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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许锡强 [字体：大 中 小]
两难处境里的悲叹
——辛弃疾《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意蕴新论
浙江东阳中学 许锡强
引言：在京口这个典故世界里
辛弃疾的《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刚一写成，岳珂就曾给予“新作微觉用事多耳”的评价。所谓“用事”就是运用典故，而“作为艺术符号的典故用在诗歌里，能使诗歌在简练的形式中包容丰富的、多层次的内涵，而且使诗歌显得精致、富赡而含蓄。”[1]
但奇怪的是，历来对《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意蕴的分析，却都殊途同归——
“通过怀古，以言时事，体现作者坚决主张抗金，同时又反对冒进误国的正确思想，流露出老当益壮的战斗豪情。”[2]
“通过怀古，体现了作者坚决主张抗金、而又反对冒进的正确思想。”[3]
这样的解释，显然缩小了词的内涵。因为辛弃疾知镇江府，却在词中称镇江为京口，已然把眼前风光作了典故化处理——
镇江即古之京口，是三国孙吴一度建都之地，孙权曾和刘备在此相聚。北固山高约53米，长约100米，下临长江，石壁陡峭，有“京口第一山”之称。山上有甘露寺，顶峰有多景楼，与之相距不远的是北固亭，各种建筑都因孙刘会晤而有许多动人的传说。北固亭，也作北顾亭，东晋蔡谟始建，谢安复营葺之，梁武帝改名为北顾亭。南宋干道年间镇江知府陈天麟重修，并在《重建北固亭记》云：“兹地控楚负吴，襟山带湖，登高北望，使人有焚龙庭、空漠北之志。神州陆沉殆五十年，岂无忠义之士奋然自拔，为朝廷快宿愤，报不共戴天之仇，而乃甘心恃江为固乎？则予是亭之复，不特为登览也。”又重修多景楼，有《多景楼记》：“至天清日明，一目万里，神州赤县，未归舆地，使人慨然有恢复意。”
在北伐战事呼之欲出之时，作者身世浩茫，处境微妙，登临北固亭，府瞰镇江城，自然“诗人感物，联类无穷，既随物以宛转，亦与心而徘徊”[4]，慨然有恢复之意，除了想起孙权和刘裕这两个历史上的有为之君，还会想到些什幺呢？
——想到南宋名将张浚曾在此不战而退金军。宋高宗绍兴四年（1134年），伪齐刘豫联合金军攻宋，南宋名将张浚知枢密院使，“即日赴江上视师。时兀术（zhú）拥兵十万于扬州，约日渡江决战。浚长驱临江，召韩世忠、张俊、刘光世议事。将士见浚，勇气十倍。浚既部分诸将，身留镇江节度之。世忠遣麾下王愈诣兀术约战，且言张枢密已在镇江。兀术曰：‘张枢密贬岭南，何得乃在此？’愈出浚所下文书示之。兀术色变，夕遁。”伪齐军亦弃辎重而逃。[5]
——想到挚友陈亮（字同甫）曾到此考察形势。“同父之志，平盖万夫，横渠少日，慷慨是须，拟将十万，登封狼胥。”[6]淳熙十五年（1188年）春，曾特地前往长江沿岸的建康、京口一带考察山川形势和民心所向，写下著名词篇《念奴娇·登多景楼》，回京都后第四次上书宋孝宗：“京口连岗三面，而大江横陈，江旁极目千里，其势大略如虎之出穴，而非若虎之藏穴也。天岂使南方自限于一江之表而不使中国为一哉！”重申自己北伐的主张。同年冬天，又赴江西上饶访问辛弃疾，同游鹅湖，极论世事，畅叙弥旬始别，别后相和为词，佳作纷呈。
——想到京口是他本人南归后第一个安家之地。那时，他虽然失去了他从北方带来的一万人马，但却与邢台范邦彦之女结婚，往来尚多南归的北方人。逐渐地，他由武而文，又由文而政，尽管尽职尽忠，政绩卓著，但却始终在被用或被弃中受煎熬，在出世与入世间矛盾。既希望“金印明年如斗大”（《满江红·“笳鼓归来”》），有朝一日，转赴抗金前线；又早有“更乞鉴湖东”（《水调歌头·“我饮不须劝”》）的思想准备。淳熙八年(1181年)，落职到上饶带湖新居闲居十年，宋宁宗庆元二年（1196年）移居铅山瓢泉新居闲居八年。虽然“平生塞北江南”（《清平乐·“绕床饥鼠”》），“男儿到死心如铁，看试手，补天裂”（《贺新郎·同父见和，再用韵答之》），但却只能“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笑吾庐，门掩草，径封苔”（《水调歌头·“白日射金阙”》），“自诡放浪林泉，从老农学稼”（《西江月·“万事云烟忽过”》）。从京口到上饶，又从上饶到铅山，家越来越远离北伐前线，人越来越老，现在虽然身任镇江知府，但最终我却将魂归何处呢？
……
一切的一切，齐上辛弃疾心头，凝结出《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这首千古绝唱，外加一篇《南乡子·京口北固亭怀古》。
上篇：以孙权和刘裕为视角对开禧北伐的前瞻
