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长春参加第十届奥运会的史料，所见甚多，我以为最为翔实可信者，应该是报告文学作家孙晶岩《五环旗下的中国》里《中国奥运第一人》一节所披露的内容。孙晶岩曾给我列举她为采访这段历史所到过的地方，大约不下4个城市17个单位，所见过的人，大约不少于21位。除此之外，她还到“发黄的故纸堆”里钩沉出“很多独家的第一手资料”，甚至还见到了从未示人的刘长春的手稿。几乎和孙晶岩同时关注刘长春的，是剧作家王兴东。他是我的老朋友，在全国政协委员中，算得上是最敢直言的一个。今年刚刚举行的十一届政协第一次会议上，他又就影视编剧的权益问题发出提案，切中时弊，振聋发聩。也就在这次会上相遇时，他告诉我写好了关于刘长春的电影，名字叫《一个人的奥林匹克》。   
　    这名字让我心头一动。有凄怆苍凉，也有悲壮惨烈。前不久得知这影片放映了，可惜我至今还没有看过。不过我相信，这里所说的“一个人”，是积贫积弱的中国的象征，又是弱而不卑、败而不馁的中国的象征，并不真的只是“一个人”。至少，从史料上看，陪他去的，还有他的教练宋君复，而先期到达美国的，还有时任国际奥委会委员的中华体育协进会总干事沈嗣良等等。而刘长春的背后，还有张学良、张伯苓，还有所有站在上海新关码头上注视着“威尔逊总统号”邮轮远去的人们。   
　    从刘长春时代的中国，到王军霞刘翔时代的中国，从“一个人的奥林匹克”，到举国同欢的奥林匹克，有多少人为了这一跨越作出了牺牲和努力。   
　    是的，时代变了。中国已不是昔日之中国，中国的奥林匹克，也已不再是“一个人的奥林匹克”。不过，从公民的担当来说，包括这一次的奥林匹克，又何尝不是“一个人的奥林匹克”？   
　    昨天，我坐了趟地铁。等在长长的队列里，接受着几近繁琐的安检。检查者彬彬有礼，被检者从容不迫。没有抱怨，没有烦躁。我忽然觉得心头升起无限的感慨。我以为，这种气氛不是用“理解”二字可以说清楚的。倒是用“一个人的奥林匹克”来理解可以豁然开朗——是的，这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奥林匹克。每一个人，都用自己之所为，为这全人类的盛会担当着责任。   
　    晚上回到家来，换上运动衣裤，我按照每天的老例儿，也一个人“奥林匹克”一下——戴上耳麦，放开音乐，围着国家大剧院狂走一小时。使我大感意外的是，我在国家大剧院门外的树丛里，发现了“卓别林”——这几天北京电视台的生活频道刚刚播过他光顾北京的消息。据说，他为了增加北京的奥运气氛，专程从外地步行而来。荧屏上，他头戴大礼帽，脚蹬翘头皮鞋，臂弯上挂着文明杖，企鹅般走在便道上。过往行人多以快乐回应，当然，也有人感到意外和不适，斜着眼神儿远远绕开。电视台的主持人表示了更多的理解，旁白里说，每个人都有自己表达的方式，他表达着自己的一份快乐，也希望带给大家快乐。   
　    我在国家大剧院正门外花坛旁发现他的时候，他已经不“快乐”了，更多的是疲惫：原来紧绷的西式小马甲松开了，翘头皮鞋也脱下来了，甚至嘴唇上的卫生胡也歪歪扭扭地耷拉在嘴角。此时，这形象倒真的像流浪汉夏尔洛了。   
　    此时已是入夜11点左右，大剧院门外游人稀少，坐在花坛边上的他把自己藏在伸出的枝叶后面。我相信，他愿意让大家看到便道上舞之蹈之的夏尔洛，而不是树丛里歇息的流浪汉。   
　    发现夏尔洛却是我获得的一个惊喜，因为我正想着今晚给我的贴吧写点什么。所以，抱歉，我走了过去，为了证实自己的发现，我又围着花坛转了一圈。   
　    他朝我笑笑，知道我把他和电视里刚刚报道过“卓别林”对上了号。可那笑里似乎又带着几分难堪。   　
    其实他又何必难堪？每一个人的“奥林匹克”都值得我敬重。（北京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