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在这里所说的，是他“公天下”的理想的内容的一部分。《六逆论》可以说是《封建论》的补充。在封建制下，一个国君是世袭的，在他下面的卿大夫那些大小贵族，都是世袭的，都是国君的亲和旧。郡县制就是要打破这一种贵族世袭的制度。在郡县制下，远的就要间亲，新的也就是要间旧。

《六逆论》又说：“噫！古之言理者罕能尽其说。建一言，立一辞，则臲卼而不安。谓之是可也，谓之非亦可也，混然而已。教于后世，莫知其所以去就。明者慨然将定其是非，则拘儒瞽生，相与群而咻之，以为狂为怪。而欲世之多有知者，可乎？夫中人可以及化者，天下为不少矣。然而罕有知圣人之道，则固为书者之罪也。”

柳宗元在这篇文章里，反对盲从“古训”，沉痛地说出了反复古主义的人所受的压力，以及他们所有的困难。柳宗元指出，复古主义者所用的武器就是书。其实，书里边的话，有许多是错误的，不妥当的，怎样解释都可以，以致于造成人们的思想上的混乱。这是书的罪过，也是复古主义者的罪过。柳宗元在这里所讲的，是他自己同复古主义者作坚决斗争的经过和经验。

柳宗元又作有一篇《天爵论》。(《唐柳先生集》卷三)论中说：“仁义忠信，先儒名以为天爵，未之尽也。夫天之责斯人也，则付刚健、纯粹于其躬，倬为至灵，大者圣神，其次贤能，所谓贵也。刚健之气钟于人也为志。……纯粹之气注于人也为明。……明离为天之用，恒久为天之道。举斯二者，人伦之要尽是焉。……然则圣贤之异愚也，职此而已。使仲尼之志、之明，可得而夺，则庸夫矣。授之于庸夫，则仲尼矣。若乃明之远迩，志之恒久，庸非天爵之有级哉。……道德与五常存乎人者也。克明而有常，受于天者也。……或曰：子所谓天付之者，若开府库焉量而与之耶？曰：否。其各合乎气者也。庄周言天曰自然，吾取之。”

意思就是说，从前的人说过，仁义忠信，是天给人的爵位。这个话，说的不够全面。人类是万物中最灵最贵的。天给人刚健、纯粹之气，最大的成为“圣神”，其次成为“贤能”。有些人所受的刚健之气比较多，其表现是“志”。意志坚强的人，有毅力能坚持。有些人所受的纯粹之气比较多，其表现为“明”。有“明”的人，特别聪明，长于理解和分析。《周易》的离卦说的是明，明、离是天的作用。《周易》的恒卦讲的是“志”，是坚持、恒久，是天的原则。关于人的各种事情，只要举出来“明”和“志”就够了。圣贤同愚人的分别，就在这两点上。如果把孔丘的“明”与“志”剥夺了，孔丘就是一般的人了。把“明”与“志”授与一般的人，一般的人就成为孔丘了。“明”有大小，有的“明”照得很远，有的明照得比较近。志也有大小。有的志，能够坚持很久，有的比较差一点。这说明，天爵也有等级。道德和仁义礼智信，是属于人这一方面的。聪明和坚持是属于天的那一方面，是人所受于天的。有人问，你说天给人以“明”和“志”，你的意思是不是说，天有这种仓库，打开仓库，称出一定的分量，把它交给人？回答说，不是这样。意思不过是说，人的某种天生的品质，跟某种气相合。庄子说，天是自然，这个话是可取的。

柳宗元在这里所讨论的问题是，道德原则是不是人的本性中所本有的？孟轲认为，仁义礼智信这些封建道德的原则，是人的本性中所本有的，是天给与人的，所以称为天爵。至于人在封建等级中的地位，那是人所安排的，不过是人爵。这是唯心主义的先验论。柳宗元批判了这种先验论，他指出，道德原则是属于人这一方面的事情。至于属于天的方面的事情，不过是人的聪明和毅力。他又说明，他所说天，是自然之天。他划清了天和人的界线，也就是划清了自然和社会的界线。这就有力地批判了孟轲的唯心主义先验论。

上面讲过，韩愈的《原性》认为仁义礼智信是人性中所本有的，他继承了孟轲的唯心主义先验论。柳宗元批判孟轲，也就是批判韩愈。在道德原则的来源这个问题上，柳宗元和韩愈作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柳宗元为惠能所作的碑文中说：“自有生物，则好斗夺，相贼杀，丧其本实，悖乖淫流，莫克返于初。孔子无大位，没以余言持世。更杨、墨、黄、老益杂，其术分裂。而吾浮图说后出，推离还源，合所谓生而静者。梁氏好作有为，师达摩讥之，空术益显。六传至大鉴。……其教人，始以性善，终以性善，不假耘锄，本其静矣。”(《曹溪第六祖赐谥大鉴禅师碑》，《唐柳先生集》卷六)

意思就是说，自从有生物以来，他们互相争夺，互相残杀，失了他们的本性，这样悖乱下去，不能回到他们的本性。孔子没有得到君位。他死以后，只有他的教训遗留下来，维持世界。经过杨朱、墨翟、黄帝、老子这些派别的扰乱，孔子的道理也分裂了。以后来了佛教，这才能够把离开本性的事情推回到它的本源。《礼记》中的《乐记》说：“人生而静，天之性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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