“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辛弃疾下笔就将孙权称为“英雄”，其真实意蕴究竟为何？不妨参读辛弃疾同日同地所作《南乡子·京口北固亭怀古》：
何处望神州，满眼风光北固楼。千古兴亡多少事？悠悠，不尽长江滚滚流。
年少万兜鍪，坐断东南战未休。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生子当如孙仲谋！
汉献帝建安五年（200年），孙权继承父兄之业而为江东之主，年仅十九岁，时曹操已四十六岁，刘备三十九岁。此前两年，即建安三年（公元198年），曹操曾在许都谓刘备曰：“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本初之徒，不足数也。”[7]谁都没有想到，他们这两个英雄最后竟会先后被孙权这个晚辈所败。但竟直是宿命，孙权虽然贵为鼎足三分之一的吴国国主，但其一生的业绩却怎幺算来也只是如孙策临终所言，是个守成的君主，不是创业的君主（“与天下争衡，卿不如我；举贤任能，使各尽其能以保江东，我不如卿。”）。他举贤任能而由周瑜败曹操于赤壁，由吕蒙败关羽于荆州，由陆逊败刘备于夷陵，但他本人几次亲自领兵上阵，却是败多胜少，还差点被张辽在逍遥津追杀，难见赫赫战功。因此，“生子当如孙仲谋，刘景升儿若豚犬耳！”[8]曹操这样说，这固然是对他的一种赞许（意思是：孙权是个守成的好君主，我生下的儿子应该如他那样，能够把我打下的天下坚守住，管理好），但那口气却分明包含着把他视为后辈小子的轻蔑成份。就历史总体而言，在和曹操的关系上，孙权不是主动进攻曹操（“北伐”），而是对曹操南征的被动应战（“北拒”），不是孙权决定消灭曹操，而是曹操想消灭孙权。孙权固然是“英雄”，但还只是“北拒英雄”，而非作者所向往的“北伐英雄”，明矣。
如同王昌龄《出塞曲》“秦时明月汉时关”应当解释为“明月还是秦汉时的明月，关塞还是秦汉时的明月”一样，“千古江山”的意思就是“江山还是千年以前的江山”。辛弃疾所效忠的南宋王朝，和孙权的东吴政权相隔刚好千年左右，并且一样的偏安江南；但可惜，这里却再也找不到像孙权这样的英雄了。对南宋王朝持如此低调的评价，和辛弃疾在淳熙十一年（1184年)《水龙吟·甲辰岁寿韩南涧尚书》中的慨叹如出一辙：“渡江天马南来，几人真是经纶手？长安父老，新亭风景，可怜依旧！夷甫诸人，神州沉陆，几曾回首！……”
“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对此通常的解释是：当年的歌舞楼台经过长期风吹雨打早已荡然无存，英雄的业绩也随着时光的流逝而无影无踪。这显然不见得妥当。因为前三句表达的主体并不在“古”，所以紧承而来的三句也应着眼于“今”。逻辑地分析起来，就是说：如今这片国土，和千年前的孙吴大致相同，却找不到孙权这样的英雄，原因何在呢？因为人们在舞榭歌台中生活，即使原本是英雄，其英雄气慨也必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失。舞榭歌台，名词作动词，过着舞榭歌台的生活；“风流”，指英雄或英雄气慨。
应该说，这在辛弃疾及其挚友陈亮的心目中，是一个判断英雄的重要标准。
“老大那堪说。似而今、元龙臭味，孟公瓜葛。我病君来高歌饮，惊散楼头飞雪。笑富贵千钧如发。硬语盘空谁来听？记当时只有西窗月。重进酒，换鸣瑟。”（《贺新郎·同父见和，再用韵答之》）
“休说鲈鱼堪脍，尽西风，季鹰归未？求田问舍，怕应羞见，刘郎才气。可惜流年，忧愁风雨，树犹如此！倩何人、唤取红巾翠袖，抆英雄泪！”（《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
“峡束沧江对起，过危楼、欲飞还敛。元龙老矣，不妨高卧，冰壶凉簟。千古兴亡，百年悲笑，一时登览。问何人又卸，片帆沙岸，系斜阳缆？”（《水龙吟·过南剑双溪楼》）
“男儿何用伤离别！况古来、几番际会，风从云合。千里亲情长晤对，妙体本心次骨。卧百尺高楼斗绝。天下适安耕且老，看买犁卖剑平家铁。壮士泪，肺肝裂。”（《贺新郎·怀辛幼安》）
这些词都用了同一个典故。《三国志·陈登传》记载：“许汜与刘备并在荆州牧刘表坐，表与备共论天下人，许汜曰：‘陈元龙湖海之士，豪气不除。’备问汜曰：‘君言豪，宁有事耶？’汜曰：‘昔遭乱过下邳，见元龙。元龙无客主之意，久不相与语，自上大床卧，使客卧下床。’备曰：‘君有国士之名，今天下大乱，帝主失所，望君忧国忘家。而君求田问舍，言无可采，是元龙所讳也，何缘当与君语！如小人（刘备自称），欲卧百尺楼上，卧君于地，何但上下床之间耶？’”
