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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江月
辛弃疾
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
七八个星天外，两三点雨山前。旧时茅店社林边，路转溪桥忽见。
注释
①：黄沙：黄沙岭，在江西上饶西。
②：“明月”句：苏轼《次韵蒋颖叔》诗：“明月惊鹊未安枝。”别枝：斜枝。
③：社：土地神庙。古时，村有社树，为祀神处，故曰社林。
译文:
明月初升，山林顿时变得明亮起来，惊动了在枝上栖息的山鹊和蝉；清风吹拂，把它们的叫声送到夜行人的耳中；田野间弥漫着稻花的香气，水中的青蛙不断地鸣叫；一路上都可以听到出来纳凉的人们在谈论着今年的丰收。
乌云骤起，月光消失，天边只剩下几颗暗淡的星，田野变得昏暗了；当词人走到山前时，雨点飘落下来，他知道骤雨将至，想要找个地方避雨。说来也巧，当他急急忙忙转过溪头时，一眼就看到了他过去曾经见过的那家茅店，依然在社林旁边。
赏析一:
《西江月》原题是《夜行黄沙道中》，记作者深夜在乡村中行路所见到的景物和所感到的情绪。读前半片，须体会到寂静中的热闹。“明月别枝惊鹊”句的“别”字是动词，就是说月亮落了，离别了树枝，把枝上的乌鹊惊动起来。这句话是一种很细致的写实，只有在深夜里见过这种景象的人才懂得这句诗的妙处。乌鹊对光线的感觉是极灵敏的，日蚀时它们就惊动起来，乱飞乱啼，月落时也是这样。这句话实际上就是“月落乌啼”（唐张继《枫桥夜泊》）的意思，但是比“月落乌啼”说得更生动，关键全在“别”字，它暗示鹊和枝对明月有依依不舍的意味。鹊惊时常啼，这里不说啼而啼自见，在字面上也可以避免与“鸣蝉”造成堆砌呆板的结果。“稻花”二句说明季节是在夏天。在全首中这两句产生的印象最为鲜明深刻，它把农村夏夜里热闹气氛和欢乐心情都写活了。这可以说就是典型环境。这四句里每句都有声音（鹊声、蝉声、人声、蛙声），却也每句都有深更半夜的悄静。这两种风味都反映在夜行人的感觉里，他的心情是很愉快的。下半片的局面有些变动了。天外稀星表示时间已有进展，分明是下半夜，快到天亮了。山前疏雨对夜行人却是一个威胁，这是一个平地波澜，可想见夜行人的焦急。有这一波澜，便把收尾两句衬托得更有力。“旧时茅店社林边，路转溪桥忽见”是个倒装句，倒装便把“忽见”的惊喜表现出来。正在愁雨，走过溪桥，路转了方向，就忽然见到社林边从前歇过的那所茅店。这时的快乐可以比得上“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陆游《游山西村》）那两句诗所说的。词题原为《夜行黄沙道中》，通首八句中前六句都在写景物，只有最后两句才见出有人在夜行。这两句对全首便起了返照的作用，因此每句都是在写夜行了。先藏锋不露，到最后才一针见血，收尾便有画龙点睛之妙。这种技巧是值得学习的。
这首词，有一个生动具体的气氛（通常叫做景），表达出一种亲切感受到的情趣（通常简称情）。这种情景交融的整体就是一个艺术的形象。艺术的形象的有力无力，并不在采用的情节多寡，而在那些情节是否有典型性，是否能作为触类旁通的据点，四面伸张，伸入现实生活的最深微的地方。如果能做到这一点，它就会是言有尽而意无穷了。我们说中国的诗词运用语言精炼，指的就是这种广博的代表性和丰富的暗示性。（朱光潜）
赏析二:
黄沙道即黄沙岭下之道。黄沙岭在江西上饶四十里乾元乡，词人在这里建有“黄沙书院”，所以黄沙道是词人经常来往的地方。
啊，“夜行”之美大大超过“日行”之美呢！
这是仲夏之夜，虽有“清风徐来”，依然是“半夜鸣蝉”，此地正是“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之境，尤其在“半夜”，这鸣蝉之声如歌如流，音调高亢而悠长，使黄沙道幽静而不死寂，充满活力。
其实，鸣蝉之声似乎是鸟鸣之声引起的。“惊鹊”扑楞楞飞起，吱呀呀飞去，打破了夜的寂静，引起了蝉鸣不已，鸟鸣蝉噪，彼呼此应。但鹊何以“惊”？王维曾云“月出惊山鸟”，黄沙道中鸟鹊惊起，原来是明月从不怎么高的黄沙岭上探出头来，于是，黄沙道中便阴翳消失，月光下彻，一片光明。鸟鹊不知，惊恐不已，喧闹着在枝桠间飞来飞去。
