的朋友。他是有心人，注意观察和资料积累，也很勤奋，他着手写作《中国魅力——外国作家在中国》一书，就直接来自他与外国作家接触的感受。喜儒又是个性独特、妙趣横生的学者，因此此书无论对外国作家作品的研究者，还是对普通的、爱好文学的读者，都会是很有价值的。     
    喜儒在作协工作期间，适逢改革开放，中国日新月异的飞速发展，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外国作家朋友的感想、思考、意见，就像一面镜子，真实地反映出我国发生的变化和成就，也反映出不同文化的差异与我们有待解决的问题。     
    文学交流，说到底是以文会友，而这些“友”中，有小说家、诗人、戏剧家、评论家、学者、教授、政府高级官员、退役将军，他们的社会地位有高低，文学成就有大小，修养有深浅，贫富悬殊。尤其是他们的性格，五花八门，或豪放直率，或温文尔雅，或嗜酒如命、喝得天昏地暗，或古怪任性、落落寡和，或放荡不羁、桀骜不驯……与他们打交道、交朋友，既需要宽容、理解、尊重，也需要原则、技巧、智慧。喜儒以他的宽厚、真诚、学识和品格，赢得了他们的友情、信任和尊重，与他们成了朋友，所以才有了这一副副生动逼真的人物肖像。 
    当我得知喜儒的《中国魅力》成为中国作家协会2007年度重点扶持作品，又得到上海文艺岀版社的厚爱而即将出版时，我由衷地高兴，并在此对作者编者出版者表示祝贺。（文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