那幺，真正想要成为北伐英雄，又将如何呢？请看：“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确实的，宋武帝刘裕是一个比孙权更为了得的人物。孙权只是继承父兄之业而有江东之地，刘裕贫寒出身，却先后平定孙恩、桓玄、卢循之乱，又率军北伐，曾先后攻灭山东的南燕和陕西的后秦，废晋建宋。对他的英勇善战，连其政敌刘毅都深为佩服：“连百万之众，攻必取，战必克，毅固以此服公。”[9]称帝之后，他削弱强藩，集权中央，整顿户籍，厉行土断之法，废除苛繁法令，与民休养生息，发展生产。但他本人却“清简寡欲，严整有法度，未尝视珠玉舆马之饰，后庭无纨绮丝竹之音”，“财帛皆在外府，内无私藏”，平时穿着十分随便，连齿木屐，普通裙帽，住处用土屏风、布灯笼、麻绳拂，以致他的孙子孝武帝刘骏后来看他用过的那些东西，竟然讥笑说：“田舍公得此，以为过矣。”[10]
既然词的结尾已经写到“廉颇老矣，尚能饭否”，那辛弃疾其实也就写到了赵奢将兵，因为它们全都记载在《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中：“赵括自少时学兵法，言兵事，以天下莫能当。尝与其父奢言兵事，奢不能难，然不谓善。括母问奢其故，奢曰：‘兵，死地也，而括易言之。使赵不将括即已，若必将之，破赵军者必括也。’及括将行，其母上书言于王曰：‘括不可使将。’王曰：‘何以？’对曰：‘始妾事其父，时为将，身所奉饭饮而进食者以十数，大王及宗室所赏赐者尽以予军吏士大夫，受命之日，不问家事。今括一旦为将，东向而朝，军吏无敢仰视之者，王所赐金帛，归藏于家，而日视便利田宅可买者买之。王以为何如其父？父子异心，原王勿遣。’王曰：‘母置之，吾已决矣。’括母因曰：‘王终遣之，即有如不称，妾得无随坐乎？’王许诺。”
显然，上述孙权和刘裕其实已经构成视角，对元嘉北伐进行反思：“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赢得仓皇北顾。”
孙权，守成之君也；刘裕，创业之君也。相同之处，是他们两人都能重用人才，孙策称赞孙权“推贤任能”，刘毅称赞刘裕能“连百万之众”。“能用众力，则无敌于天下矣；能用众智，则无畏于圣人矣。”[11]这是孙权的名言。放手任用周瑜、鲁肃、吕蒙及陆逊等重要将领，自不必论矣。他对张昭和顾雍这两个重要文臣的感受是“孤与张公言，不敢妄也”、“顾公在坐，使人不乐”，但却能予以重用，更属不凡。[12]。刘裕手下也拥有一大批人才，武将檀道济，文臣刘穆之，是其俊彦，史载：“刘穆之内总朝政，外供军旅，决断如流，事无拥滞。宾客辐凑，求诉百端，内外咨禀，盈阶满室；目览辞讼，手答笺书，耳行听受，口并酬应，不相参涉，悉皆瞻举。”晋安帝义熙十二年（416年），刘裕督军北伐后秦，收复洛阳、长安，本想经略关中，不料传来刘穆之病死的消息，怕朝廷有变，乃留其子刘义真率王修、王镇恶、沈田子等文武共守长安，自己统军南归。称帝后，“每叹念穆之，曰：‘穆之不死，当助我治天下。可谓“人之云亡，邦国殓瘁”！’又曰：‘穆之死，人轻易我。’”[13]
严格说来，宋文帝刘义隆也可谓守成之主。他在位二十九年，“纲维备举，条禁明密，罚有恒科，爵无滥品，故能内清外晏，四海谧如也”，史称“元嘉之治”。但他不甘只是守成，遣师北伐，却遭挫败。因为他是随宫廷政变而被推上皇位的，权臣功高震主之阴影一直使他不敢放手使用将帅，虽然自己“授将遣帅，乖分阃之命，才谢光武”，却要“遥制兵略，至于攻日战时，莫不仰听成旨”，以致“诏从远来，事势已异”[14]，何况“将非韩、白”，结果自然是“覆师丧旅，延寇蹙境”！[15]元嘉十三年（436年），宋文帝病重，彭城王刘义康执政，怕宋文帝一死而檀道济不听命于己，矫诏召其入朝，与子八人并戮于建康。道济临刑怒吼：“乃复坏汝万里长城！”北魏统治者闻之，曰：“道济已死，吴子辈不足复惮。”而元嘉二十七年（450年），被宋文帝任命去攻打滑台的朔宁将军王玄谟却是怎样一个人呢？史载：“王玄谟士众甚盛，器械精严，而玄谟贪愎好杀。初围滑台，城中多茅屋，众请以火箭烧之。玄谟曰：‘彼吾财也，何遽烧之！’城中即撤屋穴处。时河、洛之出租谷、操兵来赴者日以千数，玄谟不即其长帅而以配私昵；家什布匹，责大梨八百；由是众心失望。攻城数月不下，众请发车为营，玄谟不从。”结果，魏人南扺瓜步，欲饮马长江。“上登石头城，有忧色，谓江湛曰：‘北伐之计，同议者少。今日士民劳怨，不得无惭。贻大夫之忧，予之过也。’又曰：‘若檀道济在，岂使胡至此？’”[16]
辛弃疾借古意在讽今。当时，韩侂胄掌握军政大权，贵为平原郡王、太师、平章军国事，立班丞相之上，欲“立盖世功名以自固”，高谈伐金，却继续过着奢靡荒淫的生活，其着意经营的私人苑林南园，“凿山为园，下瞰宗庙”，“自绍兴以来，王公将相之园林相望，莫能及南园之仿佛者”[17]。而聚集在韩侂胄周围的则全是无赖小人，无耻之徒，如韩侂胄的亲信、宰相陈自强“性极贪鄙，四方来书若无贿赂，则不折阅；人有仕进干请，必议价而后予；又纵子弟亲戚收授贿赂”，另一亲信苏师旦“招权纳贿，其门如市，自三衙至江上诸帅，皆立定价，多至数十万缗，少亦不下十万”，所以当时就有人称南宋朝廷“满朝都是贼”[18]。韩侂胄被杀之后，朝廷没收韩侂胄及其党羽的土地，每年从这些田地上收租米七十二万二千七百余斛，另外尚有现钱一百三十一万五千余贯。