惊鹊之声，带来了鸣蝉之声，而鸣蝉之声又带来了人们在“稻花香里说丰年”之声。叽叽嘎嘎，一阵一阵，群起议论，笑语不绝。啊，哪里是人语，只不过是此起彼伏的蛙鸣，如人声鼎沸，如市井嗟呀，似乎在争说丰年，争相欢庆。词人实在是陶醉了，倾心倾意“听取蛙声一片”。
四句平常语，只写一个字：喜！
夏夜繁星密布，星河璀璨，待到只见“七八个星天外”时，已是后半夜，许
多星星已隐到蓝天深处，似乎这“七八个星”要陪伴词人夜行；微云暗渡，从词人头上的半空翩跹而过，微云丢下的“两三点雨”，似与夜行的词人嬉戏。远望“天外”，疏星不忍离词人而去；近观“山前”，山雨只是逗词人而乐。既不太多，又不是无。多了稍见烦虑，没有又感寂寞。就是这“七八个、两三点”惬人心意沁人心脾。明月惊鹊，田野多趣；清风鸣蝉，幽远恬静；稻香蛙鸣，乡土气浓。词人的眼睛追索到天外，天外是“七八个星”点缀的苍穹；词人的感觉逡巡于山前，山前是“两三点雨”润色的图画。词人醉了，竟忘记了黄沙道上他十分喜爱的小桥究竟在何处？啊，是在土地庙树林（社林）的那边，果然是那熟悉的“旧时茅店”遮掩着溪上小桥呢！
夜行黄沙道中，虽无擎雪斗梅的松竹，亦无蹴碎琼瑶的乱鸦。有的只是大自然恩赐之乐和一份恬淡的只有天知地知他人不晓的迷途寻路的夜趣。
又是四句平常语，但写出两个字：惊喜！
赏析三:
这首词作于辛弃疾闲居上饶带湖期间。黄沙，即黄沙岭，在江西上饶县西，风景优美，所谓“溪山一片画图开”（辛弃疾《鹧鸪天 黄沙道中即事》）。辛弃疾在其附近建有书堂，经常往来于黄沙道中。辛弃疾在南宋曾做到封疆大吏，但他那英伟磊落的议论和果断干练的作风，特别是力主抗战恢复的政治主张，却遭到同僚的嫉恨和最高统治阶层的打击。宋孝宗淳熙八年（1181），他终于被弹劾罢官，回到带湖家居，过着投闲置散的退隐生活。辛弃疾一直重视农业生产和同情民间疾苦。在任湖南转运副使期间，他曾奏进《论盗贼札子》，为民请命，历数百姓“嗷嗷痛苦之状”，指出“官逼民反”的事实，大声疾呼朝廷要“以惠养元元为意”。他在罢官闲居以前就说：“人生在勤，当以力田为先。”遂以稼轩名，自号稼轩居士。而长期的农村闲居生活，更使他接近了农村，和农民建立了较深的感情，以至农村的一事一物都引起他极大的兴趣。因而他对农民的疾苦很关切：“父老争言雨水匀，眉头不似去年颦。殷勤谢却甑中尘。”（《浣溪沙》）风调雨顺，老百姓不致饿肚子了，他也感到很高兴。在这些农村词中，辛弃疾是把和平宁静的农村同污浊倾轧的“市朝”对立起来的。“古今陵谷茫茫，市朝往往耕桑。”（《清平乐 题上卢桥》）他在官场里遭受排挤*，而在农村可以得到暂时的慰藉，寻求精神的寄托。正如他的朋友陆游说的那样：“农家农家乐复乐，不比市朝争夺恶”（《岳池农家》）。正是在这种复杂感情的促使下，辛弃疾才写出了像《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这样轻快活泼的农村词，也只有联系作者的身世遭遇和思想抱负，我们才能更深刻地体会到这类词的妙处。
这首《西江月》写的是作者夜行黄沙道中所经历的一个片段。在一个晴朗的江南夏夜，月光皎洁，照耀如同白昼，栖息在绿树枝杈上的乌鹊，以为曙光照临了，“呀呀”地惊飞而起，从这一枝跳到那一枝，弄得树枝还籁籁作响呢！当它发现自己判断错误时，才在另一根树枝上停息下来。清风徐来，树枝轻摇，惊得沉睡的夏蝉也在深夜里鸣叫起来。就在这醉人的晴朗月夜，我们的词人踽踽独行于黄沙道中，耳听着蝉鸣鹊叫，鼻闻着稻花的馥郁芳香，水国的骄子们似乎很理解我们词人欢悦的心情，于是为他奏起了欢快的交响曲。就从这青蛙的一片合唱声中，我们的词人已听到了丰收的消息。明月、清风、惊鹊、鸣蝉、稻香、蛙声，词人看到的、听到的、嗅到的、触觉到的，都是令人心旷神怡的，他全部身心都沉浸在江南夏夜的舒适之中，于是情不自禁地翘首遥望天际，那里只有稀疏的几颗星星挂在蔚蓝的天幕上。可是，“天有不测风云”，何况是江南的盛夏天气呢！不知什么时候，忽然飘来几片浮云，恶作剧似地洒下几点雨来。这突来的阵雨打破了词人的雅兴，使他不得不匆匆急步，躲避这夜来的飞雨。急于赶路，不暇四顾，路到溪桥一转弯，猛然抬头，嘿！一爿熟识的茅店就出现在土地庙的树林边。这简直是一幅优美动人、饶有情趣的江南山村盛夏月夜图！它充满诗情画意，给人以丰富的美的享受。
这幅江南山村月夜图，作者是运用哪些艺术手段来表现的呢？
