斗胆给柏杨先生的小说写序，是因为柏杨先生及其夫人张香华大姐的嘱托与鼓励。柏杨先生我神往久矣，以前一直不断读到他的杂文与说史著作，想见其为人，早已高山仰止，后来又多次承蒙他的关心和抬爱，然而至今未瞻道范。忽接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常雪莲女士手札，转告柏杨夫妇美意，说该社即将出版的《柏杨小说精选集》请我作序，冷汗当即冒将出来：小子何德何能，应承这等差事岂不自找附骥之议？几次欲连线台北，找香华大姐请辞，又自省接到这差事时，十分感动之余，内心深处还是有几分得意的。现在又“虚情假意”般谢绝，是不是有点“丑陋的中国人”的味道？呜呼，柏杨先生，一语成谶，真真让晚生我左右为难也。 
　　“附骥”于柏杨，始于1984年。那年秋天我访美归来经香港小停，受到香港作家彦火（潘耀明）兄的接待。彦火请我回内地后，代为联系10位作家，编选各自的作品集，由他介绍在台湾出版。当时台湾还没有解除所谓的“戒严”，引入大陆作品是冒着极大风险的。作为10人中的一个，又作为这一批大陆书稿的牵线人，我不能不对彦火兄的创意提出疑问。这才知道在台湾岛上出面的，是柏杨先生。听到这大名心中一震，暗道这老倌已经为“大力水手”事件背了“污蔑党国领袖”的罪名，坐了9年零26天的大牢，看来仍有“太岁头上动土”的胆量啊。此公以“前科”之身，求朋告友，担冒风险，我辈若犹疑于后，岂不羞煞？由此便有了林白出版社出版的十卷本“中国大陆作家书系”在台湾之“登陆”。窄窄的一道海峡，数十年的人为阻隔，柏杨先生应算作最早衔石填海中的一个。时至今日，回想先生“导夫先路”之功，焉能不感慨系之？ 
　　再次和柏杨先生香华大姐取得联系，是在我兼任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之后了。柏老与中国现代文学馆的缘分，源起于柏老香华夫妇与文学馆前任副馆长周明先生二十多年的友情。早在三四年前，柏杨先生就已经向中国现代文学馆捐赠过一批珍藏书籍，同时建立了柏杨文库。我到任后不久，即接周明通报，说柏老又要将自己一大批珍贵的资料和文物无偿捐赠到中国现代文学馆。闻知此讯，大喜过望，由此才有周明渡海，将柏杨先生的捐赠运回之举。据说这些藏品出岛来归，还引起了海外议论纷纷。由此我想起先生在讲史时说过的一段话。先生说，我们的国家只有一个，那就是中国。我们以当一个中国人为荣，不以当一个王朝人为荣。当中国强大如汉王朝、唐王朝、清王朝时，我们固以当一个中国人为荣。当中国衰弱如南北朝、五代、宋王朝、明王朝以及清王朝末年时，我们仍以当一个中国人为荣。中国——我们的母亲，是我们的唯一的立足点。我以为，理解了先生的“立足点”，就理解了先生的中国史观，也同样不难理解“丑陋的中国人”里所呈现的“中国对全世界全人类文明所作的尊严贡献”。那么，先生作为一个中国人，把自己毕生心血的结晶捐赠给中国现代文学馆收藏，也同样不难理解了吧。 
　　作为杂文家和史学家的柏杨先生，早已为大陆读者所熟知。先生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写杂文，文笔犀利，时有新见，振聋发聩，世人瞩目。先生的许多文字都以猛烈抨击社会痼疾和社会黑暗面为主题，《丑陋的中国人》、《酱缸，千年难醒的噩梦》等代表作，以独到的思考和深刻的剖析，警醒着一代读者，也必将成为一代一代中国人传之久远的精神财富。先生的历史学著作如《柏杨版资治通鉴》同样生气勃勃，充满了新知和创见。先生在狱中完成的《中国历代年表》、《中国帝王皇后亲王公主世系录》和《中国人史纲》，也是具有开拓意义的著述。然而，作为小说家的柏杨，似乎还没有为大陆广大读者所熟悉。 
　　其实，柏杨的小说是不可忽视的。柏杨自道，他的人生是10年小说，10年杂文，10年坐牢，10年历史。 
　　作为一个作家，哪一个10年可以忽视？ 
　　五卷本《柏杨小说精选集》，似可说是柏杨小说佳作之集大成者。 
　　我喜欢这些作品，首先因为它好读。几个月来，出版社送来的该书校样伴我度过了愉快的时光。其中不少篇章深深吸引了我，令人难以释卷。“好读”，在一段时间里曾为士林所不齿。甚至还见过一些小说家的声明，称佶屈聱牙者方为小说上品。私心每以为惑。不好读的，还算是“小说”吗？不好读，小说家还有饭碗吗？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柏杨先生对自己的小说，也曾有过一个“声明”，说他力争头几句话（或说头一句话）说出来，就把读者抓住。为这“不装孙子”、“不弄玄虚”却深谙“小说”要义的坦诚，忝为同道的我恨不纳头便拜，引先生为师也。窃以为先生《精选集》诸作，实行了先生的“好读主义”，相信诸公读后，应感欣悦。 
　　“好读”之为某些人所不齿，也确实其源有自。商业化时代，一些小说借“好读”而媚俗，由此把“好读”变成了低俗庸俗的代名词。于是在某些“纯文学”作家眼中，“好读”便成了浴盆中的婴儿，和脏水一道被泼将出去。柏杨小说，“好读”却不俗，“曲高”而和者众。因为它们于“好读”中关注人性的复杂、关注人权的维护、关注心灵的尊严与救赎。我以为，关注“人”，恰是文学的最高境界。而柏杨的关注，更以“形而上”为其旨归，题旨所呈现的哲理化特色成为了柏杨小说的个性风貌。 
　　按照大陆一般评论文字的规矩，往下该说到柏杨小说的艺术特色了。虽是晚辈，对作为小说家的柏杨，自认为心灵是相通的。一本正经地谈论先生小说的艺术结构、叙事风格，对于晚生我来说，实在是很别扭的一件事。对于先生来说呢？也未必不别扭。因为我想起早在十几年前，看过先生的《求婚记》，先看那“自序”便已忍俊不禁。先生之要作小说，似乎有点“抬杠”性质——“盖听说有些不开眼人士，认为柏杨先生其笨如牛，不会写学院派小说。咦，是何言欤？……我有啥不会的？逼得紧啦，我就生个娃儿教你瞧瞧。”又想起先生的《古国怪遇记》前言——“夫柏杨先生，生有异禀，少有雄心，气壮山河，伟大卓然，年高德劭兼天纵英明，十八般文艺，件件精通。不但杂文天下第一，地上无双；小说也同样的天下第一，地上无双…… 谁要说我不是旷世奇才，谁可得小心，万一黑巷子里有人飞砖，把贵阁下尊头上打一个大包，可别往我身上赖……”以此等游戏心态来作小说者，已臻化境。嬉笑怒骂，妙趣天成。我若还人模狗样地“柏杨小说之结构语言”云云，岂不是在圣人面前卖《百家姓》？ 
　　被老爷子“夫妻档”哄将上来写什么“序言”，这已经折了寿。再班门弄斧一番，但愿别遭遇“黑巷子”里“飞砖”才好。阿弥陀佛。 
　　打住。聊以为序。 
　　2007年8月24日
    （天津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