宋文帝仓皇北顾而反思到了决策过程中“北伐之计，同议者少”的问题。“上欲伐魏，丹杨尹徐湛之、吏部尚书江湛、彭城太守王玄谟等并劝之；彭城太守王玄谟尤好进言，帝谓侍臣曰：‘观玄谟所陈，令人有封狼居胥意。’”太子步兵校尉沈庆之、太子刘劭及护军将军萧思话等纷纷劝谏，上皆不从。[19]历史惊人的相似。知韩侂胄锐意用兵，南宋监察御史娄机极口沮之，谓：“恢复之名非不美。今士卒骄逸，遽驱于锋镝之下，人才难得，财用未裕，万一兵祸连结，久而不解，奈何？”邱崈历来主张恢复，也因宿将凋零，时不可战，手书力论：“金人未必有意败盟，中国当示大体，宜申儆军实，使吾常有胜势，若衅自彼作，我有词矣。”武学生华岳更是上书，谏朝廷未宜用兵启边衅，且乞斩韩侂胄、苏师旦、周筠以谢天下。侂胄大怒，下岳大理，编管建宁。[20]很显然，无论是宋文帝还是宋宁宗，去孙权远矣。史载：“江边诸将，各欲立功自效，多陈便宜，有所掩袭。权以访雍，雍曰：‘臣闻兵法戒于小利，此等所陈，欲邀功名而为其身，非为国也，陛下宜禁制。苟不足以曜威损敌，不宜听也。’权从之。”[21]
而韩侂胄北伐的策略，说穿了无非是乘人之危，侥幸以逞：当时，金国“与宋接壤的地区的农业收入不仅受到黄河决口的影响，而且还受到一连串旱灾、虫灾的蹂躏，关键地区山东所受的影响甚至比其它地区更甚。宋廷深知金朝所陷入的困境：向中都一年两次派遣的使者就是定期的情报来源，他们恰好要横穿金朝领土上这些受灾最重的地区。也许不完全是巧合，在后来参加伐金战争的宋朝将领中，有为数为不少的人曾经一次或多次出使过金国，韩侂胄本人也曾两次（1189年和1195年）出使金朝。”[22]但早有北宋名臣指出：“人之常情，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23]“民之大患，在于知安而不知危，能逸而不能劳，此其患不见于今，而将见于他日。”[24]与金和解，天下承平日久，侈靡之风日重，江南山水秀丽妩媚，更是销了剑锋，雌了男儿，以不曾受天灾之苦的宋军入于灾区，和已经习于灾境的金军作战，能有多大的战斗力？所以，辛弃疾知镇江府后提出：“中国之兵不战而自溃者，盖自李显忠符离之役始。百年以来（指北宋灭亡以来），父以诏子，子以授孙，虽尽戮之，不为衰止。唯当以禁旅列屯江上，以壮国威。至若渡淮迎敌，左右应援，则非沿边士丁断不可用。目今镇江所造红衲万领，且欲先招万人，正为是也。盖沿边之人，幼则走马臂弓，长则骑河为盗，其视虏人，素所狎易。若夫通、泰、真、扬、舒、蕲、濡须之人，则手便犁锄，胆惊钲鼓，与吴人一耳，岂可例以为边丁哉？”[25]果然，宋军以优势兵力和金国开战，却惨遭失败。“数万士兵的溃散也部分地归因气候。多日来连续的大雨，冲跨了不得不在野外露营的士兵们的帐篷。给养无法及时到达，将士们为饥饿所困。军马所需的干草也变湿腐败。”但同样的情况对金军却并未构成多大的损害。[26]因为乘人之危，你所谓的“他人之危”，对你来说也是“危”，而且很可能是更大的“危”！
归纳起来，辛弃疾的意思未尝不可以用这样的话来表述：南宋王朝像孙权这样的“北拒英雄”也找不到，更别说是刘裕这样的“北伐英雄”了。古代英雄为国杀敌，如此不顾自身也，如今高谈北伐之人，如此耽于“舞榭歌台”，却无“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之体验，兵凶战危，能无“不称”乎？“原王勿遣！”史载：“开禧用兵，帝意弗善也。侂胄死，宁宗谕大臣曰：‘恢复岂非美事，但不量力尔！’”[27]辛弃疾可谓得先见矣。
下篇：以张浚和廉颇为视角对自身处境的反思
关于“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赢得仓皇北顾”，历来都说“作者借此事咏叹当时南宋近事，指宋孝宗隆兴元年（1163年）张浚北伐，在符离兵败的事”，许多人还给张浚加上了“徒具虚名”之类的定语[28]。
如上所述，宋文帝覆师丧旅，延寇蹙境，“将非韩、白”是一大原因。但张浚却决非等闲之辈。他坚决主张抗金，观其推贤进能，任用良将，打击劲敌，招降世盗，欲以恢复中原，完成统一中兴大业，是一时之人杰，封魏国公。所以辛弃疾南归之初即向他献抗金之策，而其朋友刘过则有《吊魏公》诗：“背水未成韩信阵，明星已殒武侯军。平生一点不平气，化作祝融峰上云。”把他比作韩信和诸葛亮，并对他屡遭排挤，未能展其雄才大略而惋惜。他因忤秦桧而被宋高宗贬官在外几二十年，“天下士无贤不肖，莫不倾心慕之。武夫健将，言浚者必咨嗟太息。至儿童妇女，亦知有张都督也。金人惮浚，每使至，必问浚安在，惟恐其复用。”孝宗即位，召张浚入见，动容曰：“久闻公名，今朝廷所恃唯公。”为什幺隆兴北伐，他却惨遭失败，死前手书付二子曰“吾尝相国，不能恢复中原，雪祖宗之耻，即死，不当葬我先人墓左，葬我衡山下足矣”[29]？因为“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打虎还靠亲兄弟，上阵还须父子兵”，个体作用无论怎样杰出，总离不开有相应的群体归属也。二十年贬窜南荒之地，他所倚重的岳飞、韩世忠、吴玠等部属均已零落殆尽，所以虽然重掌枢密，却无力指挥李显忠等新进的将领，此张浚已非彼张浚矣。同时，宋孝宗虽然对张浚许诺“今朝廷所恃唯公”，但他本人却受到太上皇宋高宗和宰相汤思退这两个主和派权势人物的掣肘。如此，宋军上下离违，军令不行，焉得不败？也正因为此，不约而同地，辛弃疾和他的朋友陈亮，都分别在其政论名篇《美芹十论》、《九议》和《上教宗皇帝书》、《中兴五论》中对张浚之符离兵败表示了深切的同情。