首先在词调的选择上，作者选用了易于表现活泼欢快情绪的小令《西江月》。《西江月》词，为双调，五十字，上下阕各两平韵，结句各叶一厌韵。这首《西江月》的“蝉”“年”“前”“边”四字都在平声“先”韵内，而结句的“片”“见”两字虽属仄声，但在词韵中也属同部。这样平仄韵同部互协，可以增加词的声情之美，而这两个仄韵字都安排在上下阕的结句上，声调短促，戛然而止，使整首词更显得和谐有力。《西江月》每句字数大致整齐，为六、六、七、六句式。上下阕开头两个六字句，易于对偶。这首《西江月》上下阕开头两句对偶都很工稳。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关于“别枝”的解释问题。据我所看到的，大致有三种解释：一种是释“别”为“离开”，这里又有两种细微的不同说法，一是说月光“离别了树枝”，一是说乌鹊“离开枝头”；第二种是释“别枝”为“斜出的树枝”；第三种是释“别枝”为“另一枝”。我认为第三种解释是比较好的。因为“明月”两句对仗十分工稳。“明月”对“清风”，都是自然景象，真可谓清风明月不用一钱买；“惊鹊”对“鸣蝉”，“惊”“鸣”都是动词，而且都有使动的意思，“鹊”“蝉”皆属能飞善鸣的动物；“别枝”对“半夜”，“枝”“夜”都是名词，“半”在这里作形容词用，“别”亦应是形容词，若作动词，则与“半夜”不对偶。再说，词的下阕开头两句：“七八个星天外，两三点雨山前”，数量词对数量词，名词对名词，方位词对方位词，对仗非常工整。怎么能够设想，精通词学的辛弃疾会在同一首词的对偶处出现不对偶的现象呢？其实，这里的“别枝”，与唐代方干《寓居郝氏林亭》诗之“蝉曳残声过别枝”中的“别枝”是一个意思。苏轼的“月明惊鹊未安枝”（见《次韵蒋颖叔》《杭州牡丹……》两诗），周邦彦的“月皎惊乌栖不定”（《蝶恋花 早行》），说的也是明月使鹊惊起，不能安栖，意境也是相同的。
其次，是作者采用了侧面烘托和动静相映的表现手法。明月、清风、稻花、星雨、茅店、溪桥，原都是无情物，而惊鹊、鸣蝉、青蛙，自然也不会有人的感情。但对这些客观景物的描写，却可以反映出作者的思想和心情。对于夜行黄沙道中的作者来说，他所看到、听到、嗅到、触到、感觉到的一切，都是令人心情舒畅、欢欣鼓舞的。整首词的中心是“说丰年”，而着重表现的是作者因年丰而引起的欢快情绪。词的上阕着重于“面”的渲染，一、二两句静中有动，而偏重于静境的描绘，鹊惊、蝉鸣，则愈益显出环境的幽静；三、四两句动静交混，而着重于动静的点染，蛙声一片，稻香一片，都是为了突出“说丰年”三字。上阕对“面”的渲染，已形成欢快喜悦的氛围。词的下阕则着重于“点”的刻画。作者选取了夜行途中一个带有戏剧性的特写镜头，犹如在平静的湖面上投入一颗石子，激起层层涟漪。这个妙趣横生的小插曲，使全词声情为之一扬。词的下阕一、三两句写静，二、四两句写动，而一、二句的“四二”句式，节奏轻快，跌宕起伏，末句的“转”字、“忽”字，更使作者的喜悦心情跃然纸上。夜来飞雨，并没有使作者懊恼、扫兴，相反，更增加了词人的兴致。有的同志认为“七八个星天外”是“写云层之密”，只是从云层里透漏出来七八个星星。但从整首词看，这样解释则缺乏情致。这一句是和词的首句相照应的，写的正是“月明星稀”的实景。黄遵宪《早行》诗：“东方欲明未明色，北斗三点两点星。”写的也是这种情景。如果云层很厚很密，那么酝酿时间必然较长，星星只能透漏出七八个，那么月亮定是黯淡无光了，这样作者思想上必然早有防雨的准备，这与上阕所描写的悠然恬适的心境是不相称的。再说，作者经常来往于黄沙道中，对沿途景物非常熟悉，如早有准备，那结句的“忽”字就无着落。盛夏时节，天气多变，刚才还是月明星稀，清风徐徐，想不到刹那间飞来几片乌云，接着撒下“两三点雨”，作者猝不及防，不暇思索而匆忙躲雨，及至“路转溪桥”，“旧时茅居”才蓦然出现在眼前。“忽”字在这里用得是很传神的。所以我说这是“夜来飞雨”，是盛夏的阵雨。如果是未雨绸缪，大雨将至，那就未免有点大煞风景了，而与整首词轻快活泼的情调也不和谐。五代卢延让《松寺》诗云：“两三条电欲为雨，七八个星犹在天。”唐李山甫《寒食》诗亦云：“有时三点两点雨，到处十枝五枝花。”辛弃疾在遣词用字上显然是受了他们的影响，但不能据此断定“七八个星”是由“云层之密”所致。
再次，全词用语明白如话，而又灵活多变，这是为了更好地表现轻快活泼的情调。辛词好用典，好发议论，但这首小词，作者一不用典，二不发议论，而是采用白描的手法，把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感如实地描写出来，清新活泼，摇曳多姿，表现了作者对农村生活的热爱，使人读来感到异常亲切自然。应该说，像辛弃疾《西江月》这样描写农村风光的抒情小词，在整个古典词中是不可多得的。（张忠纲）
赏析四:
本篇是作者闲居上饶带湖时期的名作。它通过自己夜行黄沙道中的具体感受，描绘出农村夏夜的幽美景色，形象生动逼真，感受亲切细腻，笔触轻快活泼，使人有身历其境的真实感，这首词反映了辛词风格的多样性。
上片写晴，用的是"明月"、"清风"这样惯熟的词语，但是，当它们与"别枝惊鹊"和"半夜鸣蝉"结合在一起之后，便构成了一个声色兼备、动静咸宜的深幽意境，人们甚至忽略了这两句的平仄和对仗的工稳了。"月"和"惊鹊"，"风"和"鸣蝉"并非事物的简单罗列，而是有着内在的联系和因果关系的。三、四两句承上，作者抓住夏夜农村最具有特点的事物，进一步加以生发。因为夜里的能见度是有限的，所以作者的感受主要不是靠眼睛来摄取，有时还要靠嗅觉和听觉这些器官来加以捕捉?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就是从嗅觉和听觉这两方面来加以描写的。这是词中的主脑，是笼罩全篇的欢快和喜悦心情产生的根源之所在。上片虽然写的是夜晴，但却已经埋伏着雨意了。有丰富农村生活经验的人，似乎可以从"稻花香"里，从"蛙声一片"之中嗅到和听到骤雨将临的信息。
下片笔锋一转，进人写雨。但写的不是雨中，而是雨前。首句写远望之所见："七八个星天外"，说明乌云四起，透过云隙可以看到稀疏的星光。这境界，与上片的气氛已有很大的不同了。第二句?两三点雨山前"，写的是骤雨初来，大雨将至的信息。既然，雨滴已经洒向山前，那么紧接着便会洒向山后的。作者的心情转而有些惶急了，于是很自然地引起想快些赶路或寻地避雨的心情。第三、四句写的就是这一心理活动："旧时茅店社林边，路转溪桥忽见。"因为作者平时经常往来于黄沙道中，明叨知道树林旁边有一茅草小店，但此时因为是在夜里，再加上心慌，却忽然不见了。可是，过了小溪上的石桥，再据个弯儿，那座旧时相识的茅店便突然出现在眼前，这该叫人多么高兴阿！
这首词充分反映了作者对丰收所怀有的喜悦之情以及他对农村生活的热爱。
作者介绍一:
辛弃疾（1140～1207）南宋词人。原字坦夫，改字幼安，别号稼轩居士。与苏轼齐名，并称苏辛。历城（今山东济南）人。出生前13年，山东一带即已为金兵侵占。绍兴三十一年（1161）率两千民众参加北方抗金义军，次年奉表归南宋。历任湖北、江西、湖南、福建、浙东安抚史。一生坚决主张抗击金兵，收复失地。曾进奏《美芹十论》，分析敌我形势，提出强兵复国的具体规划；又上宰相《九议》，进一步阐发《十论》的思想；都未得到采纳和施行。在各地任上他认真革除积弊，积极整军备战，又累遭投降派掣肘，甚至受到革职处分，曾在江西上饶一带长期闲居。光复故国的大志雄才得不到施展，一腔忠愤发而为词，由此造就了南宋词坛一代大家。
今存词629首，数量为宋人词之冠。词作题材广泛，风格多样，而以慷慨悲壮的爱国词为其主调。这类词中历来为人传诵之作有（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菩萨蛮）《书江西造口壁》等。写闲适生活的词数量最大，这类词往往于闲适中流露出莫可奈何的情绪，其精神仍与其爱国词一脉相通。如（沁园春）《带湖新居将成》、（水调歌头）《盟鸥》等许多词中都带有这种情绪。一部分写农村生活的词清新淳朴，语言浅近，如（清平乐）《村居》、（鹧鸪天）《戏题村舍》、（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浣溪沙）《常山道中即事》等都是生动的农村风情画。辛词中也有写爱情的词，如（清平乐）“春宵睡重”就写得缠绵婉转，颇能动人。辛弃疾诗今存133首，内容和风格大体上亦如其词。辛弃疾文今存17篇，多为奏议启札等应用文字，颇能见出辛弃疾的见解和谋略。