于是，“四十三年，望中犹记，烽火扬州路。可堪回首，佛狸祠下，一片神鸦社鼓。”
对后两句话的理解，高中语文课本编者曾作过这样的注释和提示——
注释：“[佛狸祠下，一片神鸦社鼓]（瓜步山上）佛狸祠佛狸祠下，一片神鸦的叫声和社日的鼓声！佛狸，北魏太武帝跖跋焘的小名。他击败宋文帝，率军追到瓜步山，在山上建立行宫，即后来的佛狸祠。神鸦，这里指在庙里吃祭品的乌鸦。社鼓，社日祭神所鸣奏的鼓乐。”
提示：“第一种理解：敌人在佛狸祠下寻欢作乐，显示出侵略者的骄横。第二种理解：宋朝百姓在佛狸祠下迎神致祭，呈现出因妥协换来的和平。”
如此一来，答案自然只能选择后者，而辛弃疾词意蕴的丰富性和深刻性则被大打了折扣！
首先，是使这两句话和前面的“四十三年”失去了照应关系。课本注释：“[四十三年]作者于1162年（宋高宗绍兴三十二年）从北方抗金南归，至写这首词时，前后共四十三年。”他出生时，金人占领中原已经13年。其祖父辛赞虽仕于金，但却不忘故国，常带辛弃疾“登高望远，指画山河”，并曾两次令其“随计吏抵燕山，谛观形势”，又曾两度赴燕京应考，也是受祖父之命进行实地考察，希望争取机会“投衅而起，以纾君父所不共戴天之愤”[30]。“金主亮死，中原豪杰并起，耿京聚兵山东，称天平节度使，节制山东、河北忠义军马，辛弃疾为掌书记，即劝京决策南向”，就是基于他对金人统治的了解[31]。在他刚刚南归时，金世宗继海陵王完颜亮为金国皇帝，用他在《美芹十论》中的话说，“中原之民业尝叛虏，虏人必不能释然于其心”，南宋如果有意于恢复，“张知朝廷有不忘中物之心”，“一旦缓急，彼将转相告谕，翕然而起，争为吾之应矣”[32]。但是，金世宗在位二十九年（年号大定），在政治、经济及教育等诸多领域都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改革，对南宋也是安抚有加（宋孝宗隆兴元年出兵伐金失败，金国却与南宋签订了相当宽大而近于平等的《隆兴和议》），除了在蒙古的边境上战争还时有发生之外，金朝享有了长达二十五年不受干扰的和平时期。“根据金世宗统治期内所宣布的金国的全部人口数字，是四千四百七十万五千以上，比北宋哲宗元符二年（1099年）所宣布的四千三百四十一万有奇的人口数字（这在整个北宋一代是最高数字），尚多出一百三十万以上。”[33]史称“大定之间，郡县吏皆奉法，百姓滋殖，号为小康”[34]，而金世宗则被称为“小尧舜”[35]。所以，到开禧元年（1205年）韩侂胄准备北伐时，尽管金世宗已经去世，金国北受蒙古的威胁，内受黄河决口、旱灾和虫灾的蹂躏，但辛弃疾担任镇江知府而派遣间谍侦察所得出的结论却是：金人士马强壮，北伐不是易举[36]；正如朱熹“盛年以恢复为急，晚岁则曰：‘用兵当在数十年后。’辛公开禧之际，亦曰：‘更须二十年。’”[37]“四十三年，望中犹记，烽火扬州路。”通常都如高中语文课本注释所说，是指辛弃疾南归那一年，恰逢金主完颜亮南侵，“整个扬州路都有金兵劫掠”。我以为，这样理解固通，但却不如说，辛弃疾本为恢复中原而南归，但四十三年过去了，可在我眼前晃动的却只有隆兴北伐失败的惨痛记忆！如果现在对金开战，岂不是又要重蹈“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赢得仓皇北顾”的覆辙，再增一份惨痛的记忆幺？
而这势必使辛弃疾想起他和挚友陈亮淳熙十五年鹅湖之会后的唱和词来：“父老长安今余几，后死无仇可雪，犹未燥，当时生发。二十五弦多少恨，算世间，那有平分月？”[38]这里用了宋文帝刘义隆的典故。元嘉七年（430年），他遣殿中将军田奇告北魏太武帝拓跋焘曰：“河南旧是宋土，中为彼所侵，今当修复旧境，不关河北。”魏主大怒曰：“我生发未燥，便闻河南是我地。此岂可得！必若进军，今当权敛戍相避，须冬寒地净，河冰坚合，自更取之。”[39]陈亮的意思再清楚不过了：南渡数十年，经历过“靖康之变”的老一辈先后下世，而如今活着的人从“生发未燥”的婴儿时期便习惯于南北分裂的现状，其结果必定“生长于戎，安知有我？”[40]……站在北固亭上，由回忆自身的经历转入揣想当前的时事，词人仿佛看见江北瓜步山上乌鸦乱飞，听到社鼓咚咚，人们正在佛狸祠下迎神赛会哩！词中所展示的这幅画面的含义，显然是：拓跋焘本是外族入侵者，人们竟然在他的祠前祭祀，鼓乐喧天，闹得不亦乐乎，说明在百姓心里民族意识已经模糊。同样，满清国民拖着辫子，“是砍了我们古人的许多头，这才种定了的”，而辛亥革命发生，剪辫子却被阿Q们当作“一件可怕的事”，还自以为聪明地说是“另有几个不好的革命党在里面捣乱”，“弄得不像人样子了”，于是出现了将辫子盘在头顶上这样“秋行夏令”的情形。[41]……一句“可堪回首”，感慨何等深沉！