辛弃疾词在宋代即已有多种版本，主要为4卷本和12卷本两种。4卷本名《稼轩词》，分为甲乙丙丁4集，宋刻本已不存，今有汲古阁影宋钞本及《唐宋名贤百家词》本。12卷本名《稼轩长短句》，宋刻本已无传，今传本通行者有四印斋刻本。1962年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出版今人邓广铭《稼轩词编年笺注》。1975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点校本《稼轩长短句》。
作者介绍二:
辛弃疾
辛弃疾有许多与陆游相似之处：他始终把洗雪国耻、收复失地作为自己的毕生事业，并在自己的文学创作中写出了时代的期望和失望、民族的热情与愤慨。但辛弃疾也有许多与陆游不同的地方：他作为一个具有实干才能的政治家，曾经获得相当高的地位，他对抗金事业的追求，不像陆游那样主要出于一腔热情；作为一个英雄豪杰式的人物，他的个性要比陆游来得强烈，他的思想也不像陆游那样“纯正”；他的理想，不仅反映了民族的共同心愿，而且反映了一个英雄之士渴望在历史大舞台上自我完成的志向；因此，在文学创作方面，他不像陆游喜欢写作诗歌尤其是格式严整的七律，而是把全部精力投入词这一更宜于表达激荡多变的情绪的体裁。他的词集《稼轩长短句》，保存了词作六百多首。
一、辛弃疾的生平与创作
辛弃疾（1140—1207）字幼安，号稼轩，历城（今山东济南）人。他比陆游小十五岁，出生时北方久已沦陷于女真人之手。他的祖父辛赞虽在金国任职，却一直希望有机会“投衅而起，以纾君父所不共戴天之愤”，并常常带着辛弃疾“登高望远，指画山河”（《美芹十论》），同时，辛弃疾也不断亲眼目睹汉人在女真人统治下所受的屈辱与痛苦，这一切使他在青少年时代就立下了恢复中原、报国雪耻的志向。而另一方面，正由于辛弃疾是在金人统治下的北方长大的，他也较少受到使人一味循规蹈矩的传统文化教育，在他身上，有一种燕赵奇士的侠义之气。
绍兴三十一年（1161），金主完颜亮大举南侵，在其后方的汉族人民由于不堪金人严苛的压榨，奋起反抗。二十二岁的辛弃疾也聚集了二千人，参加由耿京领导的一支声势浩大的起义军，并担任掌书记。当金人内部矛盾爆发，完颜亮在前线为部下所杀，金军向北撤退时，辛弃疾于绍兴三十二年（1162）奉命南下与南宋朝廷联络。在他完成使命归来的途中，听到耿京被叛徒张安国所杀、义军溃散的消息，便率领五十多人袭击敌营，把叛徒擒拿带回建康，交给南宋朝廷处决。辛弃疾惊人的勇敢和果断，使他名重一时，“壮声英概，懦士为之兴起，圣天子一见三叹息”（洪迈《稼轩记》）。宋高宗便任命他为江阴签判，从此开始了他在南宋的仕宦生涯，这时他才二十三岁。
辛弃疾初来南方，对朝廷的怯懦和畏缩并不了解，加上宋高宗赵构曾赞许过他的英勇行为，不久后即位的宋孝宗也一度表现出想要恢复失地、报仇雪耻的锐气，所以在他南宋任职的前一时期中，曾热情洋溢地写了不少有关抗金北伐的建议，像著名的《美芹十论》、《九议》等。尽管这些建议书在当时深受人们称赞，广为传诵，但已经不愿意再打仗的朝廷却反映冷淡，只是对辛弃疾在建议书中所表现出的实际才干很感兴趣，于是先后把他派到江西、湖北、湖南等地担任转运使、安抚使一类重要的地方官职，去治理荒政、整顿治安。这显然与辛弃疾的理想大相径庭，虽然他干得很出色，但由于深感岁月流驰、人生短暂而壮志难酬，内心却越来越感到压抑和痛苦。
然而现实对辛弃疾是严酷的。他虽有出色的才干，他的豪迈倔强的性格和执着北伐的热情，却使他难以在畏缩而圆滑、又嫉贤妒能的官场上立足。他也意识到自己“刚拙自信，年来不为众人所容”（《论盗贼札子》），所以早已做好了归隐的准备，并在江西上饶的带湖畔修建了园榭，以便离职后定居。果然，淳熙八年（1181）冬，辛弃疾四十二岁时，因受到弹劾而被免职，归居上饶。此后二十年间，他除了有两年一度出任福建提点刑狱和安抚使外，大部分时间都在乡闲居。
辛弃疾一向很羡慕啸傲山林的隐逸高人，闲居乡野同他的人生观并非没有契合之处；而且，由于过去的地位，他的生活也尽可以过得颇为奢华。但是，作为一个热血男儿、一个风云人物，在正是大有作为的壮年被迫离开政治舞台，这又使他难以忍受。所以，他常常一面尽情赏玩着山水田园风光和其中的恬静之趣，一面心灵深处又不停地涌起波澜，时而为一生的理想所激动，时而因现实的无情而愤怒和灰心，时而又强自宽慰，作旷达之想，在这种感情起伏中度过了后半生。