英雄所见毕竟相同，开禧二年（1206年）夏季，韩侂胄认为出兵北伐的最后时机已经成熟，命令制置使叶适起草一份伐金诏书，叶适予以拒绝。他在给宋宁宗的上书中忧心如焚地预言说，如果认为“虏已衰弱、虏有天变、虏有外患”而轻率冒进，将是一个“至险至危”的事情。韩侂胄转而命李璧起草的伐金诏书于当年6月14日颁布，但到北伐彻底失败，中原百姓亦未如诏书所号召的那样起而响应。
最后，辛弃疾以廉颇自况，常见的分析是：“这一年词人已经64岁了，但他仍然希望为祖国效力；可惜韩侂胄不接纳他的缓进建议，又有小人从中挑拔，这不能不使他感到悲愤，很可能他会像当年赵国名将廉颇一样，被执政者弃置不用。他的这一猜想很快就变成了事实——韩侂胄在北伐前夕以‘用人不当’为名免去了他的官职。”[42]
这其实包含着对历史的双重误读。一方面，这“事实”发生在辛弃疾作《永遇乐》词前夕，而非发生在作词之后，所以那算不上是“猜想”。《宋会要·职官》记载：“开禧元年三月二日，宝谟阁待制知镇江府辛弃疾降两官，以通直郎张瑛不法，弃疾坐谬举之责也。”另一方面，所谓“降两官”，也不是“免去了他的官职”，而是如《宋史·弃疾传》所云：“坐谬举，降朝散大夫。”按宋代官阶，朝议大夫之下为朝请大夫，朝请大夫之下为朝散大夫。因所荐通直郎张瑛不法，辛弃疾由朝议大夫降为朝散大夫。这是官阶的升降，而不是官职的任免。开禧元年六月十九日，辛弃疾“改知隆兴府”，但“旋以言者论列，与宫观”，即罢免知隆兴府，授予提举冲佑观。宋代官制，实现“官”、“职”和“差遣”分离，“官”只表明一个官员的位品（如朝议大夫等），“职”只是荣誉职务（如观文殿大学士、资政殿学士和提举冲佑观等），“差遣”（如知镇江府等）才拥有行政权力。所以，辛弃疾知镇江府之官职并未被韩侂胄以“用人不当”为名免去过；他的知隆兴府被免去，不是因为“用人不当”，而是如《宋会要·职官》所记，“以言者论列”即“以臣僚言弃疾好色贪财，淫刑聚敛”之故（宋朝许台谏官员风闻言事，真假如何，自当别论）。
廉颇的情况又怎样呢？“赵使廉颇伐魏之繁阳，拔之。赵孝成王卒，子悼襄王立，使乐乘代廉颇。廉颇怒，攻乐乘，乐乘走。廉颇遂奔魏之大梁。”[43]这样，“廉颇本人就陷入了非常难堪的境地。他本是领兵攻打魏国的，突然间却转而流亡魏国──当然，‘魏王虽尊为客将，疑而不用。’‘楚闻廉颇在魏，阴使人迎之。廉颇一为楚将，无功，曰：“我思用赵人。”’所谓‘我思用赵人’，或者是楚人不为所用，或者是楚人不中所用，这才想起最适合他使用的还是赵国士兵。鲁迅曾在《未有天才之前》的演讲中提到：‘有一回拿破仑过Alps山，说：“我比Alps山还要高！”这何等英伟！然而不要忘记他后面跟着许多兵；倘没有兵，那只有被山那面的敌人捉住或者赶回，他的举动和言语都离了英雄的界线，要归入疯子一类了。’燕王曾问燕军以五伐一，能否胜赵，乐间说不可，因为‘赵，四战之国也，其民习兵，伐之不可’。燕王不听乐间的劝告发兵伐赵，结果反被廉颇和乐乘重创，兵临城下。廉颇在赵国为良将，其个体能力得以显示，和其赵国这一群体归属大有关系。确实的，‘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但那历来都附有一个‘以便于国家’的前提。奉命来代替他的是乐乘而非赵括之流，廉颇却不‘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反而对乐乘举兵相向，结果是乐乘不能领兵作战而他自己也无法安身于赵，于国于人于己何益之有？社稷为重，并非只为社稷，同时也可说是为自身，因为个体无论怎样重要，一离开群体即无足轻重也！因此，廉颇在赵国为良将，一为楚将却无功，其教训应当是非常深刻的。”[44]
赵宋王朝因陈桥驿兵变而建成，所以和宋文帝刘义隆一样不敢放手使用人才，“将无常兵，兵无常将”，谈何作为呢？辛弃疾南归四十三年，不停地上书献计，吟词明志，一有机会还练兵、筹款、整饬政务，时刻摆出一副要冲上前线的样子，但却有近20年的时间被闲置一旁，而在断断续续被使用的20多年间又有37次频繁调动。“楼观甫成人已去，旌旗未卷头先白。叹人生、哀乐相寻，今犹昔。”（《满江红·江行》）君臣之间关系如此，臣臣之间又如何呢？辛弃疾在南归之后不久所上的《九议》中痛切指出：朝廷恢复中原，准备借助中原军民的力量去取得抗金斗争的胜利，但是重用了像辛弃疾这样起义南归的中原人士，东南将士会不高兴。（“朝廷规模远略，求西北之士谋西北之事，西北之士固未用事也，东南之士必有悻然不乐者矣；缓急则南北之士必大相为斗，南北之士斗其势然也。”）所以，“有客慨然谈功名”，辛弃疾就忍不住“追念少年时事”而赋《鹧鸪天》：“壮岁旌旗拥万夫，锦襜突骑渡江初。