“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破阵子》），“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鹧鸪天》），在这些词句中，埋藏了他深深的感慨。宁宗嘉泰三年（1203），主张北伐的韩侂胄起用主战派人士，已六十四岁的辛弃疾被任为绍兴知府兼浙东安抚使，年迈的词人精神为之一振。第二年，他晋见宋宁宗，激昂慷慨地说了一番金国“必乱必亡”（《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并亲自到前线镇江任职。
但他又一次受到了沉重打击，在一些谏官的攻击下被迫离职，于开禧元年（1205）重回故宅闲居。虽然后两年都曾被召任职，无奈年老多病，身体衰弱，终于在开禧三年秋天溘然长逝。
虽然，自中原失陷以来，表现对于民族耻辱的悲愤，抒发报国热情，已经成为文学的中心主题，辛弃疾的词在其中仍然有一种卓尔不群的光彩。这不仅因为辛弃疾生长于被异族蹂躏的北方，恢复故土的愿望比一般士大夫更为强烈，而且因为他在主动承担民族使命的同时，也在积极地寻求个人生命的辉煌，在他的词中表现出不可抑制的英雄主义精神。
在抒发报国之志时，辛弃疾的词常常显示出军人的勇毅和豪迈自信的情调，像“要挽银河仙浪，西北洗胡沙”（《水调歌头》），“马革裹尸当自誓，蛾眉伐性休重说”（《满江红》），“道男儿到死心如铁。看试手，补天裂”（《贺新郎》）
等等，无不豪情飞扬，气冲斗牛。对那些与自己一样勇于报国的志士，他由衷地加以赞美，与之同声相应，彼此勉励，如《水龙吟·甲辰岁寿韩南涧尚书》的慷慨热情，全然不同于一般俗滥的祝寿词：
渡江天马南来，几人真是经纶手？长安父老，新亭风景，可怜依旧。夷甫诸人，神州沉陆，几曾回首？算平戎万里，功名本是，真儒事，公知否？况有文章山斗，对桐阴满庭清昼。当年堕地，而今试看，风云奔走。
绿野风烟，平泉草木，东山歌酒。待他年，整顿乾坤事了，为先生寿。
而对于庸俗圆滑、面对民族危亡无所作为的官僚，辛弃疾有一种出于本能的厌恶，在《千年调》中他勾勒了这类人物的丑态：“卮酒向人时，和气先倾倒。最要然然可可，万事称好。”
然而正是这样的人充斥官场，把持权位，引导着一条苟且偷安的道路。他愤慨地写道：“千古李将军，夺得胡儿马。李蔡为人在下中，却是封侯者。”（《卜算子》）
当辛弃疾带领不多的人马冲过战场烽火来到南方时，怀着满腔热血，渴望一展宏图，却不料从此陷落在碌碌无为的境地，这使他感到难以忍受的苦闷和悲愤。在他南归的第十二年重游当年南归的首站建康时，他写下了著名的《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
楚天千里清秋，水随天去秋无际。遥岑远目，献愁供恨，玉簪螺髻。落日楼头，断鸿声里，江南游子。把吴钩看了，栏干拍遍，无人会，登临意。休说鲈鱼堪脍，尽西风、季鹰归未？求田问舍，怕应羞见，刘郎才气。可惜流年，忧愁风雨，树犹如此！倩何人，唤取红巾翠袖，揾英雄泪。
这是对山河破碎的悲哀，对壮志成空的悲哀；岁月无情地流去，因这种悲哀更显得怵目惊心。然而即使词人在写他的孤独和悲哀，写他的痛苦和眼泪，我们仍然看到他以英雄自许、绝不甘沉没的心灵。而直到他晚年出任镇江知府时，所作《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仍是一面浩叹“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一面追忆自己青年时代的战斗生涯，表示出不甘衰老、犹有可为的壮烈情怀：
四十三年，望中犹记，烽火扬州路。可堪回首，佛狸祠下，一片神鸦社鼓。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
这种永远不能在平庸中度过人生的英雄本色，伴随了辛弃疾的一生，也始终闪耀在他的词中。它奏响了宋词的最强音。
另一方面，无可奈何的处境和同样无可奈何的心境，使辛弃疾和陆游一样，不得不在乡居生活中寻求排遣苦闷的途径。他是受老庄思想影响很深的，曾自述“案上数编书，非庄即老”（《感皇恩》）。老庄哲学让他暂时忘怀世间的烦恼，贴近自然与日常生活，感受并在词中表现“一壑一丘”中所蕴涵的哲理与美感。而由于个性和审美趣味的不同，他的这一类词作不像陆游诗那样偏向于古朴淡雅，而是清新秀丽、活泼灵动。如《清平乐》写农家生活的情调：
茅檐低小，溪上青青草。醉里吴音相媚好，白发谁家翁媪？大儿锄豆溪东，中儿正织鸡笼，最喜小儿无赖，溪头卧剥莲蓬。