燕兵夜娖银胡［革录］，汉箭朝飞金仆姑。”南归之前，辛弃疾能够跃马横刀，突入敌营，生擒叛将，是因为他“强将手下无弱兵”也。韩侂胄当政，辛弃疾虽被重新起用，但却是“又打又拉”式地用，而不是真心重用，因为他是韩侂胄执政前期大搞“伪学逆党案”所迫害的理学大师朱熹之挚友；何况此时年过六旬，且被朝廷闲置了20年，从前的部属凋谢殆尽，“怅平生、交游零落，只今余几？”（《贺新郎·“甚矣吾衰矣”》），他还能靠谁去办事呢？所荐张瑛不法，“坐谬举，降两官”，使辛弃疾以廉颇自况者，不在职务（论出身、资历和业绩，其任职已可谓重矣），而在群体归属建构，既无真心相待之上司，亦无缓急可用之部属——一句话：如顾炎武《日知录》卷十三所说，“亦廉颇思用赵人之意”也[45]。
恨自己无心腹可倚，想到挚友朱熹的遭遇，辛弃疾自然明白自己亦未能被韩侂胄倚为心腹。绍熙五年（1194年），宋朝宗室赵汝愚和外戚韩侂胄协作策立宋宁宗。侂胄欲推定策恩，汝愚曰：“吾宗臣也，汝外戚也，何可以言功？惟爪牙之臣，则当推赏。”乃加郭杲节钺，而侂胄但迁宜州观察使兼枢密都承旨。侂胄始觖望，然以传道诏旨，浸见亲幸，时时乘间窃弄威福。朱熹白汝愚当用厚赏酬其劳而疏远之，另一学者叶适也劝汝愚：“侂胄所望，不过节钺而已，与之又有何妨？”汝愚不以为意[46]。最后，韩侂胄掌握军政大权，制造了“庆元党禁”，把一大批支持赵汝愚的文武官员都列为道学家，称之为“伪学”、“逆党”，予以贬黜，其中就有朱熹，连在学术上是反道学之旗帜的叶适也被列入“伪学逆党籍”，受到迫害。“熹殁，门生故旧至无送葬者，独辛弃疾为文往哭之曰：‘所不朽者，垂万世名。孰谓公死，凛凛犹生！’”[47]韩侂胄“欲去异己以快所私”而兴“禁学之祸”，但后来有人劝他：“不弛党禁，恐后不免报复之祸。”侂胄从之。于是赵汝愚追复资政殿学士；党人见在者，徐谊、刘光祖、陈傅良、章颖、薛叔似、叶适、曾三聘、项安世、范仲黼、黄颢、詹体仁、游仲鸿等诸人，皆先后复官自便。[48]辛弃疾也被起知绍兴府，兼浙东安抚使，后受宋宁宗召见，不久改知镇江府，赐金带。显然，韩侂胄可谓反复无常却有常之徒：“无常”，其举措并非出于定操远见；“有常”，其动机惟在谋取并巩固个人私利，所以他不择手段，不顾逻辑，行为前后颇多矛盾。他欲“立盖世功名以自固”而高谈北伐，出师失利则遣使求和，对方提出欲得其首级为言和条件之一，他就又重新主战……这样的人，会倚辛弃疾这样和朱熹有那样密切关系的人为腹心幺？果然，战事将起而辛弃疾改任隆兴知府，未及到任又被劾落职，在返回铅山瓢泉途中，愤而写下“直须抖擞尽尘埃，却趁新凉秋水去”（《玉楼春·乙丑京口奉祠归，将至仙人矶》）、“郑贾正应求死鼠，叶公岂是好真龙？”的词句（《瑞鹧鸪·乙丑奉祠归舟次余干赋》）。而韩侂胄则丧师辱国，自取灭亡，其首级都被宋朝送给金国求和。
可悲的是，辛弃疾却难免要被人视为韩侂胄的腹心。“时金为北鄙准布等所扰，无岁不兴师讨伐，府仓空匮，赋敛日烦。有劝韩侂胄立盖世功名以自固者，侂胄然之，遂议定伐金，聚财募卒，出封桩库黄金万两，以待赏功，命吴曦练习兵西蜀。既而安丰守臣厉仲方，言淮北流民咸愿归附；浙东安抚使辛弃疾入见，言金必乱亡，愿属元老大臣备兵为仓卒应变之计；侂胄大喜。郑挺、郑友龙等又附和其说，侂胄用师之意益锐。”[49]辛弃疾死后一年，摄给事中倪思即劾其迎合开边，请追削爵秩，夺从官衅典，到宋恭帝德佑年间（1275—1276年），南宋行将灭亡，朝廷才从谢枋得所请，加赠辛弃疾少师，谥忠敏，算是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结语：两难处境中的痛苦抉择
归纳起来说，在作《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时，辛弃疾发现自己已经陷入了两难处境——
在国家前途上看，他当然希望南宋能够早日恢复中原，再不恢复，国民将更神鸦社鼓矣；但他在金国度过的22年生命历程，和知镇江府后对金国的谍报侦察，却都使他明白当时金国江山稳固，南宋非其对手：此时北伐，不是爱国，而是害国。
在和韩侂胄的关系上看，韩侂胄举起恢复大旗，辛弃疾自然不能不出来效力，但效力过程却使他看清了韩侂胄为如何人，不能也不愿被韩侂胄倚为心腹，却又有被人视为韩侂胄的心腹之患——毕竟，“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鹧鸪天·“壮岁旌旗拥万夫”》），辛弃疾是很看重名节的！
在自身前途上看，辛弃疾为双重老境所苦：此前他早已反复咏叹“追往事，叹今吾，春风不染白髭须”、“可怜白发生”、“万事到白发”，现在又叩问“尚能饭否”的问题，病故铅山家中两个月后韩侂胄才被史弥远所杀，生理老境使其个体生命已经不像叶适和丘崈等人还有回旋余地，能够在韩侂胄被杀后出来收拾残局，洗刷自己；同时，他长期落职闲居，知交零落殆尽，其群体归属和其“壮岁旌旗拥万夫”适成对照，即使身系大任，恐怕也难免廉颇和张浚这两位名将暮年的悲剧！