《西江月·遣兴》写自己放旷的生活：
醉里且贪欢笑，要愁那得功夫。近来始觉古人书，信着全无是处。昨夜松边醉倒，问松“我醉何如”。只疑松动要来扶，以手推松曰“去”。
但这类词作，并不意味着辛弃疾悲愤的心境随着年岁的增长与生活的闲适而谈化。这只是一时的忘情，也是悲愤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只要读一下著名的《丑奴儿·书博山道中壁》就可以知道了：
少年不识愁滋味，爱上层楼。爱上层楼，为赋新词强说愁。而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
正是因为他经历了许多世事沧桑，积蓄了太多太深的苦闷，深知人生的无奈，才“欲说还休”。他只能在恬静的田园乡村中为自己的感情寻找寄寓，抚慰饱受创伤的心灵，这是一个英雄人物在一个平庸苟且的社会中的不得已的选择。理解这一点，才能明白辛弃疾写这一类词时真正的心态。
二、辛词的艺术创造
宋词在苏轼手中开创出一种豪放阔大、高旷开朗的风格，却一直没有得到强有力的继承发展。直至南渡之初张元干、张孝祥、叶梦得、朱敦儒等人以抗金雪耻为主题的词，才较多继承了苏轼的词风，起到一种承前启后的作用。但他们的这一类词作，主要是在特殊的时代背景下为内心激情所支配的结果，而没有成为有意识的艺术追求，也没有更大幅度地向其他题材拓展，所以成就不是很高。到辛弃疾出现在词坛上，他不仅沿续了苏词的方向，写出许多具有雄放阔大的气势的作品，而且以其蔑视一切陈规的豪杰气概，和丰富的学养、过人的才华，在词的领域中进行极富于个人特色的创造，在推进苏词风格的同时也突破了苏词的范围，开拓了词的更为广阔的天地。
辛词和苏词都是以境界阔大、感情豪爽开朗著称的，但不同的是：苏轼常以旷达的胸襟与超越的时空观来体验人生，常表现出哲理式的感悟，并以这种参透人生的感悟使情感从冲动归于深沉的平静，而辛弃疾总是以炽热的感情与崇高的理想来拥抱人生，更多地表现出英雄的豪情与英雄的悲愤。因此，主观情感的浓烈、主观理念的执着，构成了辛词的一大特色。在他的词中，如“将军百战身名裂。向河梁、回头万里，故人长绝。易水萧萧西风冷，满座衣冠似雪。正壮士、悲歌未彻” （《贺新郎》），“夜半狂歌悲风起，听铮铮、阵马檐间铁。南共北，正分裂”（《贺新郎》），乃至“恨之极，恨极销磨不得。苌弘事、人道后来，其血三年化为碧”（《兰陵王》），都是激愤不能自已的悲怨心声，如“天风海雨”，以极强烈的力度震撼着读者的心灵。辛弃疾也信奉老庄，在词中作旷达语，但他并不能把冲动的感情由此化为平静，而是从低沉甚至绝望的方向上宣泄内心的悲愤，如“元龙老矣，不妨高卧，冰壶凉簟。千古兴亡，百年悲笑，一时登览”（《水龙吟》）， “甚矣吾衰矣。怅平生、交游零落，只今余几。白发空垂三千丈，一笑人间万事”（《贺新郎》），“身世酒杯中，万事皆空。古来三五个英雄，雨打风吹何处是，汉殿秦宫”（《浪淘沙》），这些表面看来似旷达又似颓废的句子，却更使人感受到他心中极高期望破灭成为绝望时无法销磨的痛苦。
而他的英雄的豪壮与绝望交织纽结，大起大落，反差强烈，更形成瀑布般的冲击力量。如《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从开头起，一路写想象中练兵、杀敌的场景与气氛，痛快淋漓，雄壮无比。但在“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之后，突然接上末句“可怜白发生”，点出那一切都是徒然的梦想，事实是白发无情，壮志成空，犹如一瓢冰水泼在猛火上，令人不由得惊栗震动。
在意象的使用上，辛弃疾也自有特点。他一般很少采用传统词作中常见的兰柳花草及红粉佳人为点缀；与所要表达的悲凉雄壮的情感基调相吻合，在他的笔下所描绘的自然景物，多有一种奔腾耸峙、不可一世的气派。如“峡束苍江对起，过危楼、欲飞还敛”（《水龙吟》），“谁信天峰飞堕地，傍湖千丈开青壁”（《满江红》）；他所采摭的历史人物，也多属于奇伟英豪、宕放不羁，或慷慨悲凉的类型，如“射虎山横一骑，裂石响惊弦”的李广（《八声甘州》），“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的刘裕（《永遇乐》），“年少万兜鍪，坐断东南战未休”的孙权（《南乡子》）等等。这种自然和历史素材的选用，都与词中的感情力量成为恰好的配合，令人为之感奋。
所以，同属于豪放雄阔的风格，苏轼词较偏于潇洒疏朗、旷达超迈，而辛词则给人以慷慨悲歌、激情飞扬之感。
不过，以上只是指辛弃疾词中主流部分的艺术风格而言。
辛弃疾在词史上的一个重大贡献，就在于内容的扩大，题材的拓宽。他现存的六百多首词作，写政治，写哲理，写朋友之情、恋人之情，写田园风光、民俗人情，写日常生活、读书感受，可以说，凡当时能写入其他任何文学样式的东西，他都写入词中，范围比苏词还要广泛得多。而随着内容、题材的变化和感情基调的变化，辛词的艺术风格也有各种变化。虽说他的词主要以雄伟奔放、富有力度为长，但写起传统的婉媚风格的词，却也十分得心应手。如著名的《摸鱼儿·淳熙己亥……》，上阕写惜春，下阕写宫怨，借一个女子的口吻，把一种落寞怅惘的心情一层层地写得十分曲折委婉、回肠荡气，用笔极为细腻。他的许多描述乡村风光和农人生活的作品，又是那样朴素清丽、生机盎然。如《鹧鸪天》的下阕：
“山远近，路横斜，青旗沽酒有人家。城中桃李愁风雨，春在溪头荠菜花。”以及《西江月》的下阕：“七八个星天外，两三点雨山前。旧时茅店社林边，路转溪桥忽见。”于简朴中见爽利老到，是一般人很难达到的境界。所以刘克庄《辛稼轩集序》说：“公所作，大声鞺鞳，小声铿鍧，横绝六合，扫空万古，自有苍生以来所无。其秾纤绵密者，亦不在小晏、秦郎之下。”这是比较全面也比较公允的评价。
辛弃疾和苏轼在词的语言技巧上都是有力的开拓者。前人说苏轼是以诗为词，辛弃疾是以文为词，这当然有些简单化，但确实也指出：到了辛弃疾手中，词的语言更加自由解放，变化无端，不复有规矩存在。在辛词中，有非常通俗稚拙的民间语言，如“些底事，误人那。不成真个不思家”（《鹧鸪天》），“近来愁似天来大，谁解相怜？谁解相怜，又把愁来做个天”（《丑奴儿》），也有夹杂许多虚词语助的文言句式，如“不知云者为雨，雨者云乎”（《汉宫春》），“不恨古人吾不见，恨古人不见吾狂耳”（《贺新郎》）；有语气活跃的对话、自问自答乃至呼喝，如“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南乡子》），“杯，汝来前！”（《沁园春》）也有相当严整的对句，如“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破阵子》）
……。概括起来说，辛词在语言技巧方面的一大特色，是形式松散，语义流动连贯，句子往往写得比较长。文人词较多使用的以密集的意象拼合成句、跳跃地连接句子构成整体意境的方式，在辛词中完全被打破了。但并不是说，辛弃疾的所谓“以文为词”不再有音乐性的节奏。在大量使用散文句式、注意保持生动的语气的同时，他仍然能够用各种手段造成变化的节奏。如《水龙吟》中“落日楼头，断鸿声里，江南游子。把吴钩看了，栏干拍遍，无人会，登临意”，意义联贯而下，在词中是很长的句子，但却是顿挫鲜明，铿锵有力，决不是把一段文章套在词的形式中而已。
辛词在语言技巧方面的又一大特色，是广泛地引用经、史、子各种典籍和前人诗词中的语汇、成句和历史典故，融化或镶嵌在自己的词里。这本来很容易造成生硬艰涩的毛病，但是以辛弃疾的才力，却大多能够运用得恰到好处、浑成自然，或是别有妙趣，正如清人刘熙载《艺概》所说：“任古书中理语、廋语，一经运用，便得风流”。以《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一篇为例，百余字的篇幅，叙及孙权、刘裕、刘义隆、拓跋焘、廉颇五个历史人物的事迹，而与作者所要表达的主观情感、意念丝丝入扣；不仅内涵极为丰厚，而且语气飞动，神情毕露，实在是不容易的事情。
当然，辛弃疾的词时常也有过分散文化、议论太多，以及所谓“掉书袋”即用典用古语太多的毛病，但不管怎么说，他确实把词大大地改造了；他的词不仅是 “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而且是任何“意”和“事”都能表达得很自由很充分。这样，词的创作才完全摆脱了羁绊，进入了自由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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