他最后作出的抉择是：抽身引退。当然，这是被动适应，毕竟他是被劾落职、返回铅山的；但更是主动选择，战端甫启，宋军果如其所料立呈溃势，韩侂胄以兵部侍郎和枢密都承旨等重职相召，他都力辞不出。“臣闻事未至而预图，则处之常有余；事既至而后计，则虑之常不足。”[50]曾这样为宋孝宗谋国，辛弃疾难道就不能这样为自己谋身吗？
[注释]
[1]葛兆光：《论典故——中国古典诗歌中一种特殊意象的分析》，《文学评论》1989年第5期；
[2]朱东润主编：《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5月出版，中编，第二册，第90页；
[3]胡云翼主编：《宋词选》，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3月出版，第312页；
[4]刘勰：《文心雕龙·神思》；
[5][29]脱脱主编：《宋史·张浚传》；
[6]辛弃疾：《祭陈同父文》；
[7]陈寿：《三国志·蜀书·先主传》；
[8][11]陈寿：《三国志·吴书·吴主传》；
[9]司马光主编：《资汉通鉴》卷第一百十六；
[10]沉约：《宋书·武帝纪》；
[12][21]陈寿：《三国志·吴书·张昭顾雍诸葛瑾步骘传》；
[13]沉约：《宋书·刘穆之传》；
[14][19]沉约：《宋书·沈庆之传》；
[15]沉约：《宋书·文帝纪》；
[16]沉约：《宋书·檀道济传》；
[17]陆游：《南园记》；
[18]叶绍翁：《四朝闻见录》戉集，转引自孙培民《也谈〈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的写作原因——兼与陆精康先生商榷》，《中学语文教学》1996年第10期；
[20][49]毕沅主编：《续资治通鉴》卷第一百五十七；
[22][26][德]傅海波、[英]崔瑞德主编：《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8月出版，第284—285、287页；（韩侂胄北伐是乘人之危，侥幸以逞，在如下词中有明白的写照：“如今塞北，传得真消息：赤地人间无一粒，更五单于争立。熊罴百万堂堂，维师尚父鹰扬。看取黄金假钺，归来异姓真王。”辛启泰编《稼轩年谱》将它列为辛弃疾之作，在“开禧二年”下云：“先生因韩侂胄将用兵，值其生日作词寿之。”我以为，辛弃疾开禧元年落职归家时即已写出“直须抖擞尽尘埃，却趁新凉秋水去”、“郑贾正应求死鼠，叶公岂是好真龙？”的词句，如此“寿之”之词即使真出其手，也不妨读为“讽之”之作，毕竟如辛启泰所言，“假钺、真王皆曹操司马昭秉政时事”也。）
[23]司马光：《训俭示康》；
[24]苏轼：《教战守策》；
[25][36]程珌：《丙子轮对札子（二）》，转引自邓广铭《辛弃疾年谱》，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5月出版，第148、149页；
[27][46]脱脱主编：《宋史·韩侂胄传》；
[28]唐圭璋主编：《唐宋词鉴赏辞典》，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12月出版，第861页；
[30][32][50]辛弃疾：《美芹十论》；
[31][47]脱脱主编：《宋史·辛弃疾传》；
[33]翦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人民出版社1986年3月出版，下册，第81页；
[34]脱脱主编：《金史·完颜宗雄传》；
[35]脱脱主编：《金史·世宗纪》；
[37]袁伯长：《清容居士集》卷四十六《跋朱文公与辛稼轩手书》，转引自钱钟书：《谈艺录》，中华书局1993年3月出版，第458页；
[38]陈亮：《贺新郎·寄辛幼安》；
[39]司马光主编：《资汉通鉴》卷第一百二十一；
[40]陈亮：《中兴论》；陆游《北望》云：“中原堕胡尘，北望但榛莽。耆年死已尽，童稚日夜长。羊裘左其衽，宁复记畴曩！”意同，言当及时北伐；
[41]鲁迅：《且介亭杂文·病后杂谈之余》、《呐喊·阿Q传》；
[42]高中语文必修课本第三册教师教学用书第110—111页；
[43]《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
[44]许锡强：《廉颇晚年寂寞系谁之过？》,原载2000年8月22日《中国教育报》第7版；
[45]顾炎武：《日知录》卷十三，转引自邓广铭：《辛弃疾年谱》，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5月出版，第188页；
[48]毕沅主编：《续资治通鉴》卷第一百五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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